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一带一路话语体系建设

蜚语

为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有效提升我国的外交话语权与国际形象，增强我国的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体系建设已经成为关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全局的重大课题。“一带一路”话语体系建设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话性”是本质特征

语言能够造就一定的话语，建构特定的意义体系和知识，并将特定意义建构、再造为常识，使其社会化、固定化。话语并非一种无立场的“透明存在物”，而是一种具有显著建构性和意识形态性的符号系统。巴赫金认为，话语最根本的特征是“对话性”。无论是科学话语、日常话语、艺术话语，还是作为政治话语的外交话语，都会在其内部与其他话语进行对话：所有话语都“被惯常的思想观点、他者的评价褒贬等所笼罩、浸透”。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是一种对外宣传的话语，为了全面而深入地向国际社会传递我们的外交理念，必须有效消除国际社会对我们的误解和偏见。因此，在建构我国外交话语的过程中，必须将外交话语的“对话性”置于首要地位。根据伽达默尔的解释学，言语行为既依赖于发话者，也依赖于受话者，具有显著的主体间性。基于话语的“应答性”考虑，话语在表述过程中必须以“听者”的存在为前提，既是与“已有之言”对话，也是与“未有之言”的对话。外交话语“体现国家文化传承、意识形态、重大利益、战略方向和政策举措等官方基本立场”，是包含明确“目的”“意图”的言语行为。其话语形式的组织、情感基调的选择，需要以外交话语传播过程中潜在的应答为基准；外交话语的风格、意义潜势、布局结构等需要充分考虑国际社会中其他行为体的态度、情感和价值取向。

国际社会中“潜在对话者”深入参与了我国外交话语意义的建构过程，而这也是“国际话语权”争夺的本质。因此，必须基于外交话语的“对话性”，选择合适的话语策略、情感基调以建构话语模式，同时需要针对不同对象采取适当的话语手段，以打破“单向决定”的意义建构模式。

“向心力”赢取国际共识

外交话语是文化、思想、价值的载体，集中展现了一国、一种文化的存在方式、价值旨归。基于文化社会学理论，巴赫金提出语言在历史演变过程中同时受到“离心力”和“向心力”两种因素的影响。“离心力”是指语言的存在形式、价值立场具有天然的“异质性”，它“自发地来自于社会的多样性”。而语言的“向心力”则指向一种规则体系，即在“众多的语言形式中”创构或维护一种各方认可规则体系的趋势。巴赫金曾深刻地指出，越是在文化与政治多元化的历史时期，语言的“离心力”越盛。现阶段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调整、大变革时期，我国外交事业面临的外部环境极端复杂，正是巴赫金所谓语言“离心力”最盛之时。因此，现阶段必须努力以“对话性”为核心，以融通中外的思想共识、价值共识为基础，有效发挥外交话语的“向心力”作用，积极建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体系。

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言，“语言游戏”中没有旁观者——外交话语的最终目的应是基于自我的主体性考量，建构、传播主体间普遍认可的规范性信息。借用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国际行为体的外交话语行为本质上是一种以话语为媒介的交往活动。在国际行为体之间的交往活动中，外交话语彰显出三种不同的话语功能：一是呈示功能，我国外交话语首先应展示、再现新时期鲜活、生动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二是表达功能，我国外交话语应对新时期中国特色外交理念中蕴含的思想意蕴、传统价值观及文化思维进行系统化、规范化、条理化的话语表达与跨文化转换；三是“人际”功能，我国外交话语应在“呈示”“表达”的基础上，努力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最终实现与世界互联互通、互利合作、共赢发展的新构想。

重视地方参与建设的意义

对于“一带一路”话语体系的建构、翻译、传播、接受等相关问题的研究已经引起了国内学界的广泛关注；但作为参与“一带一路”对外事务的有限行为体，地方层面“一带一路”话语体系建设相关问题的研究尚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尚无法有效对接国家现实需求。

