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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铁上有人吃东西、推销、大声播放视频音乐时,你怎么看?大多数人对此都不赞同,甚至厌恶。如果追问一句,你会怎么办?主动上前制止的人恐怕不多。对这个似乎有些前后矛盾的社会现象,我们应该辩证看待。
公众对不文明行为的不赞同、批判态度,反映了大多数公民素质在提高。如果把观察中国社会风气变迁的时间维度拉长,我们会发现,近年来公共场域里国民素质的确有了很大改观。在餐馆吃饭,适量点餐、光盘行动已经成为不少人饮食的基本守则;醉驾入刑后,“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成为大家自觉遵守的习惯,更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人饭桌上的风气和思维习惯;人们外出旅游,乱扔垃圾、乱涂乱画的现象少了,自觉维护个人形象乃至国家形象的游客多了……这些变化都表明,如今,信奉法治者越来越多,公众法治意识、规则意识在稳步提升。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北京、南京、成都等地推出的车厢内禁止饮食、禁止吸电子烟等规定,得到了公众点赞;个别不文明行为经过社交媒体传播后更显得刺目刺耳。
公众对不文明行为的态度,体现着一个社会的道德水准。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公众的“义愤”正是形成社会向善的道德土壤,应该努力呵护。
另一方面,公众对不文明行为“敢怒不敢言”、不敢上前一步,反映了当前社会尚未形成以法律和公序良俗为基础的规则文明,而这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道必答题。对于有人在地铁上吃东西,很多人不敢主动上前制止的重要原因在于——他们无法预知由此产生的后果和效果。这与相关规则本身不完善、规则宣传不深入、违反规则的代价不高有关。在一些地方,地铁禁吃令虽早已实施,但仍有人我行我素,有的还以时间紧、起得晚等理由为自己开脱,这种“明知故犯”、无视规则的现象更应警示。
除了在地铁里吃东西,类似“知道规则却又破坏规则”的现象还有很多。比如同一个人,过马路时可能会因为各种原因闯红灯,但在车里握着方向盘时,再急也不太敢逆行、闯红灯;同一个人,在国外景区很少乱扔垃圾,回到自家街区却敢随手就扔。为何会这样?违法成本不同,执法刚性不同,人们执行规则的程度也不同。
涵养健康的社会文明,需要倡导人们养成更为鲜明的规则意识和价值导向。简单来说,规则及其执行不应因人情而变,而应该是刚性的,这是社会文明的压舱石。只有形成“一时不文明,时时受约束;一处不文明,处处受阻碍”的导向,公众的文明举止才可能始于自发、成于自觉。日本公共文明背后,是1984年出台的《轻犯罪法》对公民不文明行为的详细规定;“新加坡奇迹”的出现,与包括“鞭刑”在内的严明法治和管理紧密相关;很多人羡慕欧美国家公民能养各种宠物,殊不知宠物主身上背负着大量义务条款甚至可能要承担的刑事责任。
古语云,“从善如登”,提升文明程度从来就不易。一个文明社会的养成,既需要个人自律、“君子慎独”,也需要法律制度的他律、规则的刚性执行。这不只是一种社会信条,而应当是一种生活刚需。因为大家同处一趟驶向现代化的列车上,文明素质的养成,没人能够置身事外。即便是地铁上吃东西这样一件小事,也需大家彼此关切,彼此成就。
来源: 人民日报海外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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