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苏两「文忠」：政治同道，书文双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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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学精神」首先是宋代进步知识分子的精神境界，「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担当。范仲淹提倡「先天下之忧而忧，後天下之乐而乐」於前，文天祥高歌「天地之正气」於後，宋代士风、世风自始至终正气主导。范仲淹对宋朝士风发挥奠基和表率作用，首先是引荐起一批志士仁人，例如康定元年（一○四○年）上仁宗《举欧阳修充经略掌书记状》：「臣访於士大夫，皆言非欧阳修不可，文学才识，为众所伏。」二是作育张载等一代英才；三是「庆历新政」改革虽然失败，却开了此後王安石变法先声；四是为宋仁宗开说时政阙失、古今治乱安危等，启迪了後来司马光修《资治通鉴》。

　　欧阳修（编者注：欧阳修《自书诗文稿卷》中其名用修，今人常将其名作修字，故下文统称欧阳修）本身是政治家、文学家、诗人、史学家，又提携引荐乃至拔擢了苏洵与苏轼、苏辙父子，及曾巩、张载、程颢、吕大钧，培养了包拯、韩琦、文彦博、司马光等。他提倡北宋诗文革新，开创一代文风，被誉为「一代文宗」。而苏轼始终忧国忧民，诗、文、书、画俱佳，其书法居宋四大书家：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之首，其绘画是古代「文人画」理论和「写意」画法的开创者。他任地方官多年，又作育了「苏门四学士」晁补之、秦观、黄庭坚、张耒等英才。

　　改革受挫，两张「小帖」证修史

　　综览宋贤书法可以发现，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等表表者，都是改革的提倡者和参与者。范仲淹是「庆历新政」提倡者，王安石是「熙甯新政」提倡者，二位是中国历史上着名改革家。欧阳修是「庆历新政」积极参与者，对王安石「熙甯新政」青苗法改革措施等却不尽赞同；苏轼虽不赞同王安石的变法措施，但却认同变法的实效，与王安石一直是朋友，皆「以天下为己任」。他们的文章、遗墨，不同程度反映了改革的艰辛和挫折。

　　欧阳修（一○○七至一○七二年），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谥号「文忠」，吉州永丰（今江西永丰县）人，宋仁宗天圣八年（一○三○年）进士，但仕途并不顺遂，先是任类似如今机关文字秘书的九品官将仕郎。他小范仲淹十八岁，十年後的康定元年，在范仲淹等人大力举荐下被召回京，庆历三年（一○四三年）被任命为中书省（内阁）右正言、知制诰，成为皇帝的近臣，负责起草皇帝诏令。这一年，宋仁宗在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支持下推行「庆历新政」，欧阳是革新派得力干将。新政首要内容就是澄清吏治，反贪腐、裁冗员，以减轻人民的赋税负担，针对的就是如今人们津津乐道的宋代官员优惠待遇。新政冲击了官僚们既得利益，一年以後就被叫停。庆历五年（一○四五年），范、韩、富等相继被贬，欧阳修上书分辩，被贬为滁州（今安徽滁州）太守。在此他写下散文名篇《醉翁亭记》：「环滁皆山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以滁州山水之乐，排解改革受挫的愤懑。

　　皇佑元年（一○四九年），仁宗召他回朝，先後任翰林学士、史馆修撰等职，与宋祁同修《新唐书》、自修《新五代史》。台北「故宫」《宋诸名家墨宝》册中《宋欧阳修付书局帖》两开，纸本，每开纵二十五点四厘米、横二十九点九厘米，是他主持修史时留给书局同事的两张字条：

　　「本纪第四五定本、净本，并分付；第六已下，如未取得，速取之，恐妨点对。来日局中相见也。修拜白。」

　　「脱错多，将定本卷子，细对净本。候来日商量写。」

　　帖後有明代鉴赏家吴宽、书法家祝允明、文徵明的跋。吴推断，这是「欧阳文忠公修《（新）唐书》时审阅帝王「本纪」和「年表」时加的两张「小帖」。这推测合情合理，像金庸先生主编《明报》时，同事们就留下不少他的「手谕」字条。吴宽进一步指出，因为欧阳修的大名，人们对其片纸数字也倍加爱惜。祝、文说：後人仰慕先贤，相望千载，看不见他们的音容笑貌，只能读到他们的文章。如今竟能获其手笔而瞻仰观摩，简直不可思议。与欧阳文忠公同时的苏轼、黄庭坚留下墨蹟较多，唯独他老人家的绝少。见到这两张字条，就像与他老人家相会一场。