第一，面对当前国际政治话语场的复杂语境，“一带一路”地方话语体系建设必须有效发挥外交话语的“向心力”作用，通过建构独特的地方“自传体叙述”，以“向心力”增强沟通力、吸引力、说服力和感染力。行为体身份是靠族群的集体记忆、神话叙述、风俗仪式等内在的历史现象而建构的，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各地方行为体均有自己独特的地域风貌；各地方行为体需要以独特的区域历史、区位属性、地域文化等为基础，从时空维度建构独属于自我的地方身份；并以此为基础，形成独具特色的“一带一路”地方话语体系，为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贡献更多精彩的“名片”。

第二，“一带一路”地方话语体系建设必须将“对话性”置于首要地位，尊重文化差异，面对不同对象采取差异性话语策略，同时努力建构包括“一带一路”所在地区其他国家所共同认可的“地方文化符号”。宏大叙事形塑现实与秩序，秩序来源于彼此叙述产生的主体间认同，而认同则来源于彼此对共同价值的理解。“一带一路”地方话语体系的建设不仅需要地方有强烈的主体意识，还需要尊重差异性，打造跨文化通用的“地方文化符号”，建构以“和合”为核心取向、以价值认同为持久性动机的“一带一路”地方话语体系。

第三，“一带一路”地方话语体系的“呈示”“表达”“人际”功能的实现，需要依赖官方、媒体、学界、企业等多种不同话语主体的建构作用。其中，官方话语参与建构“一带一路”地方话语体系的权威表述，建构权威性和稳定性；媒体、企业和学术话语则从议程设置、话语框定、认知图示建构和社会语境形成等方面，为“一带一路”地方话语体系建设贡献丰富的话语素材和叙述方式，并参与建构稳定的地方性“一带一路”社会语境与意义体系。

第四，为了提升“一带一路”地方话语的传播有效性，必须充分发挥多平台、多渠道、多媒介、多技术的支撑作用，强化“一带一路”地方话语的“对话”效果。地方行为主体要充分利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打造更加开放、多元的对话平台，输出更多带有地方特色的高质量文化产品，让中国声音传播得更远、更广。

以中国方案为主线推进“一带一路”话语体系建设

加强“一带一路”话语体系建设，应以中国方案为主线，从问题意识、基本概念、思想资源、思想方法等方面协同推进。

第一，准确把握时代问题。时代大局、大势催生中国方案，“一带一路”话语体系必然是对时代问题的深刻回应。从世界来看，全球治理体系正面临深刻变革，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继续显现，各种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各国面临的发展问题依然严峻，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寻找新的发展动能与合作模式。从中国自身来看，一方面，随着综合国力的复兴，中国有能力、有意愿向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品，特别是为促进区域合作深入发展提出新倡议新设想，而国际社会也对中国方案有了更多的期待。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需要进一步谋划全方位对外开放大战略，在深度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进程中实现自身转型升级。站在中国与世界关系新的历史起点上，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以中国有优势、沿线国家也亟需的互联互通和工业化为切入点，本质上是通过提高有效供给来催生新的需求，实现世界经济再平衡。

第二，准确阐释基本概念。若干标识性、原创性的基本概念构成了“一带一路”话语体系的四梁八柱，包括互联互通、合作共赢、公共产品、命运共同体、义利并举、开放包容、互学互鉴、共商共建共享、以点带面、统筹协调、国际产能合作等。准确阐释这些基本概念及其逻辑关系，需要说清“是什么”和“不是什么”，而这也是“一带一路”倡议被称为中国方案的关键。例如，中国倡导的“互联互通”不仅只是修路架桥，而是涵盖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是全方位、立体化、网络状的大联通。例如，中国推动的“国际产能合作”并非对外输出落后、过剩产能，而是产业链的整体输出，将促进沿线国家发展能力和工业体系的培育塑造。再如，“一带一路”建设的“公共产品”属性不是指中国一家提供所有资金，而是体现在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包容性巨大的发展平台，能够把快速发展的中国经济同沿线国家的利益结合起来。

