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一流人物，一流法书

Mary

　　

　　图：清宫旧藏元天历元年（一三二八年）范氏岁寒堂刊本《范文正公集》（台北故宫博物院）

　　宋代是中华民族物质文明、精神文明都高度发达的时代，是当时世界上较为发达的国家。涌现出一代代精英知识分子，他们以自己的建树，丰富和提高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境界，留下宝贵的优秀文化遗产。故宫博物院与台北「故宫」、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着为数颇多、极为珍贵的宋贤遗墨，虽未必能全面反映他们每个人一生事迹，但或者是重要历史事件见证，或者代表宋代文化艺术成就。「人文历史」自今期起推出系列文章四篇，以就教於读者。

　　宋朝起完全通过科举选拔人才，由社会精英构建起完整的文官体系，中国人正式进入「精英政治」时代，引领世界政治文明发展。体制创新、用人制度改变，激发了优秀知识分子的使命担当，「以天下为己任」成为他们的普遍追求。北宋相对和平，涌现出以范仲淹、富弼等为代表的一批「以天下为己任」的国之栋梁；在范仲淹引导下成长起来的思想家张载，提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成为千古绝响。南宋山河破碎，内忧外患，民族英雄岳飞精忠报国，志在「还我河山」；文天祥以身殉社稷，留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千古绝唱。

　　文武双全 宋学一人

　　范仲淹（九八九至一○五二年），字希文，吴郡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北宋杰出政治家、军事家、教育家、思想家、文学家、书法家。他不仅在政治上有卓着建树，而且引领北宋士风，开创北宋文风，对辉煌灿烂的宋代人文思想、文化艺术有开创之功，集功业、道德、文章於一身。南宋思想家朱熹称：「范文正公自做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天地间气，第一流人物」；「本朝惟范文正公，振作士大夫之功为多」，「忠义之风，却是自范文正作成起来也。」（《朱子语类．本朝》）史学界称其为「宋学精神第一人」；毛泽东主席曾指出：「中国历史上有些知识分子是文武双全，不但能够下笔千言，而且是知兵善战。范仲淹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

　　古书划界一般认为，流传至今的范仲淹整件墨迹，主要包括一件书卷：《楷书道服赞卷》，故宫博物院藏；三件书劄，其中两件在故宫博物院：《行书远行帖》、《行书边事帖》，一件在台北故宫博物院：《行楷师鲁帖》（《宋诸名家墨宝册．宋范仲淹书尺牍》。以上都是清宫旧藏。笔者认为，散见於古代法帖中的范仲淹题跋，也是珍贵墨迹。例如《褚遂良摹〈兰亭叙〉》跋：「才翁（苏舜元，宋代诗人苏舜钦之兄）东斋所藏图书，尝尽览焉。高平范仲淹题。」其後为北宋稍後书法家王尧臣、米芾的跋，除反映了他的书法面貌，也说明他在宋代书法史是一流地位。这有限的几件遗墨，虽不能代表范仲淹作为书法家的艺术成就，却恰巧是他人生几个不同阶段所留，遗墨见证他「先天下之忧而忧」。

　　《道服赞卷》 清意洁身

　　《楷书道服赞卷》，纸本，小楷，七行共九十七字，纵三十四点八厘米、横四十七点九厘米。赞文开篇：「平海书记许兄制道服，所以清其意而洁其身也。同年范仲淹请为赞云」。

　　同时而年少於范的欧阳修（一○○七至一○七二年）撰神道碑记载，他於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一○一五年）进士及第。同科有这位许兄，还有《岳阳楼记》「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的滕宗谅（字子京）。由赞文可知，许为晋代旌阳令许逊後裔，许逊当年弃官学道，於洪州西山举家仙去，鸡犬升天。许兄时任平海（今福建泉州）书记，大概是不满官场庸俗，虽未弃官，但继承先祖道风，并特制道服一袭明志，决心清心寡欲、洁身自好。范仲淹就此阐发议论，与之共勉：

　　「道家者流，衣裳楚楚。君子服之，逍遥是与。虚白之室，可以居处。华胥之庭，可以步武。岂无青紫，宠为辱主。岂无狐貉，骄为祸府。重此如师，畏彼如虎。旌阳之孙，无忝於祖。」

