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视野看颜书之道

Mary

　　

　　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颜真卿名作《祭侄文稿》今年一月至二月在日本展出，图为《祭侄文稿》（局部）

　　最近，东京国立博物馆策划了一个引起广泛关注的书法特展「颜真卿，超越王羲之的名笔」，展品包括台北故宫博物院出借的颜真卿传世真迹《祭侄文稿》等珍品。据说已有数万中国观众为此专程赴日，一睹国宝真容。

　　颜真卿的颜体是书法入门的必修课，影响力不言而喻，但这次展览特别揭示的副标题「超越王羲之的名笔」，还是别有深意的。江苏人民出版社海外中国研究系列丛书在二○一八年正好翻译出版了美国堪萨斯大学倪雅梅（Amy McNair）教授所写的《中正之笔：颜真卿书法与宋代文人政治》，为我们探寻颜真卿在书法史上地位的形成提供了参考。

　　欧阳修力推颜体

　　在中国书法史上，王羲之无疑具有最重要的地位。从他去世不久的南朝时期起，宋明帝、梁武帝等帝王就推崇王氏的书法。到了唐代，唐太宗更是极力弘扬，皇室的提倡使得王羲之秀逸的书法成为全社会的共同审美标准。延续到宋代宫廷也依然如此，公元九九二年，宋太宗下令汇刻包罗传世书法精品的《淳化阁帖》，一共十卷，其中五卷专门收集王羲之、王献之的作品。

　　而颜真卿，虽然在唐代也小有书名，但地位远远不能和王羲之相比，在初刻的《淳化阁帖》中并没有任何一件颜真卿的作品。

　　颜书地位的提高和一场影响深远的思想文化运动相结合。早在中唐时期，韩愈就公开发出对王羲之书法的批评，他在《石鼓歌》中一面歌颂镌刻着高古大篆的石鼓，一面说「羲之俗书趁姿媚」。也正是韩愈，倡导古文运动，揭开了儒学复兴的序幕，强调文以载道的文艺观念，褒扬忠孝节义的儒家正统思想。

　　进入宋代以後，这些观念受到更广泛的拥护。欧阳修是北宋着名的文人领袖，他继承韩愈以来的思想运动，反对充满宫廷习气的西崑体文学，重修五代史，褒贬分明，对冯道这样历仕四朝的人物痛加驳斥。颜真卿在安史之乱中挺身而出，一门忠烈，三十年後以古稀高龄还赴叛乱藩镇劝降而不幸遇害，无疑是欧阳修心中完美的道德典范，他也成为颜真卿书法最有力的赞扬者，在欧阳修的《集古录》中收录了二十多种颜真卿书法作品，他一再赞颂颜真卿「颜公忠义之节皎如日月，其为人尊严刚劲，像其笔画」；「斯人忠义出於天性，故其字画刚劲独立，不袭前迹，挺然奇伟，有似其为人」。通观欧阳修对颜真卿书法的赞扬，多是与其人品相联系的。

　　欧阳修的身边围绕着一个有广泛影响的文人群体，他们的学习推崇进一步强化了颜真卿的书法地位。「苏黄米蔡」宋四家，无不推重颜真卿，也都从中取法。学得最深最像的是蔡襄，蔡襄的楷书有非常明显的颜真卿印记，而苏轼的性格气质似乎和忠厚持重的颜真卿不同，但也不妨碍他从颜体中汲取大量养分。苏轼有过一段着名的评论：「诗至於杜子美，文至於韩退之，画至於吴道子，书至於颜鲁公，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尽矣。」把颜真卿定格到了书法艺术顶峰的位置上。

　　《中正之笔》一书取「颜真卿书法与宋代文人政治」为副题，正是认识到中国古代艺术评论与政治传统的这种紧密关系。倪雅梅指出「颜真卿在书法史上的地位是被宋代文人集团有意识地创造出来的……这个集团中的人士出於某种特殊的政治需求，从而要将颜真卿的声望传递给子孙後代，因而他们也采纳了颜真卿的书风。」是欧阳修将颜体确认为儒家推崇的书法标准，通过欧阳修和蔡襄的共同努力，让颜体成为後代学者标准课程的一部分。通过这个文人集团，构建出「一位人品正直，并且写得一手端正规范字迹的儒家殉道者形象」，并一直流传至今。

　　倪雅梅进而总结道：「在中国文化的历史长河中，有许多古老的艺术都被政治手段进行了创造性的再解读，而宋代围绕颜真卿的艺术及其声望之间的争论不过只是其中一个段落罢了。」

　　人品决定书品？

　　颜真卿的书法艺术成就和他忠义凛然的道德品格有必然的联系吗？

　　字如其人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常识。中国书法的理论自觉可以追溯到汉代，现存下来的第一个关於书法的理论论断出自杨雄的《法言》，他就指出：「言，心声也，书，心画也」。两千多年以来，中国人确实普遍相信，一个具备良好品德的人会自然而然在其艺术作品中流露出作者的内在德性。

