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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苏两「文忠」:政治同道,书文双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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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3-17 08:11:4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27歐蘇兩「文忠」:政治同道,書文雙傑.jpg

  「宋学精神」首先是宋代进步知识分子的精神境界,「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担当。范仲淹提倡「先天下之忧而忧,後天下之乐而乐」於前,文天祥高歌「天地之正气」於後,宋代士风、世风自始至终正气主导。范仲淹对宋朝士风发挥奠基和表率作用,首先是引荐起一批志士仁人,例如康定元年(一○四○年)上仁宗《举欧阳修充经略掌书记状》:「臣访於士大夫,皆言非欧阳修不可,文学才识,为众所伏。」二是作育张载等一代英才;三是「庆历新政」改革虽然失败,却开了此後王安石变法先声;四是为宋仁宗开说时政阙失、古今治乱安危等,启迪了後来司马光修《资治通鉴》。

  欧阳修(编者注:欧阳修《自书诗文稿卷》中其名用修,今人常将其名作修字,故下文统称欧阳修)本身是政治家、文学家、诗人、史学家,又提携引荐乃至拔擢了苏洵与苏轼、苏辙父子,及曾巩、张载、程颢、吕大钧,培养了包拯、韩琦、文彦博、司马光等。他提倡北宋诗文革新,开创一代文风,被誉为「一代文宗」。而苏轼始终忧国忧民,诗、文、书、画俱佳,其书法居宋四大书家: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之首,其绘画是古代「文人画」理论和「写意」画法的开创者。他任地方官多年,又作育了「苏门四学士」晁补之、秦观、黄庭坚、张耒等英才。

  改革受挫,两张「小帖」证修史

  综览宋贤书法可以发现,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等表表者,都是改革的提倡者和参与者。范仲淹是「庆历新政」提倡者,王安石是「熙甯新政」提倡者,二位是中国历史上着名改革家。欧阳修是「庆历新政」积极参与者,对王安石「熙甯新政」青苗法改革措施等却不尽赞同;苏轼虽不赞同王安石的变法措施,但却认同变法的实效,与王安石一直是朋友,皆「以天下为己任」。他们的文章、遗墨,不同程度反映了改革的艰辛和挫折。

  欧阳修(一○○七至一○七二年),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谥号「文忠」,吉州永丰(今江西永丰县)人,宋仁宗天圣八年(一○三○年)进士,但仕途并不顺遂,先是任类似如今机关文字秘书的九品官将仕郎。他小范仲淹十八岁,十年後的康定元年,在范仲淹等人大力举荐下被召回京,庆历三年(一○四三年)被任命为中书省(内阁)右正言、知制诰,成为皇帝的近臣,负责起草皇帝诏令。这一年,宋仁宗在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支持下推行「庆历新政」,欧阳是革新派得力干将。新政首要内容就是澄清吏治,反贪腐、裁冗员,以减轻人民的赋税负担,针对的就是如今人们津津乐道的宋代官员优惠待遇。新政冲击了官僚们既得利益,一年以後就被叫停。庆历五年(一○四五年),范、韩、富等相继被贬,欧阳修上书分辩,被贬为滁州(今安徽滁州)太守。在此他写下散文名篇《醉翁亭记》:「环滁皆山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以滁州山水之乐,排解改革受挫的愤懑。

  皇佑元年(一○四九年),仁宗召他回朝,先後任翰林学士、史馆修撰等职,与宋祁同修《新唐书》、自修《新五代史》。台北「故宫」《宋诸名家墨宝》册中《宋欧阳修付书局帖》两开,纸本,每开纵二十五点四厘米、横二十九点九厘米,是他主持修史时留给书局同事的两张字条:

  「本纪第四五定本、净本,并分付;第六已下,如未取得,速取之,恐妨点对。来日局中相见也。修拜白。」

  「脱错多,将定本卷子,细对净本。候来日商量写。」

  帖後有明代鉴赏家吴宽、书法家祝允明、文徵明的跋。吴推断,这是「欧阳文忠公修《(新)唐书》时审阅帝王「本纪」和「年表」时加的两张「小帖」。这推测合情合理,像金庸先生主编《明报》时,同事们就留下不少他的「手谕」字条。吴宽进一步指出,因为欧阳修的大名,人们对其片纸数字也倍加爱惜。祝、文说:後人仰慕先贤,相望千载,看不见他们的音容笑貌,只能读到他们的文章。如今竟能获其手笔而瞻仰观摩,简直不可思议。与欧阳文忠公同时的苏轼、黄庭坚留下墨蹟较多,唯独他老人家的绝少。见到这两张字条,就像与他老人家相会一场。