　　赞文由道服外表，阐述道法自然、淡泊功名、不为利禄累及清白等内涵，以无愧祖先清名。宋人崇尚道教，例如北宋徽宗号称「道君皇帝」，自画像《听琴图》即着道袍。此帖是范仲淹传世唯一楷书作品，笔法清劲，结字端谨，颇有王羲之《黄庭经》、《乐毅论》遗意。书法史上认为：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元、明尚态（清梁巘《评书帖》）。宋代读书人深得晋人清峻超逸之风，尚意、尚韵，本质上是一致的。北宋稍晚书法家黄庭坚称：范文正公书，落笔痛快沉着，用笔扎实，是其最大特点。这是因为他真正理解晋唐书家，故「其鈎指回腕，皆入古人法度中」。欧阳修在神道碑里称范仲淹，「少有大节，於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常自诵曰：『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後天下之乐而乐也。』」这件早年墨迹，正是他「少有大节」的体现吧！

　　景佑知苏州 《行书远行帖》

　　范仲淹入仕後，授广德军司理参军，历迁兴化县令、秘阁校理、陈州通判、苏州知州等职，此时已是宋仁宗景佑元年（一○三四年），仁宗知其德才兼备，召还拜天章阁待制，又转任开封府知府。他更加感恩图报，不但尽心施政，而且对时政阙失、古今治乱安危等，为仁宗开说；并作《百官图》，评论当朝官员升降得当与否，献给仁宗。这惹恼了「最是个无能底人」（《朱子语类》）宰相吕夷简，二人当着仁宗面展开辩论。结果是范落职，外放饶州知州。事在景佑三年（一○三六年）。後又转任润州、越州。《行书远行帖》应是在景佑元年到二年任苏州知州时期遗墨：

　　「仲淹再拜，运使学士四兄：两次捧教，不早修答，牵仍故也；吴亲郎中经过，有失款待，乞多谢。吾兄远行，瞻恋增极，万万善爱，以慰贫交。苏酝五瓶，道中下药，金山盐豉五器，别无好物，希不责不宣。仲淹再拜，景山学士四哥座前。八月五日。」

　　此帖为纸本，纵三十一厘米、横四十一厘米。信的内容是人情交往的，说「我」接到四哥两封信，只因拖拖拉拉未能早日回信；日前吴亲郎中从此经过，也未能款待，望多多谢罪。获悉兄即将外出远行，兹奉上苏酝五瓶、金山盐豉五器，作旅途调药之用。没有别的好东西送您，望不要责怪，也不值得声张。根据东晋时期葛洪《肘後备急方》，苏酝、盐豉都是治疗南方湿热病的，都是吴中特产，故笔者推断落款为景佑元年八月五日。

　　此帖书法风格，与《楷书道服赞帖》的瘦硬方劲相似，但尺牍不像赞文那麽正规，因此书写时较为率意。

　　陕西招讨使 《行书边事帖》

　　宝元元年（一○三八年），党项人李元昊在兴庆（今宁夏银川）建立西夏，次年兴兵进犯北宋边境，一路攻至延州（今陕西延安）城下。范仲淹临危受命，康定元年（一○四○年）三月，仁宗召他回京师任天章阁待制、出知永兴军，後来这支部队被赐名「康定军」；七月升为龙图阁直学士，与韩琦共任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八月任命他为延州知州（延安市市长）、庆州（今甘肃庆州）知州。他采取战略方针是「屯田久守」，终於巩固了西北边防，至庆历二年（一○四二年）基本解除西夏威胁，李元昊对宋称臣。三年（一○四三年）初，仁宗召他回京，授枢密副使；八月，任命他为参知政事（副宰相）。南宋朱熹称：「若非范文正公，则西方之事，决定弄得郎当（不可收拾）。」（《朱子语类》）

　　大国、中央政权对付小国、地方割据政权入侵、作乱，最有效的战略是持久战，消耗敌人。後来明末袁崇焕在东北抗击後金也是如此；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主席《论持久战》，与此一脉相传。所以毛泽东格外理解范仲淹。《行书边事帖》即作於三年三月十日，时年五十五岁。

　　「仲淹再拜，知府刑部仁兄：伏惟起居万福。施乡曲之惠，占江山之胜，优哉乐乎。此间边事，夙夜劳苦。仗朝廷威灵，即目宁息，亦渐有伦序。乡中交亲，俱荷大庇，幸甚。师道之奇，尤近教育，乞自重、自重。不宣。仲淹拜上，知府刑部仁兄左右。三月十日。」

