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时代 铸造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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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⑦战国曾侯乙墓出土「镂空蟠螭纹铜尊盘」，采用失蜡法制造，现藏湖北省博物馆

　　在国际史学研究领域，把人类使用青铜兵器和工具的时代，称为「青铜时代」。这个概念由丹麦史学家克．吉．汤姆森（Christian Jurgensen Thomsen，一七八八至一八六五年）最先使用。青铜，是指红铜与其他金属的合金。常见的铜与锡合金，为锡青铜；铜与铅合金，为铅青铜；其他还有铅锡青铜、镍青铜、磷青铜等等。我国古人称商周青铜器为「金」，从化学成分上看以锡青铜和铅锡青铜为多，青铜器上的铭文叫「金文」。又因发现的商周青铜器，以钟、鼎礼器为最多，故又称「吉金」；「金文」也称「钟鼎文」。（图12、13）姜舜源 文、图

　　中国青铜文化和古代青铜器，是涉及多学科的大学问。科学技术史学者从地质矿产、金属冶炼、工艺技术等方面研究它，历史学者从「考古学」角度研究它，古文字学者从「金石学」角度研究它，美术史学者从美学角度研究它，每个问题都可以成为长篇大论。从中国人对人类文明发展贡献看，第一，我国是世界上最早进入近代所称「青铜时代」的国家之一；第二，青铜器运用范围之广、数量之巨，冶炼技术、加工工艺水平之高，均非其他国家可比。所以说我们中国具有灿烂历史文化，而灿烂的青铜文化是其中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名副其实的「铸造」文明。

　　高精尖技术 社会化生产

　　人类从使用天然石器作为生产生活工具，到打磨加工天然石器，分别是「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到了能从矿石中冶炼出铜和其他金属，让天然矿石发生化学反应，并能掌握合金技术。在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夏代晚期遗存中出土的青铜爵（图①），属於早期青铜器，可推测夏代早期铸造技术已具相当高的水平。商晚期和西周早期，青铜冶铸业作为先进生产力标志达到顶峰。此後随着制造业技术进步，在东周即春秋战国，伴随着冶铁业发展而突飞猛进、炉火纯青。商周、春秋战国至汉代，留下至今难以数计的青铜器，令今人得以目睹两三千年前，我国科技文化发达盛况，成为我们的民族骄傲。（图14、15、16、17、18）

　　金属冶炼不是单个人或者简单家庭作坊可以完成的；而大型青铜器的铸造，需要社会化生产。不少专家推测，像中国国家博物馆所藏「司母戊」（也作「后母戊」）大方鼎（图②），重达八百三十二多公斤，金属原料起码在一千公斤以上，塑造泥模、翻制陶范、合范灌注，涉及复杂的技术问题，单是同时熔化上千公斤的铜水，就需要上千名技术纯熟、配合默契的技术工人，同心协力浇铸成型。这说明当时社会化协作生产程度之高，反映了当时科学技术等生产力发展水平。这件青铜重器铸造於三千二百五十多年前商王武丁时期（公元前一二五○至公元前一一九二年）的殷商首都朝歌，即今河南安阳。当古希腊成千上万奴隶建造大型石头建筑时，中国的技术工人正在浇铸大型青铜器。

　　难得的是，近几十年来出土了不少当时铸造青铜器使用的「模」「范」。例如国家博物馆藏距今三千七百至三千五百年前，相当於夏代的「二里头文化」石质的斧外范（图③）；距今三千六百至三千四百年商前期陶质的鬲外范（图④）；春秋晋国立人陶范、兽头陶模（图⑤），为铸造大型青铜器的部件所用。