　　《宋史》记载他生前即名声远扬，仁宗至和二年（一○五五年），他奉命出使北方辽国南京（今北京城），祝贺辽道宗耶律洪基继位。耶律洪基予以格外礼遇，赐御宴时特派尚父燕王萧孝友等四位重臣作陪，说：「此非常制，以卿名重故尔。」

　　欧阳修因诗文名气太大而淹没了书名。其实他对书法乃至文字学颇有造诣，学书主张在临摹基础上自出新意，自己是由唐代书法家李邕学得笔法，但为字绝不相类。实际上他的书法还综合了唐欧阳询、颜真卿书法之长，结体有颜书的宽绰，笔势则取欧书的险劲，润以高远境界、卓越才学，因而字体新丽，自成一家。无论长篇大论还是简单便条，他写字总不脱楷书笔意，用笔横轻竖重，提按顿挫分明，结字严谨，清逸脱俗，平静而内蕴灵动。苏轼称他，「用尖笔乾墨，作方阔字，神采秀发，膏润无穷，後人观之，如见其清眸丰颊，进趋晔如也。」正是由字迹而想到老师的人品、才思、风度。

　　翰林当值，诗稿、书启见变迁

　　苏轼（一○三七至一一○一年），字子瞻，又字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谥号也是「文忠」，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嘉佑元年（一○五六年）益州（今四川成都）太守张方平，将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推荐给翰林学士欧阳修，次年正月欧阳修以「知贡举」参与主持进士考试，考官梅尧臣荐予欧阳修，置第二名。正式入仕後的熙宁（一○六八至一○七七年）初年，正是宋神宗倚重王安石大力推行新法之时，苏轼以政见及师门原因反对新法，被调任杭州通判三年，後调任密州（山东诸城）、徐州、湖州等地知州。元丰二年（一○七九年）到湖州不满三月，御史中丞李定、舒亶、何正臣等在其《湖州谢上表》及诗文里寻章摘句，以「文字毁谤君相」罪名将其下狱，几次面临判死。幸亏王安石一句诤言：「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救他一命，获释後被降职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市）团练副使。元丰八年（一○八五年）宋哲宗继位後，召苏轼回京。与当初老师欧阳修类似，也被任命为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二人先後留下在翰林院值班的诗文墨蹟。

　　辽宁省博物馆藏欧阳修《行书自书诗文手稿》纸本，纵三十点五厘米、横六十六点二厘米，为《欧阳氏图谱序》及《夜宿中书东阁诗》两件手稿。前者作於至和二年（一○五五年）；後者作於嘉佑八年（一○六三年）。字迹受颜真卿影响明显，落笔提按节奏分明，通篇随意轻松，虽多有涂改、增删处，仍显得流畅自然。诗为：

　　「翰林平日接群公，文酒相欢慰病翁。白首归田徒有约，黄扉论道空无功。攀髯路断三山远，忧国心危百箭攻。今夜静听丹禁漏，尚疑身在玉堂中。」

　　诗中除有涂改，诗末自注：「攻字同韵否？」显示是草稿。诗回忆当初晚间在翰林院当值，今夜听到铜壶滴漏声响，疑似回到当年翰林院公署。这说明当时夜间值班住在翰林院公署即办公室里。

　　故宫博物院藏苏轼《行书归院帖》页，纸本行书，纵三十五点一厘米、横十二点四厘米，是《宋人法书六种卷》组成部分。内容应属当时的「书启」，颇似如今机关简单公文，文字也接近近代白话文：

　　「此虽云同归院，亦不云宿於院中。不知别有文字，证得是宿学士院为复。只是公家传说如此，乞更批示。轼白」

　　後注为办理结果：

　　「今当改云宿学士院为复，且只依旧云宿待漏舍。幸批示。」

　　大意是：苏轼为翰林学士时，传说公家有新规定，当值需宿於翰林院院中，但不知是不是指翰林学士院（办公室）。经请示，是宿於待漏舍（值班室）。苏轼任翰林学士，在北宋元佑元年至四年（一○八六至一○八九年）期间。此帖学唐颜真卿、徐浩及五代杨凝式笔法明显，笔致萧散，结态随意，与稍前《赤壁赋》有所不同。说明他同时可以写出特色各异的书法，造诣深厚，似不经意而笔到法随，「不践古人，自出新意」。