　　但这种人格与艺术品格的比附，在倪雅梅这样西方文化背景的学者眼中，却并不成立。她认为这种比附其实是一种性格学（Characterology），「是一种古老的伪科学，这种伪科学旨在通过对於美学修养的考察，来评估一个人的性格及其与官方要求之间的适应性。」这种性格学在西方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在很长一段时期里，人们相信人的体质分为胆汁质、黏液质、多血质、忧郁质等等，不同体质又先天决定了人的性格分类。

　　其实，翻看中国书法史，蔡京、王铎、董其昌这样在政治或私生活上名声不好的人，在书法上一样造诣甚高。事实足以证明，艺术的水平与人的道德水准、性格特点即使有一些联系，也应该不是必然的。

　　那为什麽大多数中国人还是不假思索地认同字如其人的观念，倪雅梅用性格学这样的西方学术概念来理解，未免圆凿方枘。这里其实隐含着中西方思想的一个区别，与西方思想重分类不同，东方思想重视普遍联系。中国传统哲学中有一个先验的基本理念，即认为宇宙中有贯穿一切的「道」，它在自然界、人类社会、个人生活乃至艺术作品等各种事物和现象中分别体现又一以贯之，月映万川，理一分殊。这个莫可名状的道不是客观无情的自然规律，还带着明确的道德判断，它指导着宇宙的运行，也可以充盈人的心灵，进而又在人的艺术作品中展露。

　　用现代人的角度看，这种把物理和伦理、心理与行为混而为一的形而上学，自然是不科学的。只是这种观念已经深藏在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里。

　　倪雅梅把宋代知识分子对颜真卿的推崇理解为一种政治，也是从西方语境出发的，其实并不完整。中国的儒家文化在君君臣臣的政治之外，有强烈的人本主义倾向，对个人的道德修养倾注了极大的关注，绝不亚於对政治秩序的强调。之所以认为艺术应该和人格相比附，是一种应然，而非实然，其意义不在於现实政治需要，而是把对书法绘画等艺术的研习，看成持之以恒的人格修养的一部分。或许这种对个人修为的高度关注在西方文化中缺乏对标，所以倪雅梅更多看到了政治意义。

　　几何学解构书法

　　《中正之笔》一书的主体部分是以颜真卿的一生为顺序的，介绍了颜真卿不同时期的书法作品、宋人评论和这些评论背後的政治文化背景。

　　原着是一本英文读物，倪雅梅在向西方读者介绍书法时使用的语言和方法对中国读者完全是另外一种感受。

　　我们熟悉的书法评论风格是这样的——朱长文是宋代书法评论家中拥护颜真卿的重要代表，他说颜书「点如坠石，画如夏云，鈎如屈金，戈如发弩，纵横有象，低昂有态。」而米芾说「颜真卿如项羽挂甲，樊哙排突，硬弩欲张，铁柱特立，卬然有不可犯之色。」即使如不无微词的李煜批评颜的书法，也说「有楷法而无佳处，正如叉手并足如田舍郎翁耳。」

　　这种描述全是比喻，全靠意会。

　　再看倪雅梅是怎麽叙述的。她说「颜真卿的字则更加平稳，呈现为矩形。」颜真卿把篆书「平、正、直、圆」的写法运用於楷书之上，「平是指横画几乎从顶部到底部，从一边到另一边都是水平的；正指的是笔画和笔画的相交处形成的直角；圆指的是一种用笔方式，在这种用笔方式的作用下，笔画以转笔的方式结束而未加调整；还有直指的是竖画要绝对地垂直。」

　　她比较颜真卿和苏轼临摹的字，说颜真卿的字「整体形状是方形的或者长方形的，在苏轼的作品中，所有的字都是由弯曲和倾斜的笔画组成，所以它们倾向於螺旋形和椭圆形。」

　　显然，倪雅梅用比较容易理解的几何知识来介绍评论颜真卿的书法。

　　除去西方阅读者需要更简单易懂的表述的原因外。这种书法评论语言的差别，其实也还是代表着文化上的差异。书法作为一种抽象的艺术，它的美来源於哪里？在西方审美者的眼中，更像是一种纯粹几何图形组合的节奏与变化，这是米罗这样的超现实主义艺术家所学习借鉴的。

　　而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因为我们相信一个共通的道贯穿一切，书者可能是从飞鸟出林，惊蛇入草、惊沙孤蓬和夏云奇峰这样的自然景象中寻找灵感，人们也乐於用这样的形容去描述书法作品，甚至从公主担夫争路，公孙大娘舞剑这样的事情上体验在艺术中的道。通观中国书法理论史，对笔法的描绘大都是用比喻来完成的，对笔法的道理的阐述则基本上可以当做哲学书来看。

　　所以，看一个西方学者评价中国书法艺术，在文本之外，颇能使人去思考文化背景差异对艺术欣赏的影响，更多些新角度、新视野。

　　【华发网根据大公报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