　　不少青铜作品都是科学性与艺术性、实用性与观赏性的统一。例如青铜盘敞口外翻的口沿，往往比器壁厚，敞口外翻比直口既实用美观，又增加器物的强度，其原理与如今脸盆口沿设计原理相似。口沿处质地逐渐加厚，既增加器物的强度使之坚固耐用，更是铸造过程本身所需。当铜水浇铸模范之中，器壁从边沿到腹部逐渐冷却，边沿冷却得较快、腹部冷却得较慢，存在时间差。铜器热胀冷缩系数大，边沿冷却收缩而中部热胀，势必造成器物破裂。因此，口沿逐渐加厚、中部逐渐减薄，使各部分同时冷却，全器成功除范脱胎。像故宫博物院战国龟鱼纹方盘等（图⑥），整体浇铸完成的器物往往如此，直至现存最大青铜钟——北京明永乐大钟。

　　「失蜡铸造」 美轮美奂

　　现在世界普遍使用的熔模铸造，我国古代称为「失蜡铸造」，是我国古代铸造技术一大发明。其基本作法是，利用黄蜡（蜂蜡）、动物油（牛油）等易熔材料，制成想要铸造的器物的蜡模。把细泥浆浇淋在蜡模表面，在蜡模表面形成一层泥壳。然後在泥壳表面涂上耐火材料，待其慢慢硬化就做成了铸型。最後再用高温烘烤此型模，使不耐高温的蜡油熔化流出铸型，从而形成空的型腔。趁型腔处於高温状态，向型腔内浇铸铜液，凝固冷却後出器。这样制得的器物无范痕，光洁精密。在河南淅川县下寺二号墓出土春秋晚期青铜透雕云纹禁，湖北随县战国曾侯乙墓出土镂空蟠螭纹铜尊盘等（图⑦），采用失蜡法制造，说明春秋战国时已经把这种工艺发挥到淋漓尽致程度。

　　这件镂空蟠螭纹铜尊盘，通高四十一点六、尊高三十点一、尊径二十五、盘高二十三点五、盘径五十八厘米。尊口有附加的镂空蟠螭纹装饰，颈部饰蕉叶纹和细密的蟠螭纹，周围有四吐舌伏兽。鼓腹，与圈足皆饰蟠螭纹，各有立体蟠龙装饰四处。盘浅腹，折沿直壁，饰蟠螭纹，沿上有四镂空蟠螭纹装饰，可用作抠手，其下各有二扁形立雕夔龙。腹外又有四立体蟠龙装饰，底下有四龙形蹄足。尊颈部一蕉叶纹两侧及盘内底，均有铭文「曾侯乙作持用终」。尊是盛酒器，盘一般作水器用。先秦时期制作铜器所用分铸、熔模、铆焊、雕刻等工艺，在此器上综合运用。整套器物纹饰繁缛，穷极富丽，美轮美奂，工艺技术登峰造极。

　　西周「散氏盘」 「草篆」钟鼎文

　　在以文字为对象的金文研究领域，《散氏盘铭》、《毛公鼎铭》、《大盂鼎铭》是三大金文瑰宝。这是因为其铭文记录的事件重要、字数多、书法各具代表性。《毛公鼎铭》是西周晚期周宣王时期器物，四百九十九字，记载周室中兴重大举措，有人夸张说它能顶传世上古文献《尚书》一篇的分量。《大盂鼎铭》记录周康王三十三年（公元前九九八年）册封贵族盂之事，铭文二百九十一字。这两篇铭文总体上都是规整、凝重的风格。

　　散氏盘（图⑧）是西周後期周厉王时器物，因铭文记载器主「散氏」而得名。盘高二十点六、口径五十四点六厘米，重二十一点三公斤。内底铸铭文十九行三百五十七字，内容是一篇土地转让契约，记述夨（原字）人付给散氏田地之事，反映西周土地制度。散国位於陕西宝鸡凤翔一带，西北方与夨国为邻。该盘於乾隆年间在陕西凤翔县出土，一直收藏在民间。至嘉庆十五年（一八一○年）冬，湖南巡抚阿林保，将此作为嘉庆皇帝五十万寿礼物献入清宫。此後一百年渺无声息。外间传说，它已经在英法联军劫掠纵火圆明园时被劫或焚毁。

