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北京春天的飞絮治不好？

蜚语

只要连续3天，春日的最高气温超过25℃，恰好又空气干燥，天气晴朗，一棵杨树雌株刚刚成熟的蒴果就会裂开，露出里面紧紧簇拥在一起的白色绒毛。每棵雌株每年春天能长出30万至1500万枚杨絮，但加在一起，平均每棵树的飞絮重量只有1公斤。当风吹过，这些只比空气重一点的杨絮携带着芝麻大的种子，慢慢在空中飘散，在空中寻找着陆的地点。

当雌株的数量变成200万，在北京这个近一成的行道树都由杨树、柳树构成的城市里，只要有一个温度适宜的春日下午，杨柳树们就集体被唤醒。从上午10点到下午4点，正是气温最高的时候，大量的飞絮同时散逸在城市之中，在楼群的间隙中飘飞，反复上下运动。一个人行走在这样的北京街头，如同在吸尘器的集尘器里游泳。

北京的春天杨柳树开始大量飞絮（小怜 摄）

每年北京有四次飞絮，首先是毛白杨，然后像柳树、青黑杨杂种、黑杨等树种雌株种子依次成熟，每年这种飞絮的状态都要连续持续40天。

飘浮在空中的飞絮和空气中的灰尘、微生物结合，容易引发人体过敏反应。杨柳絮蓬松、透气，可燃，10平方米的杨柳絮，2秒钟就能燃烧一空，瞬间形成的热能会引燃附着的可燃物。仅仅2017年4月28日一天内，北京市119火警中心就接到了301起因杨柳絮引发的火警。

2017年5月1日，北京市蟹岛度假村突然起火，89辆电动大巴、16辆私家车陆续燃成灰烬。事后消防员发现，停车场周边种着大量杨树、柳树，地面堆积着厚厚一层杨柳絮，官方的调查中提到，这场火灾初步判断，是由于堆积的杨柳絮快速燃烧波及所致。

白杨树从哪里来？

康向阳1982年第一次来北京时，印象最深的就是北京满大街的白杨树。北京林业大学附近的成府路上就有高耸云天的毛白杨雄株，一到夏天浓荫蔽日，冬季银白色的树干遒劲挺拔，看起来很有北方特色。

这些白杨树都是上世纪70年代种植的。跟现在躲雾霾不一样，40多年前的北京最怕刮风：新华社电讯《风沙紧逼北京城》描写了大风里尘土飞扬的场景：“一旦尘暴袭来，首都上空更是一片灰黄，白昼如同黄昏。”北京周围有五大风沙区，从不同方向往城里“灌沙”。1977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宣布：北京是“世界沙漠化边缘城市”。

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绿化，绿化最直接的办法就是种树，种树最有性价比的就是杨柳树。

上世纪70年代，北京地区的人们在植树造林

“杨柳榆槐椿”是北京的乡土树种，其中杨树是最实用的。杨树是世界上分布最广、适应性最强的树种，从北纬22°到北纬70°，从低海拔到海拔4800米都有分布。我国现在已经是世界上杨树人工林面积最大的国家。

杨树皮实，在冬季寒冷、春季干旱缺水的北京也能顽强地存活。更主要的是便宜，直到今天，杨柳树都是最经济且能最快成荫的行道树。一棵绿化用的一年生小杨树苗只要五六块钱，胸径五六厘米的杨树，一棵只要二三十块钱。而且不像其他树种要精心照顾，杨树完全可以裸根栽种。

但也因为经济原因，近20年里，城市里大多种下的是杨树雌株：同龄的幼苗，雌株要比雄株长得更快更粗壮。而苗木都以胸径计算价格，对于育苗企业，单位面积的土地，自然是种雌株的产出更大；对于园林招标方，即便是招标时要求供应雄株，但收到树苗，肉眼也无法鉴定一棵树是雌是雄，等到开花结絮，已经是五六年之后的事情了。

1991年，康向阳考入北京林业大学读研究生，师从朱之悌院士研究毛白杨。这时他才知道，北京街头随处可见的毛白杨其实是国家科技攻关的重点研究树种。苏联留学回来的朱之悌先生从20世纪70年代在学校搬迁云南时就开始研究毛白杨无性繁殖和良种选育，通俗一点解释，我国缺材少林，一个树种，可以像一种粮食作物一样被改良，被选育出生长更快、材质更优的新品种推广。

朱之悌先生最先关注的是提高毛白杨无性繁殖的成活率，到80年代初期，演进成研究如何让毛白杨加快生长速度，变得短周期采伐，成为绿化和工业木材。等到康向阳开始留校工作，成为北京林业大学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林木遗传育种国家重点学科负责人，他的研究目标也是选育出生长更快、纤维含量更高、木质密度更大的毛白杨新品种，用来做成高质量的造纸木浆等工业原料。

