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家王福春逝世，“火车上的中国人”成绝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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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著名摄影家、北京公益摄影协会副主席、哈尔滨市摄影家协会副主席王福春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 2021 年 3 月 13 日上午 6 点 08 分在北京逝世，享年 79 岁。

中国纪实摄影经典《火车上的中国人》，成为绝响 ……

王福春（1943－2021）

王福春，1943 年生于东北毕业于哈尔滨师范大学，拍有《火车上的中国人》《黑土地》《东北虎》《中国蒸汽机车》等摄影专题，曾获包括 " 中国优秀摄影师画册阿尔卡特大奖 " 金奖，中国摄影艺术金像奖在内的众多奖项。

《火车上的中国人》是艺术家最重要的代表作，纪录着在铁路这个特定的环境下，中国人从传统走向现代化的情景和历程，已成就为中国纪实摄影经典作品。

王福春自称是 " 职业小偷 " ——偷走火车旅客的影像。40 多年来，王福春乘坐火车北上漠河，南下广州，西去格尔木，东到上海，行程几十万公里，拍下数十万张 " 火车上的中国人 " 照片。

从绿皮火车拍到高铁动车，他将火车作为载体，让普通百姓成为了火车故事中的主角，用照片构筑起了一个中国铁路发展的影像轨迹，用摄影见证了火车上的人生百态。

1977 年文革一结束，我在三棵树车辆段工会当干事，写写画画搞宣传。工会主席让我拍劳摸照上光荣榜，当时工会没有相机，我到技术室借了一台海鸥 120 相机，一拿起相机再沒有放下。我形容自己一台海鸥相机起飞，一直飞到今天。

那时每天坐火车通勤上下班，拍列车员为旅客服务，拍车站服务员扶老携幼，端茶倒水等好人好事，单位开始技术大练兵，大比武，大会小会全拍，有典型的投哈铁前进列车报和人民铁道报发稿。

我到今天还珍藏当年发的照片报纸，说心里话，摄影起步，还真的感谢前进列车报和人民铁道报对我的支持。

1984 年为了摄影，我从三辆调到哈铁路局科研所，任专职摄影师，享受职工免票，为我拍铁路提供方便，先后跑遍哈局管内的所有火车，后来我跑遍全国铁路线，利用坐火车的机会，发现火车里好多有趣的故事 , 顺手拍下来，从无意识到有意识当专题拍，我的镜头一直没有离开过铁路线，一拍就 30 多年。

1994 年，哈尔滨站蜂拥上车的旅客。

30 多年来，我北上漠河，南下广州，西奔格尔木，东至上海 ...... 乘坐列车几千次，行程 20 几万公里，拍摄近 10 万张底片，留下了人生旅途的印记。

火车是一个流动小社会，临时大家庭。中国人出行首选坐火车，80 年代初期民工潮开始涌进车厢，人满为患，乘车难，买票难。就在那时我在火车上拍片，遇到很多困难和危险，可以这么说，我的摄影作品是用生命代价换来的。

我这人活的比较简单，头脑也简单，除了摄影以外什么都不想， 所以摄影成了我一生的致爱，付出代价也大。我的肋骨曾两次骨折，左腿胫骨骨折，三九天掉进松花江，掉进镜泊湖，坐汽车掉进兴凯湖，几次大难不死。

1995 年，从武汉开往长沙的列车上，车厢太拥挤了，一位光膀子的男子竟然躺在了硬座座椅靠背上，为防止自己摔倒，他不得不用手抓住上面的行李架。

1987 年，双峰—长汀。

1989 年，从北京开往广州的列车上，旅客自带收录机在车厢里收听邓丽君的歌曲。80 年代，邓丽君风靡全国，她是 20 世纪歌坛中一颗璀璨的巨星，赢得了 " 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邓丽君的歌声 " 的美誉，她甜美的声音打动了整整一个时代。

1991 年，从上海开往重庆的列车上，挤在过道的一个狭小空间里的一家四口。

1991 年，从绥芬河开往哈尔滨的列车上，在拥挤的车厢内，一位抱孩子的父亲脸上显露出困倦的神情，但依然紧抱孩子。

1993 年，成都—重庆。

1994 年，北京—沈阳。列车上相互依偎的情侣。

1994 年，从北京开往沈阳的列车上，打麻将的旅客。

1994 年，沈阳—大连。1987 年 " 大哥大 " 进入中国，成为加速人们信息沟通和社会交往的重要工具。在那个年代，它是身份、地位和财富的象征，它的出现也意味着中国步入了移动通讯时代。

1995 年，武汉—南宁。" 站着的孩提的梦是我不忍看到的，就在按快门的一瞬，刺痛了我的心。"