　　与《大盂鼎铭》雄浑、《毛公鼎铭》朴厚和《虢季子白盘铭》清丽全然不同，《散氏盘铭》（图⑨）浑朴雄奇而自由活泼。字势一改金文常见的长方形纵势，为扁方形横势，重心在下。字形结构灵活避让，有趣而不轻佻，多变而不造作。用笔豪放质朴，敦厚圆润，圆笔钝笔并用，圆而不弱，钝而不滞，有金文的凝重与草书的流畅，开草篆（古隶书）之端。因此古文字家、书法家们一直在苦苦追寻。一九二三年，国学家章太炎和後来成为故宫博物院首任院长的易培基，还在《国学丛刊》第一卷第一期，刊出互相探讨这篇古文的论文，易培基成为全面正确释读《散氏盘铭》第一人。次年十一月易培基主持清室善後委员会，同仁们在溥仪居住的养心殿库房一只木箱中，终於发现了这件国之重器。历经抗战期间文物南迁，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宴乐渔猎攻战 社会生活写实

　　故宫博物院藏战国「宴乐渔猎攻战纹壶」（图⑩），高三十一点六、口径十点九、腹颈二十一点五厘米，重三点五四公斤。其图案纹饰也是三代青铜器里的另类（图11）。器表从口至圈足，分段分区布置图案和纹饰。以双铺首环耳为中心，前後中线为界，分为两部分，形成完全对称的相同画面。自口下至圈足，被五条斜角云纹带划分为四区。

　　壶颈部为第一区，上下两层，左右分为两组，主要表现采桑、射礼活动。采桑组有五人，其中女人树上采桑，男子树下运桑。男子束装佩剑，劳动之余还在一面选取韧性好的桑条作弓材。习射组四人，在一建筑物下，依次较射，前设箭靶「侯」。这是描绘古时举行射礼场景，因此又是珍贵的中国古代体育史文物。

　　第二区位於壶上腹部，分为两组画面。左面一组为宴享乐舞场面，七人在亭榭上敬酒如仪，榭栏下有二圆鼎，相当於如今大锅，两位庖人（厨师）正在做饭。下面是乐舞部分，簨虡上悬有钟磬，旁立建鼓和丁宁，图中三人鸣钟，一人击磬，一人持二桴（鼓槌）敲打建鼓和丁宁，另有一人持号角状乐器，用力吹奏。载歌载舞，场面热闹。右面一组为射猎场景，鸟兽鱼鳖，飞、奔、游动，姿态各异。这时有四人仰身用缯缴弋射，一人立於船上持弓射箭，保存着先民渔猎遗风。

　　第三区为水陆攻战场面。一组是陆上城池攻守交战。横线上方与分隔号左方为守城者，右下方攻城者攀缘云梯企图登城，已到短兵相接白刃战阶段。另一组有二战船水战，船上旌旗、羽旗猎猎，营垒分明。右船尾部，一人正击鼓助威，鼓噪而进。船上水军多用水战长兵器，二船头已对撞，两船战士打斗正难解难分。正当这鱼死网破之际，却见船下有鱼鳖游动，说明双方都有人潜入水下，欲置对方於死地。战斗情景虽受画面限制，不可能全面展开，但特写刻画生动，曲尽其态，构成了一幅惊心动魄的战争场面。

　　第四区采用了垂叶纹装饰图案，给人以敦厚而稳重的感觉，好似《楚辞》「乱曰」收尾，像文章一样，起承转合，结构完美。

　　笔者猜测，铸造以上几组画面，或许是想表示这里的人们农桑、耕战，无所不能，筵宴、校射，知书达礼，是一个繁荣富强的文明社会。

　　（作者为中国历史文化学者、北京市档案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