战时贝多芬

Mary

　　

　　图：富特文格勒指挥柏林爱乐乐团演出（作者供图）

　　笔者提及二十世纪着名指挥家富特文格勒（Wilhelm Furtw?ngler，一八八六─一九五四）指挥的舒曼交响曲，这次我们来谈谈他的贝多芬。像很多德国指挥家那样，富特文格勒对於贝多芬、布拉姆斯以及布鲁克纳等德奥作曲家作品（尤其是交响曲）的诠释与推广不遗余力，留下不少流传後世的精彩录音，其中便包括他在二战期间指挥柏林爱乐乐团录制的贝多芬第三以及第九交响曲。今天主要讲一讲第三。

　　一九三○年代希特勒建立纳粹政府，驱逐甚至屠杀德国境内的犹太人，更引起二战，将全世界卷入惶恐动荡之中。当时活跃在德国的犹太裔指挥家如布鲁诺．瓦尔特和克莱姆佩勒等人，纷纷避走他国，可是富特文格勒却选择留下来，於战时带领柏林爱乐如常演出并往欧洲他国巡演。二战之後，因为富特文格勒与纳粹和希特勒的暧昧关系（他曾经在希特勒生日当天指挥柏林爱乐演奏贝多芬第九交响曲），这位着名指挥曾接受盟军法庭的审判。

　　「在『希特勒的德国』不应该演奏贝多芬吗？在恐怖统治下的德国人民最需要、最渴望听到贝多芬的音乐，听到他旋律中的自由与爱。我不後悔留下来为他们演奏，不後悔留下来与他们共渡难关。」在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二日的审判庭上，富特文格勒曾这样陈述。後来，他被无罪释放。尽管至今仍对他在二战期间的政治倾向众说纷纭，但没有人能够否认，身为指挥家的富特文格勒在二战期间，对於贝多芬交响曲的理解日渐深刻，而他在战争期间留下的现场演出录音，与他在战前与战後的版本相比，都有显着分别。

　　贝多芬第三交响曲创作於一八○三至一八○四年间。早一两年时，作曲家已患有严重耳疾，甚至冒出自杀念头，写下海里根斯塔特遗嘱，最终，用作曲家本人的话说，「艺术将我拉回来」。这首四乐章交响曲，正创作於贝多芬与耳疾抗争并试图「扼住命运咽喉」的时期，充满昂扬向上、浪漫恣肆的意味。原本，作曲家希望将这部作品题献给拿破仑，却灰心於拿破仑的称帝，气冲冲地从乐谱上划去他的名字，改以「英雄」代称。

　　富特文格勒於战时欧洲演奏此曲，想及贝多芬创作时忿恨心境，又怎能不感慨？

　　我每隔一段时间，便会重温富特文格勒在一九四四年指挥柏林爱乐於维也纳金色大厅演出的「贝三」，尤其让我念念难忘的是其中的第二乐章。此乐章被冠以「葬礼进行曲」之名，肃穆庄严，长线条乐句的堆叠与铺排间透出幽怨哀伤的意味，又穿插由长笛领奏的诗意浪漫段落，见证贝多芬由古典向浪漫风格的转向。二战期间的富特文格勒指挥这一乐章的时候，尤其突显其庄严深沉的一面，映照指挥家彼时复杂微妙心境。人们面对时事动荡的惊慌与压抑，均在此乐章中显露无疑。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铜管声部。尽管今天我们听到的转录音质不佳，但柏林爱乐的铜管在其中仍异常抢耳，於一片安宁中骤起，予人平地惊雷之感。这是那个时代的独有音色，後人哪怕再用力想要模仿借鉴，却总归少了些悲怆与晦暗的意味。都说「时势造英雄」，这话用在古典音乐的情境中亦不无道理。我们固然相信「是金子总会发光」，但天时地利於其中扮演的角色同样难以忽视。

　　【华发网根据大公报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