  《宋史》记载他生前即名声远扬,仁宗至和二年(一○五五年),他奉命出使北方辽国南京(今北京城),祝贺辽道宗耶律洪基继位。耶律洪基予以格外礼遇,赐御宴时特派尚父燕王萧孝友等四位重臣作陪,说:「此非常制,以卿名重故尔。」

  欧阳修因诗文名气太大而淹没了书名。其实他对书法乃至文字学颇有造诣,学书主张在临摹基础上自出新意,自己是由唐代书法家李邕学得笔法,但为字绝不相类。实际上他的书法还综合了唐欧阳询、颜真卿书法之长,结体有颜书的宽绰,笔势则取欧书的险劲,润以高远境界、卓越才学,因而字体新丽,自成一家。无论长篇大论还是简单便条,他写字总不脱楷书笔意,用笔横轻竖重,提按顿挫分明,结字严谨,清逸脱俗,平静而内蕴灵动。苏轼称他,「用尖笔乾墨,作方阔字,神采秀发,膏润无穷,後人观之,如见其清眸丰颊,进趋晔如也。」正是由字迹而想到老师的人品、才思、风度。

  翰林当值,诗稿、书启见变迁

  苏轼(一○三七至一一○一年),字子瞻,又字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谥号也是「文忠」,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嘉佑元年(一○五六年)益州(今四川成都)太守张方平,将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推荐给翰林学士欧阳修,次年正月欧阳修以「知贡举」参与主持进士考试,考官梅尧臣荐予欧阳修,置第二名。正式入仕後的熙宁(一○六八至一○七七年)初年,正是宋神宗倚重王安石大力推行新法之时,苏轼以政见及师门原因反对新法,被调任杭州通判三年,後调任密州(山东诸城)、徐州、湖州等地知州。元丰二年(一○七九年)到湖州不满三月,御史中丞李定、舒亶、何正臣等在其《湖州谢上表》及诗文里寻章摘句,以「文字毁谤君相」罪名将其下狱,几次面临判死。幸亏王安石一句诤言:「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救他一命,获释後被降职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市)团练副使。元丰八年(一○八五年)宋哲宗继位後,召苏轼回京。与当初老师欧阳修类似,也被任命为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二人先後留下在翰林院值班的诗文墨蹟。

  辽宁省博物馆藏欧阳修《行书自书诗文手稿》纸本,纵三十点五厘米、横六十六点二厘米,为《欧阳氏图谱序》及《夜宿中书东阁诗》两件手稿。前者作於至和二年(一○五五年);後者作於嘉佑八年(一○六三年)。字迹受颜真卿影响明显,落笔提按节奏分明,通篇随意轻松,虽多有涂改、增删处,仍显得流畅自然。诗为:

  「翰林平日接群公,文酒相欢慰病翁。白首归田徒有约,黄扉论道空无功。攀髯路断三山远,忧国心危百箭攻。今夜静听丹禁漏,尚疑身在玉堂中。」

  诗中除有涂改,诗末自注:「攻字同韵否?」显示是草稿。诗回忆当初晚间在翰林院当值,今夜听到铜壶滴漏声响,疑似回到当年翰林院公署。这说明当时夜间值班住在翰林院公署即办公室里。

  故宫博物院藏苏轼《行书归院帖》页,纸本行书,纵三十五点一厘米、横十二点四厘米,是《宋人法书六种卷》组成部分。内容应属当时的「书启」,颇似如今机关简单公文,文字也接近近代白话文:

  「此虽云同归院,亦不云宿於院中。不知别有文字,证得是宿学士院为复。只是公家传说如此,乞更批示。轼白」

  後注为办理结果:

  「今当改云宿学士院为复,且只依旧云宿待漏舍。幸批示。」

  大意是:苏轼为翰林学士时,传说公家有新规定,当值需宿於翰林院院中,但不知是不是指翰林学士院(办公室)。经请示,是宿於待漏舍(值班室)。苏轼任翰林学士,在北宋元佑元年至四年(一○八六至一○八九年)期间。此帖学唐颜真卿、徐浩及五代杨凝式笔法明显,笔致萧散,结态随意,与稍前《赤壁赋》有所不同。说明他同时可以写出特色各异的书法,造诣深厚,似不经意而笔到法随,「不践古人,自出新意」。

