蝴蝶效应：王安石变法引发了北宋的灭亡

蜚语

公元1127年，当金兵的铁骑攻破了汴京城之后，正式宣告了建国167年北宋的灭亡。在很多人看来，北宋的灭亡是由金国的进攻直接导致的。诚然这是北宋灭亡的直接原因，但是造成北宋亡国的深层次原因，更多的还是来自于北宋自身。

北宋之亡，亡于腐败

造成北宋灭亡的自身原因有很多，诸如重文轻武、积贫积弱等等，但是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贪腐。军政贪腐是当时北宋不堪一击的根本原因，虽然宋军跟金有一定的差距，但是这样的差距并不是因为装备、数量造成的，而是在于军队的素质与管理。当时的宋军士兵员额不足、老弱者充斥其中、军事训练极不正常，将领贪财赎货、经商营利、中饱私囊、私役士兵、克扣军晌。

在这种情况下，宋徽宗还将军队交给了根本就不懂军事、只知讨好皇上的宦官童贯、高俅等人。根据《靖康要录》记载：“自恃昵幸，无所忌惮，身总军政，而侵夺军营，以广私第，多占禁军，以充力役，以致‘全废教阅’，‘缓急之际，人不知兵，无一可用’。”在童贯、高俅等人的带领之下，北宋军队的战斗力迅速下降。以至于后来面对金兵是不堪一击。

除了军政腐败之外，朝堂之上的腐败也是宋徽宗时代的一大问题。昏庸的宋徽宗在其在位时期，不仅重用了“六贼”，还好大喜功，沉迷女色，挥金如土，大肆修建。上梁不正下梁歪，在昏庸的宋徽宗的带领之下，所谓的“六贼”也援引亲故，广结党羽，卖官卖爵，贪污成风，既相互勾结，又针锋相对。“六贼”为了巩固自身地位，不惜大肆搜刮民脂民膏，以致于民不聊生。

到了宋徽宗执政晚期，宋徽宗本人才意识到整个国家的腐败之风已经给全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伤害。据《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载：“‘言路塞蔽，导谀日闻，恩幸持权，贪饕得志。’‘赋致，竭生民之财；戍役，困军伍之力。多作无益，侈靡成风。利源酤榷已尽，而谋利者尚肆诛求。’‘灾异，谪见而朕不悟，众庶怨怼而朕不知’。”这是宋徽宗退位之时，发布的《罪己诏》里面的一段记载，从这段记载当中，可以得知晚年的宋徽宗也意识到了正是由于自己的贪图享乐、放纵下属，才会造成北宋的腐败、衰亡。

腐败之兴，兴于变法

无论是宋徽宗，还是“六贼”，他们都是宋神宗跟王安石变法的支持者。同时“六贼”的崛起，也归功于他们变法派的身份。明朝时期知名学者商辂在其编撰的《续通鉴纲目》里面提出了：“汴宋之祸，始于神宗、安石，终于徽宗、蔡京。君子原情定罪，不当置神宗、安石于徽宗、蔡京之下”。

这样的观点在两宋宋时期更加普遍，宋徽宗时期的著名理学家杨时认为造成北宋贪污腐败的根源在于王安石。在他看来：“蔡京以绍述神宗为名，实挟王安石以图身利”。“致今日之祸者，实安石有以启之也”。南宋初年中兴名臣南宋赵鼎也曾说过：“至崇宁初，蔡京托名绍述，尽祖安石之政，以致大祸。”宋高宗赵构同样也认为：“今日之祸，人徒知蔡京、王黼之罪，而不知天下之乱，生于安石”。

如此众多的学者，名臣将北宋腐败、灭亡的根源指向王安石，其实是不无道理的。除了因为蔡京等人变法派的身份以外，更多的还在于，造成北宋贪污腐败风气的恰恰是王安石的变法。

王安石心忧大宋江山，推行的一系列富国强兵的变法改革本没有错。错就错在，王安石变法的部分措施，以及变法时下层官员推行变法措施时的“扭曲”。

比如在王安石变法措施当中，比较出名的“青苗法”。“青苗法”的初衷是在灾荒之年，由政府出面给农民低息贷款，让农民安稳地度过灾荒之年。这样就避免了之前老百姓在灾荒之年向地主借高利贷，避免老百姓家破人亡。但是在实际的推行当中，却变成了官员赚取暴利的工具。

据《宋史·司马光传》记载：“今出钱货民而敛其息，富者不愿取，使者以多散为功，一切抑配。恐其道负，必令贫富相保，贫者无可偿，则散而之四方，富者不能去，必责使代偿数 家之负。春算秋计，辗转日滋，贫者既尽，富者亦贫”。本来是帮助老百姓度过灾荒之年的政策，却在实际的推行当中，变成了强制推行。每一个县府每一年都要有贷款任务金额，如果将钱借给贫农，最后就达不到考核标准。于是底层官员便强迫那些中农、富农来贷款，本不需要贷款的中农、富农最终因为贷款而家道中落。然而这些贷款产生的利息最终却都流到了那些官员的口袋当中。

这样被扭曲的变法措施还有很多，而这些扭曲的变法措施则成为了官员们横征暴敛的工具，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之下，北宋的贪污腐败愈演愈烈。这也是为什么说，北宋之亡，亡于腐败；腐败之兴，兴于变法。

来源：搜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