　　投闲置散，文学艺术臻化境

　　苏轼元丰三年到七年任黄州团练副使期间，官事上被投闲置散，但诗文、书画却进入炉火纯青的化境。他流传至今的墨蹟很多，台北「故宫」藏《黄州寒食诗》卷、《赤壁赋》卷，分别作於元丰五年（一○八二年）和六年（一○八三年），是其书法长篇巨制的代表作。前者为纸本，纵三十四点二厘米、横一百九十九点五厘米，内文：

　　「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今年又苦雨，两月秋萧瑟。卧闻海棠花，泥污燕支雪。闇中偷负去，夜半真有力。何殊病少年，子（点去），病起头已白。

　　「春江欲入户，雨势来不已。雨（点去）小屋如渔舟，蒙蒙水云里。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那知是寒食，但见乌衔纸。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也拟哭涂穷，死灰吹不起。右《黄州寒食》二首。」

　　此卷书法特色是，注重字体大小组合、揖让进退，笔画修短随宜、张弛有度，如「年、中、苇、纸」诸字，最後一笔直下成一长竖；讲究章法上谋篇布局，在布白、行气以至整篇视觉，形成一特殊行间布白。直白说，当时就是当作字画来创作的。

　　《赤壁赋》卷则是文章的抄写本，字迹大小基本统一，但文字造诣炉火纯青，是我国文学艺术史罕有的集名家、名篇、名帖於一身的名作，代表了苏轼成熟期的思想面貌、文学成就、书法风格。如今专家学者对此帖的基本描述是：结字稳密，波碟俊发，丰腴浑厚，老健苍劲。酝酿深厚而无一点俗气，赋文工整，圆劲雄放，题识率意，潇洒秀逸。

　　苏轼一生书法面貌是发展变化的。他的学生、诗人、书法家黄庭坚总结说：「东坡道人，少，日学《兰亭》，故其书姿媚似徐季海（唐徐浩），至酒酣放浪，意忘工拙，字特瘦劲，似柳诚悬（唐柳公权）；中岁，喜学颜鲁公（唐颜真卿）、杨风子（五代杨凝式）书，其合处不减李北海（唐李邕）。至於笔圆而神胜，挟以文章妙天下、忠义贯日月之气，本朝善书，自当推为第一。」

　　在贬官黄州之前，苏轼书法主要学王羲之、王献之，继承晋人传统。经历了「乌台诗案」出生入死，人生观、书风转变，掩却了《兰亭序》风神潇洒、清俊华丽的「江左风华」，代之以质朴、硬朗、老练而不加修饰的自然笔法。明书画家董其昌称之为「坡公之《兰亭》」、「宋人文字极则」。

　　「偃笔」书写，生活方式近世化

　　中国人在五代（九○七至九六○年）之前席地而坐，写字时是左手擎着纸卷，顶多是将纸张置於矮几上，右手提笔写字，执笔远离纸卷、纸张，无所依凭，完全是上下、四周自由运动。就好比如今老师们在黑板墙上写字。五代家具由「座席矮几」向「高几大案」上升过渡。宋初起「高几大案」出现，人们坐着与今天差不多的高椅子，把胳膊放在桌子上趴着写字。胳膊贴着桌面，比以前运笔大大地不自由了。作为宋前期书写方式转变过程中的苏轼，书法上又主张「书初无意於佳乃佳尔」（苏轼《论草书》），创作上「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苏轼《石苍舒醉墨堂》），写字时随形就势，於是出现之前鲜有的「偃笔」──就是单鈎卧笔，常常是拇指和食指执笔，肘、腕不大提起，有时使用侧锋，字势稍扁微侧。其直接效果之一，就是左行的撇画撇不出去或者是较短，以及苏书「聚墨痕」特点。

　　宋代砖瓦烧造品质提高和建筑科技进步，房子出檐缩短，檐柱加高，门窗高大起来，室内采光改善，桌椅家具随之升高。中国人陆续告别以往席地而坐的生活方式，而进入更接近今人的近世生活方式。苏轼书法上的变化，颇富时代特徵和历史意义。

　　（作者为中国历史文化学者、北京市档案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