　　此帖为纸本，纵三十二厘米、横三十九厘米。信是写给苏州知府富严的。富严为大中祥符四年进士，以刑部郎中守乡郡，於庆历初出知苏州（《吴县志》），信上款「知府刑部」即指此。问候之後，首先感谢他对自己留在苏州亲属的照顾，「施乡曲之惠」，使他们得以继续在江南「占江山之胜，优哉乐乎。」接着简介自己西北军务：「此间边事，夙夜劳苦」，但仗着朝廷威灵，马上可以看到形势平息下来，社会恢复正常，乡亲们终於可以过上安定生活。最後回到对方，说仁兄对教育造诣深厚，望多保重。

　　邓州寄均州 《行楷师鲁帖》

　　庆历三年，范仲淹、富弼、韩琦、杜衍等忠良进入朝廷决策层，欧阳修、蔡襄、王素、余靖同为谏官，上下呼应。范仲淹上仁宗《答手诏条陈十事疏》，提出「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等，以整顿吏治为中心的十项改革主张。仁宗大部分嘉纳，推行「庆历新政」。南宋吕中《大事记讲义》称：「仲淹自陕西还朝，天子倚以为重，中外想望其功业。而仲淹以感激眷恋，以天下为己任，与富弼（时任宰相）日夜谋虑，兴治太平。」新政触犯了贵族官僚集团的利益，五年（一○四五年）初，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滕子京等人相继被排斥出朝廷，贬官外放，各项改革也被废止。范仲淹辗转历任邠州、邓州、杭州、青州等地知州。

　　《行楷师鲁帖》，又称《与尹师鲁劄》，在《宋诸名家墨宝》册中，台北「故宫」称《宋范仲淹书尺牍》。纸本，纵三十二点八厘米、横三十九点二，十一行一百字：

　　「仲淹顿首：李寺丞行，曾递中，亦领来教。承动止休胜。仲淹此中无，儿子病未得全愈，亦渐退减。田元均书来，专送上。近得扬州书，甚问师鲁，亦已报他贫且安也。暑中且得，未动亦佳。惟君子为能乐（天），正在此日矣。加爱，加爱，不宣。仲淹。师鲁舍人左右。四月二十七日。」

　　已有研究揭示，这封信是庆历六年（一○四六年）四月二十七日，范仲淹自邓州（今河南邓州）贬所，寄给时以崇信军节度副使任均州（今湖北丹江口市）监酒税的尹洙的。尹洙（一○○一至一○四七年），字师鲁，河南洛阳人，天圣二年进士，宋代文学家，与范仲淹同朝为官，并为挚友。范贬饶州时，尹上疏自言与仲淹义兼师友，当同获罪，於是被贬为崇信军节度掌书记，监郢州酒税。范出任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尹被起用为经略判官（助理），後为其部吏诬讼，贬监均州酒税。庆历六年尹洙病重，范奏请尹来邓州养病。尹到邓州不久病逝，後事托付给范仲淹。

　　「上察其忠」 御碑「褒贤」

　　范的同年滕子京也是德才兼备，范《举滕宗谅状》称其：「词才公器，周於致用」，因此极力保荐：「如无称效，及有所犯，臣甘当同罪。」范的玄孙范公偁着《过庭录》，记叙其父范直方所述家史，「滕子京负大才，为众忌嫉，自庆（州）帅谪巴陵，愤郁颇见辞色。」范想劝说他几句，苦於没有机会，正好子京来信求《岳阳楼记》。此时范自身也是刚经历由居庙堂之高，到处江湖之远的巨变。於是记中再次倡导：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後天下之乐而乐。

　　南宋绍定年间所修《（绍定）吴郡志》，记载范仲淹晚年事迹：他被保守派排挤，数次被贬谪，但「上察其忠」，不信谗言。他在迁任青州时已病重，皇佑四年（一○五二年）再迁颍州，是大家用肩舆抬着他赴任，行至徐州病逝，时年六十有四。仁宗追赠他为兵部尚书、楚国公，谥号「文正」，御笔亲题其墓碑碑额曰：「褒贤之碑」。他实践了「先天下之忧而忧」，但未来得及「後天下之乐而乐」。一代明君宋仁宗，一代先贤范文正，彪炳史册！

　　（作者为中国历史文化学者，北京市档案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