1995 年。西安—西宁。一位年轻的父亲抱着他的孩子站在车厢过道内。也许由于他的孩子太饿了，他临时充当了 " 母亲 " 的角色，让孩子满足地在他的怀里睡着了。

1996 年，从广州开往成都的列车上，卧铺车厢内一位女青年坐在中铺拉起了二胡，她的自娱自乐吸引了上铺和下铺的青年男女的关注。

1997 年，从牡丹江开往长汀的列车上，一位列车员高举一块印有放像车厢几个字的牌子走过，放像车厢即电视车厢。那时电视机还没普及，为增加铁路收入而专设放像车厢。这一年是中国铁路客运史上特别值得记忆的一年。从那年的春运开始，铁路取消 " 以棚代客 " 的做法，也就是说中国铁路从此结束了用 " 闷罐子车 " 运载旅客的历史。" 以棚代客 " 在中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解放前，将用于装货物、牲畜的棚车用来运送旅客，棚车上无厕所、无水、无窗户。

1998 年，哈尔滨—齐齐哈尔。过年回家，把新拍的结婚照也搬上了火车。

1999 年，从北京开往哈尔滨的列车上，一个年轻人在餐车里用磁卡打电话。磁卡电话是中国原邮电部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从日本引进的一种公用通信手段，曾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中国打电话难的问题。随着通讯设备的发展，不久，它便被手机取代了。

宜昌 - 汉口高铁 2012 年

北京南 - 杭州（德州） 2015 年

中国摄影报采访王福春：

一生专注做了一件事

原文刊于《中国摄影报》2020 年第 13 期第 2 版

在与中国摄影报记者张晓寅的对话中，王福春说自己的摄影作品更像是长篇报告文学，反映和记录着现实生活中的真人真事。

记者：您再次出版的摄影作品集《火车上的中国人》，与之前的《生活中的中国人》《地铁里的中国人》组成了三部曲。可以说，您的摄影作品一直与 " 火车 " 息息相关。从什么时候开始，您有了拍摄火车的想法？这与您的生活经历有关吗？

王福春：我三四岁的时候父母接连去世，我是由哥嫂抚养长大的。我哥哥家有 5 个孩子，加上我算是 6 个了。初中毕业那年，在铁路工作的哥哥瞒着我去绥化铁路司机学校给我报了名，让我在那个时候接受了较高水平的教育，也因此和铁路结下了不解之缘。

1965 年，我在学校应征入伍。在部队的 5 年，做的是宣传方面的工作。

1970 年从部队复员回到哈尔滨后，我又做了几年车辆钳工。因为喜欢写写画画，我被调到工会当宣传干事。在一次单位评劳模的活动上，工会主席让我拍劳模照，我到技术室借了一台海鸥相机，那是我第一次接触相机。也是从那时候起，我开始拍照片，陆陆续续在我们铁路报社发稿。直到今天，我没有再拿起过画笔，而是把对美术、美学的热爱都融进了摄影作品中。

1977 年左右，我开始拍火车。那时候只有报社、企业做宣传工作才会用到相机，普通百姓最多拍摄纪念照，平常很少能接触到摄影。我是铁路职工，由于经常有宣传任务，所以我带着相机坐火车拍摄都是处于一种无意识状态，就是把眼前看到的场景、故事客观真实地记录下来。从绿车皮、蓝车皮、红车皮到白车皮的更新换代，我都拍了。如今回头去看，我这一生就专注做了一件事，那就是坚持摄影。

1996 年，从广州开往成都的列车上，一位母亲小心地护着放在背篓里的孩子。

记者：您经历过胶片时代，也赶上了数码时代。在拍摄铁路作品时，对于这两种拍摄体验，您有哪些感触？

王福春：胶卷拍摄难度要远远大于数码，要知道那时候胶卷很贵，一卷 12 张，不能像数码这样随意地按动快门。我们当时在车厢里拍片很严谨，要到关键时刻才会按下快门。而且拍完上胶卷、后期洗照片这些都很花时间和精力。但数码就不会受限于此，数码相机方便快捷，越来越自动化、智能化。

我以前也一直坚持用胶片拍摄，最初有些抵触数码，但是 2005 年时，儿子送给我一台数码相机，我到地铁里一试立竿见影，照片很快就出来了。而且数码照片成像好，我在平遥做展览时，一张数码照片能放大到 3 米，但胶片如果放这么大，画面颗粒就全出来了。所以，我现在兜里 24 小时都装着卡片机，走到哪儿拍到哪儿。

但是，不管是胶片还是数码，我始终注重内容，作品要有思想、有深度、有看点。我喜欢拍摄生活中大家司空见惯而又会不经意间错过的瞬间，这些会更让人有亲切感，更能打动人。

记者：通过您的镜头，火车这个流动的小社会，在一节节车厢里演绎出了一幕幕人间百态，这其中有哪些故事让您记忆犹新？

王福春：我的照片可以说是用泪水、汗水换来的。拍摄的 40 多年里，有过太多难忘的故事。记得 1987 年大兴安岭着火的时候，我正在火车上，当时我在那边拍了 4 天 4 夜，从大兴安岭返回时，我看到车里有很多受灾的群众。医生给送医送药，铁路职工给送饭，车厢里都是大包小包，大家互相慰藉、互相扶持。