在2000年之前，杨絮并不是林业科学界关注的范畴。在北京大街小巷的毛白杨还是茅盾《白杨礼赞》里歌颂的形象：“这些虽在北方风雪的压迫下，却保持着倔强挺立的一种树，哪怕只有碗来粗细吧，它却努力向上发展，高到丈许，二丈，参天耸立，不折不挠，对抗着西北风。”

杨絮成为新问题

北京数量最多的行道树其实是国槐，这也是北京的市树之一。

北京的老槐树很多，市区内还有很多三四百年的老树。过去尤其是王府的院门外最爱种国槐。这种树有讲究，本身长得慢，寿命又长，即便是一边的树冠死了，另一边还能发新枝条，继续生长几十上百年，象征福寿延绵。

北京市区内最老的一棵国槐在北海公园的画舫斋，唐朝种下，至今已经有1300多年。在中山公园、天坛、什刹海、国子监等历史古迹、景区周边，还生长着大量古老的国槐和侧柏。

参天古树的移植价格极其昂贵，十几年前，北京城区内移植过一些老国槐，要在根部打上6米乘6米的方箱做保护，挖出一条深槽，用吊车拽着钢丝做平移。其中有一棵古槐树怎么也移不走，吊车一牵，钢丝绳就断了，反复试了几次都不行。最后施工方“找人算了算”，在午夜用猪头、红绳专门对着大树拜祭了一番，第二天吊车一拽，钢丝终于不断了——你很难说这是场纯粹的迷信活动，中国人对树总有一种敬畏心理，树不只是树，它们也是城市的生命脉络。

国槐

80年代初，在培育毛白杨时，朱之悌院士从河北、山东、陕西、甘肃、河南、山西、北京等北方省市收集的毛白杨基因资源，就包含了许多古树。康向阳回忆：“那时候从各地收集了60多份毛白杨古树，都是上百年的老树，还有不少是存活了五六百年的古树，树干粗得要几个人环抱。”这些毛白杨古树之所以流传下来，也是因为“讲究”，它们大多生长在村头、祖坟旁、庙宇前和皇家园林中，被当地人视作风水树，没有人敢轻易动。

移栽老树，一棵的施工费用就要100多万元，好在国槐的生命力极顽强，平移后都能顺利成活。城区的地皮价格水涨船高，当普通住宅每平方米十几万元的房价都不再是新闻后，一棵树挪走后腾出的这十几平方米，让摩天大楼多建一排写字楼，卖出去的产值就是几十倍了。

更多的树木让位于轰轰烈烈的造城运动，城区内交通繁忙的道路边已经不可能看到古树了——马路从双车道拓宽成四车道，沿途原有的行道树早就换过了几轮。

康向阳保存的基因样本，在10年后再回访，当时的古树就在各地的城乡建设中消失掉了10%。他最初赞叹的成府路白杨行道树也未能幸免：北京的汽车越来越多，过去偏僻的五道口也开始拥挤起来，成府路道路狭窄，红灯时间又长，经常堵出来长长一溜汽车，最后不得不把马路拓宽。拓宽的第一步就是砍树，马路南侧二三十米高的白杨树全被伐掉了一排，有人在网上回忆：“那段日子里，伐木工人手中的电锯昼夜不停地咆哮，一棵棵曾经给这里的路人带来无数美好回忆的大白杨就这么轰然倒地，只留下树根翻出的泥土味，弥漫在空气中，久久不散。”

成府路之后又在路南补栽了一排白杨树，两排树有二三十年的时差，新栽的这排树长势再快，如今看起来也依旧是显得矮小细瘦。

新千年开始，类似的拓宽工程越来越多，无数摩天大楼也拔地而起。从70年代开始陆续栽下的那一批杨柳到了生殖生长最旺盛的阶段，春季萌发出大量的杨柳絮。在高耸的楼群之中，会形成“街道峡谷效应”，楼间风吹得飞絮原地打转，无法沉积。而那些被拓宽的柏油马路，占据了城区的面积越来越大。跟原来飞絮可以降落的绿地、水池不同，城市硬质、干燥的马路和建筑表面，让杨柳絮无处附着，只能反复被风吹起，搅动着加速布朗运动。
杨树、柳树在完成了防风防沙的历史任务后，自身春季大量的飞絮又成了问题。

绿化带里的生态

每年3月底开始，北京市开始为杨柳树雌株打针：人们用钻头在树干上打孔，把一种植物调节剂注射到树干里。这种激素能抑制杨柳树形成花芽，第二年树木只长叶子，也就减少了飞絮的可能性。

