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承梁启超 深得教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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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谢国桢晚年仍坚持学术研究

　　据谢国桢（一九○一至一九八二）忆述，一九二五年他考入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受业於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陈寅恪等大学问家，当中以梁启超教泽最多，情谊最深。

　　谢国桢毕业之後，孑然一身，幸蒙梁启超眷顾，着他前往天津自己的住所「饮冰室」，教导儿女思达、思懿等人，并且担任《中国图书大辞典》的主编助手。梁任公不但照顾了他的生计，连日後的历史研究道路，亦为他铺好。

　　学生长期紧随老师，深觉对方平易近人，待己犹如子侄，不吝赐教，当然心存感激。例如某次梁任公谈及苏东坡被贬儋耳（今海南岛）期间留下「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一诗，但谢国桢对此一无所知，老师不但没有丝毫鄙厌，反而由元佑党争讲起，让学生有一个梗概；又例如有一次梁任公雅兴大发，向儿女及谢国桢畅谈汉朝董仲舒《天人三策》。谢国桢眼看老师背诵如流，既惊诧，又盼羡。梁任公笑着对他说：「我不能背《天人三策》，又怎样能上万言书呢？」

　　谢国桢坦言，当年事师，自觉腹中空无点墨，但他坚持不耻求问的态度，遇有不懂，就开口发问，绝不假装知晓。（岂不知虚心求问根本是治学求进的不二法门？）此外，他全面做到「心勤、手勤、笔勤。听见老师说的我马上拿小本记下来。」（见「我的治学经历」一文，今附於《明末清初的学风》）

　　谢国桢喜欢研究明末清初的历史，原来也是拜梁任公所赐。事缘他年轻时用心捧读老师的《清代学术概论》及《近三百年学术思想史》。当然，连带清代江藩《汉学师承记》等书，亦一一读过，甚至着力研究过顾炎武、黄宗羲的思想。再者，他经常恭聆老师讲论明末清初的遗事，由此打下日後研究明清史的基础。

　　在治学态度方面，他把任公所说的一句话「战士死於沙场，学者死於讲座」视作遗训。

　　要不是梁任公从旁启迪，现身说法，谢国桢未必走上专研明末清初历史的道路，在这个范畴广惠後学。

　　【华发网根据大公报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