我碰到一个母亲带着儿媳妇，听说大火前一天儿媳刚生完孩子，着火后他们抱着孩子跑出来，什么东西都没带。我便找餐车主任做了荷包蛋、面条送去，还把自己的一件军大衣送给了他们。这些年我心脏不好，一直随身带着药，所以拍摄途中，遇到突发相关疾病的，我经常会把自己的药拿出来。

1993 年，昆明—北京。

不管到了哪里，只要遇见需要帮助的人，我总想献出一点爱心，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这可能也与我自己苦孩子出身的遭遇有关，那些身处困境中的人总会刺痛我的心，让我想起自己的童年。我始终相信只有有良心、良知、爱心的摄影师，才能拍出好照片来。

当然，拍照片不会总是这么简单平常，我也遇到过一些不理解拍照行为的人，有过多次被打的经历。这些年在火车车厢里，我形容自己是 " 职业小偷 "" 流窜犯 "，练就了一颗 " 贼心 "" 贼胆 "，因为有胆才敢拍。除了被误解，我也遭遇过不少危及生命的险情。

记得 1991 年在一趟从哈尔滨去往上海的火车上，火车暂停期间，我下了火车。结果还没等我走上车厢，火车就开了。当时，我追着跳上去，腿脚蹬在车皮上，手一抓上车把门，脚却脱离了支撑，身体随即飘了起来，这种时候一旦坠地后果将不堪设想。就在千钧一发之际，列车员和乘客一起使劲拽开了车门，将我拽进了车里。我坐在地上十多分钟，站不起来。

后来有乘客问我，" 你不要命了，这趟赶不上，大不了赶下趟车啊，你知道刚才有多危险吗？" 我说，" 我的摄影包还在车上，胶卷、镜头都在里面，不上不行。" 那些照片是我拿命换来的，后来即便过去了很多年再回想起当时的险象环生，我依然心有余悸。

记者：您统计过自己拍摄的照片数量和乘坐过的火车里程吗？

王福春：过去的胶片，我拍了有 20 多万张，到现在数码就更多了，40 多万张。我家里没有什么别的东西，最多的就是底片。我一年最多的时候坐过 150 多次火车，每一次出行都有记录。可以说，我把全国的铁路基本都跑遍了，每条线都走过。

有时候在北方上车，外面还飘着雪，睡一觉醒了，一睁眼睛到了南方，到处是春暖花开，完全是两个世界。所以，火车让有我机会走遍了大江南北，摄影让我把这些丰富多彩的人生经历都留存了下来。

1986 年，从哈尔滨开往北京的 18 次特快列车上第一次出现电视机，全车厢的人都抬头聚精会神地看电视。80 年代中期，电视机在百姓家中还很少见。

记者：谈起纪实摄影，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摄影师注意到其深刻的社会意义。深度专题、长期关注等越来越成为广大摄影师的共识。在您看来，纪实摄影具有怎样的价值意义？您又是如何让自己的纪实摄影作品做到与众不同？

王福春：在我看来，纪实摄影重在其社会价值、史料价值、文献价值。纪实摄影记录的是生活，留住的是历史，真实是生命，思想是灵魂。它会随着时间的沉淀，越来越有品头，有味道。同时，因为其记录现实的特性，让纪实摄影作品有了不可复制性。

回顾我那些年拍的铁路照片，我觉得情感这条主线将这种唯一性更清晰地刻画了下来。比如，当年坐火车的时候，车厢里来自全国各地的人，聊天、打扑克、喝酒等，大家一趟火车坐下来，关系很融洽。而现在坐高铁的时候，车厢环境好了，大家各自看着手机，相互间的关系冷漠疏远了很多。

结合我自己的作品来看，因为我过去画画，尤其喜欢画漫画，所以我把美术元素融到作品里，形成了我的一种摄影风格。很多人看了我的照片，会发现有一些画面含着幽默、搞笑，这让我的纪实作品也显得更加生动有趣味。

记者：现在也有不少青年摄影师在拍摄火车，关注铁路。您有什么好的建议分享给他们吗？您今年还有作品展览计划吗？

王福春：好作品需要摄影师的阅历、学识和修养，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阅历要比学识更重要。年轻人一定要去体味生活，感悟生活。尤其是纪实摄影，需要的是日积月累，长期坚守和关注十分重要。另外，很多年轻摄影师知识面有些窄，过于注重摄影技巧，这对个人的长远发展会起到阻滞作用。

我从 2000 年开始编第一本画册时，才把文学捡起来，这也让我认识到文学修养的重要性。因为文学功底的好坏会影响到照片后期编辑和作品的认知审美。所以，只有将知识融会贯通，才能让作品更充实。

今年（2020 年）4 月，我原定还要再去英国一所大学做展览，之后在韩国还有一个收藏展，目前也在策划中。由于现在正处于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重要时刻，展览具体安排还没有最后确定下来，我期待疫情早日过去，大家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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