  投闲置散,文学艺术臻化境

  苏轼元丰三年到七年任黄州团练副使期间,官事上被投闲置散,但诗文、书画却进入炉火纯青的化境。他流传至今的墨蹟很多,台北「故宫」藏《黄州寒食诗》卷、《赤壁赋》卷,分别作於元丰五年(一○八二年)和六年(一○八三年),是其书法长篇巨制的代表作。前者为纸本,纵三十四点二厘米、横一百九十九点五厘米,内文:

  「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今年又苦雨,两月秋萧瑟。卧闻海棠花,泥污燕支雪。闇中偷负去,夜半真有力。何殊病少年,子(点去),病起头已白。

  「春江欲入户,雨势来不已。雨(点去)小屋如渔舟,蒙蒙水云里。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那知是寒食,但见乌衔纸。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也拟哭涂穷,死灰吹不起。右《黄州寒食》二首。」

  此卷书法特色是,注重字体大小组合、揖让进退,笔画修短随宜、张弛有度,如「年、中、苇、纸」诸字,最後一笔直下成一长竖;讲究章法上谋篇布局,在布白、行气以至整篇视觉,形成一特殊行间布白。直白说,当时就是当作字画来创作的。

  《赤壁赋》卷则是文章的抄写本,字迹大小基本统一,但文字造诣炉火纯青,是我国文学艺术史罕有的集名家、名篇、名帖於一身的名作,代表了苏轼成熟期的思想面貌、文学成就、书法风格。如今专家学者对此帖的基本描述是:结字稳密,波碟俊发,丰腴浑厚,老健苍劲。酝酿深厚而无一点俗气,赋文工整,圆劲雄放,题识率意,潇洒秀逸。

  苏轼一生书法面貌是发展变化的。他的学生、诗人、书法家黄庭坚总结说:「东坡道人,少,日学《兰亭》,故其书姿媚似徐季海(唐徐浩),至酒酣放浪,意忘工拙,字特瘦劲,似柳诚悬(唐柳公权);中岁,喜学颜鲁公(唐颜真卿)、杨风子(五代杨凝式)书,其合处不减李北海(唐李邕)。至於笔圆而神胜,挟以文章妙天下、忠义贯日月之气,本朝善书,自当推为第一。」

  在贬官黄州之前,苏轼书法主要学王羲之、王献之,继承晋人传统。经历了「乌台诗案」出生入死,人生观、书风转变,掩却了《兰亭序》风神潇洒、清俊华丽的「江左风华」,代之以质朴、硬朗、老练而不加修饰的自然笔法。明书画家董其昌称之为「坡公之《兰亭》」、「宋人文字极则」。

  「偃笔」书写,生活方式近世化

  中国人在五代(九○七至九六○年)之前席地而坐,写字时是左手擎着纸卷,顶多是将纸张置於矮几上,右手提笔写字,执笔远离纸卷、纸张,无所依凭,完全是上下、四周自由运动。就好比如今老师们在黑板墙上写字。五代家具由「座席矮几」向「高几大案」上升过渡。宋初起「高几大案」出现,人们坐着与今天差不多的高椅子,把胳膊放在桌子上趴着写字。胳膊贴着桌面,比以前运笔大大地不自由了。作为宋前期书写方式转变过程中的苏轼,书法上又主张「书初无意於佳乃佳尔」(苏轼《论草书》),创作上「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苏轼《石苍舒醉墨堂》),写字时随形就势,於是出现之前鲜有的「偃笔」──就是单鈎卧笔,常常是拇指和食指执笔,肘、腕不大提起,有时使用侧锋,字势稍扁微侧。其直接效果之一,就是左行的撇画撇不出去或者是较短,以及苏书「聚墨痕」特点。

  宋代砖瓦烧造品质提高和建筑科技进步,房子出檐缩短,檐柱加高,门窗高大起来,室内采光改善,桌椅家具随之升高。中国人陆续告别以往席地而坐的生活方式,而进入更接近今人的近世生活方式。苏轼书法上的变化,颇富时代特徵和历史意义。

  (作者为中国历史文化学者、北京市档案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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