药剂据称能抑制住90%的飞絮，但是本身价格高昂：胸径20厘米以上的大树要打两三针，药剂加上人工，平均一棵树要30元；每次注射只能管一年时间，第二年还得从头再来。

另一种办法就是“换头”，把雌株砍掉上半截，嫁接雄杨柳枝条，让雌株改变性别。但“高接换头”只适用于矮树，且费时费力，没法大规模实施，换一棵的成本也要100元以上。

截至2015年，北京市区的雌株杨柳树一共有200万株，占园林绿化乔木总量3700万株的5.4%。一个城市不可能对这么大数量的树木群体全面实施药剂抑花，也不可能全面采伐的办法来解决问题，也不可能用砍的办法来解决问题：毕竟这些雌株杨柳树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很尽职尽责。而且更重要的问题是，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生态，一旦形成，过多的人工干预会引发更严重的问题。

郭平是一名自然爱好者，10年前他最大的爱好就是拍昆虫。在北京的童年都是各种与蝴蝶、蜻蜓打交道的回忆，小时候在朝阳门的奶奶家玩，郭平记得盛夏正午的蝉叫声根本吵得人睡不着觉。

从2002到2010年，大学毕业后郭平开始在北京境内拍虫子，他见证了北京昆虫过去的繁盛。积水潭、玉渊潭、北海后湖、景山，这些三环内的公园景区都是拍昆虫的好地方，随便一个地方，光蝴蝶都能找到十几种，瓢虫、蜉蝣、叶蝉、吉丁虫、花金龟……“十三四年前，在郊区只要支盏灯，晚上那铺天盖地的蛾子。城里的原始植被也很多，公园里的荒地、河边，能拍的虫子特别多。”

但越往后，郭平发现市区内的虫子越来越难找。一个有迹可循的节点是在2005年，一种叫美国白蛾的食叶害虫传入北京，这种入侵物种此前在山东、陕西、河北等省份都造成过重大灾害。1995年，美国白蛾曾在天津市塘沽区、蓟县、宝坻县暴食绿叶，导致28万亩的树林几周内树叶全部被吃光。

2005年，当人们在北京发现了美国白蛾，媒体报道都指向了一个点：美国白蛾恐威胁“绿色奥运”。

大规模的控虫防治也自此开始，一直到今天，每年的5月到9月，北京都要做三次大范围的美国白蛾普查，给各个园林单位储备大量的药剂和药械。此外还有大量生物制剂，比如用BT乳剂阻止毛毛虫蜕皮，用药剂让昆虫绝育、散布针对昆虫的传染病毒，还使用寄生蜂、寄生蝇这种一物克一物的方式控制害虫。

好处是，当年的绿色奥运顺利召开，美国白蛾疫情一旦露苗头，现在也能保证在最快时间能治理消除；坏处是，严格防控形成了预防为主的喷药习惯，防控又有充足经费补贴，各处的绿化队每年在虫子爆发前就先在树上打药，大量的本土昆虫也从此销声匿迹了。

植物也是同样。北京的一个绿化重点任务是拔除拉拉秧：拉拉秧的飞絮容易导致过敏，攀爬性能强容易绞杀其他植物，各个单位必须见到就拔除。然而拉拉秧本身是北京本土植物，其实也能达到绿化效果。市民习以为常的城市绿地，其实本身并不那么自然，曾经有人看见环卫工人拔除二月兰，非常惊诧：那么漂亮的小紫花拔掉干什么？——背后的原因是北京的绿地一共分特级、一级、二级、三级四级评定，划拨的养护费以每年15、9、6、4元/平方米依次递减。一级绿地就要求无明显色差、无明显杂草。诸葛菜、苦菜、蒲公英这些野菜野花不拔掉，立刻会影响当年的养护费用。而一些单位把原有的荒地改成绿地，每年的绿地养护经费也能带来一大笔拨款。

拉拉秧

郭平说，很多昆虫只吃固定的几种植物，花椒凤蝶在北方只吃花椒，绿带翠凤蝶只吃黄檗，丝带凤蝶吃马兜铃，大紫蛱蝶就吃朴树。“植物丰富，昆虫就丰富，很多特定的鸟又只吃特定的昆虫，从草到乔木、灌木，这是一个特定的生态体系。”

人工草坪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绿色荒漠，那些漂亮平整的草坪大多用禾本科和莎草科的草种，开花结果后依靠风力传粉，连常见的授粉昆虫都不吸引。再说，还没等开花结果，割草机就都给割掉了。