第三，挖掘多元的思想资源。中国方案是博采众长的产物，“一带一路”话语体系建设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还可以从古今中外的各种有益思想资源中汲取养分。一是古代丝绸之路发展的历史经验，尤其是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特征的丝绸之路精神。二是中华传统思想文化中“天下大同”“天下为公”“和合”等理念。三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各国人民共同发展的国际主义精神。四是新中国自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探索经验，如“发展是硬道理”“要致富，先修路”等。五是各主要国家和国际组织对加强区域合作、全球发展的构想规划以及由此积累的经验教训，尤其是审慎节制的推进原则。六是“一带一路”建设进程中我国与沿线国家共同形成的大量鲜活实践及其经验总结。

第四，坚持辩证的思想方法。中国方案绝不是片面、单向的主张，“一带一路”话语体系建设应始终贯彻辩证统一的世界观、方法论。在时间维度，要以大历史的视野贯通古代丝绸之路与当代“一带一路”，呈现“一带一路”的历史底蕴和时代新意，并以动态发展的眼光联结“一带一路”建设的当下行动、早期收获与远期愿景。在空间维度，要统筹国内和国外、东部和西部、海洋和陆地、域内和域外，全景展示“一带一路”建设在各地协同推进、有声有色的宏伟画卷。在主体维度，要统筹中央和地方、中国和沿线国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政府和企业、官方和民间、群体和个体，反映“一带一路”倡议的开放性、包容性与合作性。此外，还要统筹经济合作与人文交流、既有机制与新型平台、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机遇拓展与风险防范等若干对辩证关系。

创新“一带一路”话语体系的表达传播方式

精彩的内容要引人入胜，也有赖于良好的形式和载体。阐述好中国方案，讲好“一带一路”故事，同样需要创新“一带一路”话语体系的表达传播方式。

第一，中国话语与各国声音相结合。“一带一路”建设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沿线各国的合唱。相应的，“一带一路”话语体系的表达传播不是中国的自说自话，而是中国话语与各国声音深度交流的开放性成果。中国话语要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但也注重寻求与各国话语的共通和兼容。哈萨克斯坦的“光明之路”经济政策、印度尼西亚的“全球海洋支点”战略、蒙古的“草原丝绸之路”计划、俄罗斯的欧亚经济联盟、欧盟的“容克计划”、越南的“两廊一圈”构想……各国的战略中都包含了推动经济发展、民生改善、互联互通和工业化等核心内容，与“一带一路”倡议高度契合。通过对共通性的挖掘和强调，“一带一路”倡议能更好地被理解和接受，而它作为中国方案的世界意义亦将彰显。同时，中国不垄断对“一带一路”话语的解释权，而是给沿线各国预留充足的解读空间，在开放对话中不断完善自身。

第二，大格局大战略与小人物小故事相结合。“一带一路”建设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举措与成果。相应的，“一带一路”话语体系的表达传播既要显其“大”，也要见其“小”；既要有高度，也要有温度；既能发人深省，亦能激励人心。在新疆享受农产品通关“绿色通道”便利的果农、在巴基斯坦山区饱受缺电之苦的小学生、在斯里兰卡科伦坡南港码头工作的当地青年、在埃及苏伊士经贸区上班的纺织女工、在印尼承建雅万高铁的两国工程师、在第三方市场携手开拓的中美企业，在西班牙学习足球的中国少年，在非洲推广网络的中国企业家，在丝路沿线讲述中国故事的体坛巨人……他们的学习、工作与生活都正因“一带一路”建设而受益或改变。一个个鲜活的人物与故事，能生动易懂地诠释“一带一路”倡议和平、开放、合作、共赢的内在属性和共商、共建、共享的推进原则，使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

