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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怀念陶然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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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3-20 00:47:2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46懷念陶然學長.jpg

  图:本文作者与陶然先生(右)

  三月九日,在朋友圈里突然看到,香港着名作家陶然先生逝世了,一时间我竟愣住了。先生刚刚七十多岁,也没听说有什麽大病,怎麽会说走就走了呢?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不断回想起与陶然先生交往的一些往事,总想写点什麽,却不知从何说起。就这样沉默了一周,没有写下一个字。

  我很早就读过陶然的作品。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从高中毕业到上大学那段时间,因为酷爱文学,买了不少古今中外文学名着。记不清是在哪个选本中,我读到了陶然的散文。同时读到的还有刘以鬯、彦火等香港作家的作品。那时能读到的书很少,香港作家对我们来说更是远在天边,所以印象特别深。我没想到,二十多年以后,竟然有缘与他们相识,甚至成为朋友。

  二○○八年三月,我被派往香港工作。工作关系加个人兴趣,我跟香港文艺界交往颇多,其中与香港作家联会交往尤为密切。让我惊喜的是,我在这里见到了那些当年以他们的作品深深打动过我、给我以文学启蒙和滋养的作家,包括华语文坛泰斗刘以鬯先生。更让我惊喜的是,我与陶然先生还是校友、系友,他於一九六四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二十年以后我也成为北师大中文系的一名学生。有了这层关系,更加觉得亲近。初次见面,我跟他提起,我曾经读过他的散文《山屋》,到现在还记得文章开头那句:「屋是挂在山坡上的。」一个「挂」字颇为传神。他听了一脸茫然,不记得写过这篇文章了。后来我查了一下,原来作者是吴伯箫。我深为自己的唐突羞惭。

  香港作家联会是一批志同道合的香港作家自愿组成的文学社团。作联经常举办各类文学活动,如文学讲座、研讨会、笔会、朗诵会、徵文比赛、文学成就展览等等。香港回归后,此类文学活动更加频繁,并积极与内地文学界沟通,邀请内地作家赴港交流。王蒙、张炜、王安忆、苏童、余秋雨、徐小斌、池莉等内地作家都曾经参加过作联的研讨会、座谈会。刘以鬯先生是作联名誉会长,年事已高,偶尔会参加作联的活动。彦火原名潘耀明,是作联会长;陶然原名涂乃贤,是执行会长。作联是一个纯民间组织,作家们也都不是有钱人,两位会长为开展活动筹集经费没少操心。我为香港作家们的文学情怀所感动,尽自己所能支持他们的工作。在繁重、紧张的工作之余,尽可能抽时间参加他们的文学活动。在港五年间,我参加得最多的就是作联的活动;二○一三年三月,我离港返京之前,参加的最后一场公务活动也是作联的活动。会上有人拍了一张模糊不清的照片,照片上,我正和香港作家张诗剑在台上握手,大概是为他颁发什麽奖项吧;而陶然,作为会议主持人,正往台边走去,留下了一个侧影。这是我和陶然先生的最后一张合影。回到内地后,我还特地写了一篇文章,介绍香港文学界现状。

  在这样的交往中,我与不少香港作家都成了朋友。每次见面,陶然先生都很热情。先生比我年长二十多岁,却从不把我当晚辈看待。他总是那麽谦和,彬彬有礼,满脸微笑。先生为人真诚,他的笑容让人感觉特别温暖。

  陶然先生在小说、散文创作方面皆成就斐然。我特别喜欢他的散文,喜欢他真诚剀切的文风,约他为当时我所在的报纸(香港《文汇报》)副刊写点稿,他欣然应允。陶然先生很勤奋,下笔又快,每去一地,回来就能给我们一篇稿子。虽然是记游散文,但他写的不是「景点介绍」式的游记,在描摹当地风土人情的同时,总是融入自己的情思,令人读起来回味绵长。每读他的作品,都是一次艺术的享受。我回到内地后,又为我所供职的报纸向他约稿,他仍是欣然应允,很快就发来几篇作品。有了微信后,我们联系更加便捷,有一段时间频繁互动,还谈起我们敬爱的老师启功先生。二○一六年,先生两次来京出席有关活动,都提前通知我。我下班后,连夜赶到他下榻的酒店,一杯清茶,相谈甚欢。二○一七年六月,为庆祝香港回归二十周年,应香港作联邀请,我随中国作协代表团赴港访问,又见到了陶然先生。老友相见,分外开心,他还送我一本刚出的新书。他永远是那样文质彬彬,面带微笑,让人感觉很温暖。

  陶然重感情,他对大学老师钱瑷教授(钱锺书杨绦的女儿),终生铭记师恩,和同学发起在北师大校园立起「敬师松」纪念碑,并亲撰碑文。每次来京,他都要去看望「杨绦妈妈」。杨绦先生去世后,他的一篇《杨绦回家了》,写得风轻云淡,然而用情极深,传诵一时。

  陶然是个儒雅文静、言语不多的人,他想说的都写在他的作品中了。我们的交往并没有多麽特别之处,真正是君子之交淡如水。然而,正是这份淡如水的友情,令我珍惜。有一次,作家周洁茹告诉我,陶然先生跟她说了几次,我们给他寄报纸时,把他的姓「涂」错写成「涂」了,不知可否更改过来?我看了一下微信上发来的信封照片,不但「涂」错了,而且地名「鰂鱼涌」的「涌」(音chōng,河汊的意思,多用於地名)也错成「涌(音yǒng,指水由下向上冒出来)」了。我明白,这是繁简体字转换带来的副作用。香港用的是繁体字,内地来的年轻同事理所当然地认为「涂」应为「涂」,「涌」应为「涌」,不知道在香港这是两个不同的字。我当即让同事改过来,并给年轻的同事详细解释了两个字的不同含义。陶然先生有古君子之风,凡事生怕给别人添麻烦。由这件事,我有点感慨,信手写了一篇随笔《「我姓涂,不姓涂」》,发了点议论。写完也就完了,并没有拿出去发表,当然,陶然也没有看到。现在,他再也看不到了。

  【来源:大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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