回归乡土树种
杨斧觉得飞絮是被过度关注的问题，作为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教授，他觉得这是大家不懂植物的表现，“完全没有必要大惊小怪”。
“春天飘絮的其实何止是杨柳啊，蒲公英这些菊科的植物，一多半都是靠绒毛帮它们传播种子。你去南方看木棉，也是种子炸开了开始飞絮，只不过南方雨水比较多，毛遇到雨就飞不起来了。”杨斧有20多年野外植物考察和植物科普工作经验，在科普界，大家都有自己的自然名，69岁的杨斧自然名叫“白头翁”，来源于一种草本植物。白头翁种子成熟时就像一个白发白须的老人，种毛随风飘散，传播后代。

常见的行道树确实各有各的问题。银杏漂亮，但长得慢，种下去几年都长不大，景观效果差；国槐在夏天生“吊死鬼”，就是尺蠖，结丝悬在半空，风吹时容易落到行人身上；各种悬铃木也掉毛毛；白皮松、油松、栎树花粉多；最不济种点北京过去最常见的柿子树吧，秋天结果，行人爬树摘果子又是安全隐患。

风媒的飘絮，虫媒的招蜂引蝶，杨斧又说了一遍不要大惊小怪：“植物为了自己生存繁衍的本能，肯定各有各的特性。”
现在的行道树里也有很多外来物种。比如火炬树，这种树3～5米高，原产北美，1959年引入中国。火炬树喜光抗旱，寿命短，红色圆锥形的果子整个冬天都不掉，很有观赏性。像高速路两边土壤贫瘠，其他树种长势不好，但火炬树因为耐盐碱、生命力旺盛，很快能长起来，还会自己生根发芽。

但一个问题是，从行道树到自然环境，中间的界限没那么分明。树可以自己散播种子，也会因为政府在统筹规划中没有清晰区分，导致外来树种在自然界中泛滥。北京的西山过去有栎树和油松的混交林，生长慢、木质好，过去被砍伐殆尽后，一直没有恢复起来。80年代，火炬树被引入北京郊区做绿化树种，2004年还被列为北京市山区造林6个灌木树种之一。但这种树成熟早、结实量大，又会分泌化学物质抑制其他树种生长。现在在北京郊区一些地方，只种了三五年的火炬树，树苗已经蔓延到30～100米的范围。像西山种火炬树的地方，原来分布的北京丁香、迎红杜鹃等都受到了压制，火炬树分布之处除了3～5种草本植物，几乎难以见到本地树种。

北京实际是一个植物物种丰富的城市，北京地形复杂，平均海拔43.5米，高的地方东灵山2303米、海坨山2241米、百花山主峰也有1991米。“其实北京的地理形态很丰富，19世纪很多外国植物学家来北京找新物种。”杨斧说，比如1897年就是俄国植物学家马克西莫维奇发现了槭叶铁线莲。很多植物都是以百花山、小五台、雾灵山做前缀的，那些新种的模式种都在北京，意味着别的地儿可能也有，但最早发现就是在北京。而现在园林建设的共识就是，建设真正的生态城市，应该更多使用乡土物种。

康向阳觉得，北京作为一个世界城市，应该有自己的景观符号，毛白杨这样的本地树木其实就是本地文化、历史的直观标志。很多漂亮的外来树种并不适应北京的自然环境，“比如南方树木种到北方，受到光周期控制，这棵树一直生长，直到冬天降温了还没有封顶、没落叶，结果就会干枯冻死；更北的树木移到北京，过早封顶，过早落叶，绿期就过于短了。很多树不健康看起来是因为病虫害，但根源是不适应环境引起的树势衰退”。
“行道树最好的状态就是长成参天大树，乡土树种适应本地环境，而且本地人群对这些树也适应，外来的树种更容易导致过敏。”康向阳说。

2013年8月，新版《北京市主要常规造林树种目录》公布，目录里已经去掉了北京杨、泡桐、彩叶火炬等十几种老牌行道树。近几年新栽树苗大多是元宝枫、栾树、银杏等树种。对于北京来说，杨树将更多应用于生态造林，但很长一段时间内，杨树依然会是国内主要的绿化树种。

那雌株、雄株不好辨认的问题到底怎么解决？康向阳的答案是“釜底抽薪”。2014年，康向阳‘北林雄株1号’‘北林雄株2号’新品种通过了国家良种审定。这两个花了22年培育出的雄株新品种，苗期生长会比同龄其他毛白杨雄株高20%、胸径多出30%。这样苗圃即使种雄性杨树，也能得到跟以往种植雌株品种一样的经济效益。市场造成的矛盾，最后还是用市场的方式来解决。

康向阳下一个新的育种目标，是培育没有花粉的毛白杨新品种，新品种将没有飞絮，也杜绝花粉的过敏问题。很长一段时间内，杨树依然会是我国北方最常见、最离不开的树种。毛白杨的研究经过了50多年的时间，目标从速生，到提高木纤维长度，到不飘絮，再到没有花粉，人和自然都在双向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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