第三，借助多元化国际化人性化的载体。“一带一路”建设涉及的地域广阔、主体众多、内容广泛。相应的，“一带一路”话语体系的传播表达也可以借助影视、书籍、美术、音乐、戏剧、舞蹈等各种载体。例如，纪录的方式既是浓缩的时空，也能超越一时一地的限制，是转译成本较低、理解难度很小、信息含量巨大、国际接受度极高的动态语言。从东部沿海到西部内陆，从长安到罗马，从张骞凿空西域到马可·波罗远渡东来，从新亚欧大陆桥到中欧陆海快线……丝绸之路的昨天、今天和明天都能在此错落有致地一一呈现。对于广大普通民众而言，“一带一路”的愿景阐释需要具象化，成果展示要有现场感。优秀的影视作品能让人突破自身地域、经历、认识和语言的局限，真切感受到“一带一路”建设的存在与影响，形成“天涯共此时”“环球同此凉热”的生命体验。优秀的影视作品同时可以记录“一带一路”沿线人们的生活、工作梦想和命运变化，让全球观众了解中国方案带给世界的改变，展现不同国家不同人物的共同命运。

我们需要通过小故事阐述大战略的方式，阐释中国方案、传播中国声音，解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思想。要采取多元化的手段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故事，从小屏幕推向大银幕，从小剧场走向大剧院，从报刊发向移动端，以这种润物细无声的表达传播方式，提升各国人民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度、接受度，加强“一带一路”话语体系和软力量建设。

此外，这也意味着需要突破西方对一带一路表达的话语体系。

西方话语背后的固有权力是根深蒂固的，它始终影响着西方话语环境中的“一带一路”表达。

鲍勃·伍德沃德（Bob Woodward）2018年出版的新著《恐惧：特朗普在白宫》爆料了白宫内部的许多故事。其中仅有的涉及“一带一路”的一处，是作者对2017年发生的一次对话的解释。当时的白宫高级战略顾问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要求当时在任的美国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James Mattis）帮助围堵中国，交换条件是班农会支持马蒂斯保留美国在阿富汗驻军，因为阿富汗是中国“一带一路”通往欧洲的交通要道。但马蒂斯却说，他支持全球贸易，这种贸易很好。这种表态让班农大吃一惊，因为班农觉得马蒂斯根本不懂国家战略。这个国家战略就是要在经济、政治、军事等领域全面围堵中国。虽然两人现在都已离任，但是特朗普政府的战略导向并没有发生变化。美国为了维护自己的世界霸主地位，不惜损害自身及盟友的利益，违背其倡导多年的全球化和自由贸易规则，想方设法限制中国的发展。

在西方话语中，霸权逻辑与霸权行为相辅相成，排斥其他逻辑，无视其逻辑本身的不合理性。在这种逻辑中生成的话语会藐视一切事实真相，完全根据其目标指向，任意解释现实。同时，美国的经济发展趋势又强化了这种霸权逻辑。早在2009年，华裔学者吴旭就在《如果美国背叛了全球化》一文中预见到，美国的经济发展将会走向“去全球化”，美国将会采取“美国优先”政策，将会偏向“民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
　
构建一带一路的积极话语

从“一带一路”建设近六年来的发展可见，我们完全可以建立合理的“一带一路”话语，并影响西方话语，进而促进西方话语内生成合理的关于“一带一路”的话语。第一，构建“一带一路”话语要基于实践成果，用实践的成果进行陈述会更有力量。西方的猜忌、怀疑，会在“一带一路”建设实践中不攻自破。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国际组织在认可“一带一路”建设成绩的同时，自然会生成关于“一带一路”的积极话语。第二，要利用好西方话语解释力日渐衰弱这一现实，它们存在于西方内部不同的陈述逻辑、不同的社会阶层、不同国家之间。在混杂的意见和声音中，我们需要坚持“一带一路”的陈述逻辑，并针对不同国家的语境结合具体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表达。第三，在西方话语无力解释或解释失效的方面，我们要强有力地发声。西方话语的陈述逻辑无法解释清楚什么是“共商、共建、共享”，什么是“合作共赢”，什么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这需要我们在“一带一路”话语构建过程中，做出更加详细、深入的解读，并通过不同国家的媒体进行有效传播。

总而言之，西方对“一带一路”的关注一定会持续下去。“一带一路”话语的生成和构建，必须直面西方话语的挑战。对西方关于“一带一路”话语的深入分析，有助于我们更加合理、有效地构建 “一带一路”话语，并对西方相关话语产生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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