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外交的崛起

Mary

如果你在亚马逊购物网站上搜索跑鞋并把最低价格定在30美元，在最前面的几页里你会看到一些闻所未闻的品牌。有些（如Zocavia、Zocania、Zonkim）似乎是按照字母顺序放在一起的，而有些（如Biacolum、Qansi和NYZNIA）则让人搞不清其词源，完全不知所云。

可是当你仔细观察各个产品的图片之后，你会发现这里面还是有规律可循的。"Qansi男士运动鞋网眼超轻透气运动跑步散步健身鞋"的图片看起来与"Biacolum男士跑步鞋防滑运动网球鞋防滑气垫针织运动鞋散步锻炼运动鞋"几乎完全相同，而"Zocavia男士跑步鞋超轻网球运动鞋防滑网眼防滑散步健身鞋"的图片也是如此。

从上面三款产品的名字我们可以发现，亚马逊网站为了给产品命名发明了一套"亚马逊式英语"——读起来费劲不过基本还看得懂，过于冗长但非常容易被人搜到。不过通常来说，这些产品下面的描述语言还是符合计算机设定的英语语法审查标准的。比如，对Zocavia运动鞋的描述是"超轻材质让你的双脚几乎感觉不到重量"，而对Zocania运动鞋的描述则是"最新式面料让你的双脚可以畅快呼吸"。

美国作家、记者、四川大学匹兹堡学院助理教授何伟（Peter Hessler）2021年3月8日在美国《纽约客》杂志发表了文章：《"中国制造"外交的崛起》

不过，有一个词从未被收入"亚马逊式英语"，那就是"中国"。电子商务分析公司Marketplace Pulse指出，亚马逊网站上近半数的顶级卖家（也就是那些在美国市场上年销售额在100万美元以上的卖家）都来自中国。不过亚马逊公司的发言人最近称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他拒绝透露中国卖家的数量，只是说美国购物网站上的大多数第三方卖家都来自美国本土。中国卖家很少在产品页面上标明自己的实体地址在哪里，像Zocavias、Zocanias这样的品牌也从未提到自己的产品是在哪里生产的。

如果希望获得更多信息，你可以访问美国专利商标局的网站，那里有很多有用的信息。在关于商标的页面上，你会发现Zocavias、Zocanias这两个品牌是由中国四川省某县某村的同一个人注册的（虽然这两个名字听起来像是一对来自塞尔维亚的双胞胎网球选手）。这两个品牌连同Zonkim、Biacolum、NYZNIA以及其他多个品牌都属于同一家名为"金宗网络科技"的公司。这家公司的总部位于中国四川省成都市，它的老板在2020年疫情肆虐的春天曾告诉我，他正在重新考虑在美国市场的布局。

去年4月26日，戴着黑色蓝牙耳机、穿着黑色T恤、黑色裤子和黑色运动鞋的李德伟（音译）与我见了面。李德伟与一位合伙人共同拥有这家公司，他不过30多岁，可是在言谈举止方面如同一位严肃的老者。像很多中国城市一样，成都已经很好地控制住了疫情，李告诉我一周前他已经不再要求员工戴口罩上班。不过，疫情所带来的经济影响才刚刚开始——他一个月之前解雇了50名员工，这个数量占到成都工厂的三分之一。

李说要不是特朗普政府根据《新冠病毒援助救济与经济安全法案》（CARES Act）划拨经济刺激资金，情况可能会变得更糟。由于李在亚马逊网站上直接销售产品，他可以密切跟踪销售情况。"我每天都会看统计数字……我们的销售额在美国政府发放经济刺激资金之后的第二天就出现了增长"，李对我说。我与他见面那天美国的经济刺激计划已经实施了两周，他的公司在美国的销售额虽然还没有恢复到正常水平，不过已经比最低时翻了一番。"我们还不能确定在美国政府援助之下出现的这种消费增长是否是一个短期现象"，李对我说。

不久前，李和他的合伙人以及其他几位出口商进行了多次讨论。他们都认为2020年6月是一个极为关键的月份。"如果美国和欧洲能在6月把疫情控制住，那么我们的业务就能恢复到正常水平"，李对我说。不过几位中国企业家都认为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不太可能做到这一点。此外，李对中美之间持续不断的政治摩擦也感到颇为忧虑。

在一般情况下，美国、欧洲和日本分别占金宗公司年销售额的70%、20%和10%，他们的产品并不在中国销售。对李和他的合伙人来说，摆脱当下困境的办法是显而易见的：他们必须开拓Zocavias、Zocanias等品牌在中国的市场以降低对美国市场的依赖。"许多行业，比如物流，在中国并没有受到疫情很大影响"，李对我说。他公司的员工已经对鞋子进行了重新设计并且正在为在中国市场的营销活动做准备。他的目标是在一年之内把中国国内的销售额提高到总销售额的三分之一。李估计三个月之后就会知道自己的计划能否成功了。

2019年8月，我和家人搬到了成都，我开始在四川大学教授新闻学和英语两门课程。当时美中关系正陷入困境。不过这并不是第一次在两国发生摩擦时我来到四川省了，1995年我也曾来过。那一年美国国务院向台湾地区领导人李登辉发放了访美签证，李登辉应邀访问了母校康奈尔大学并做了一场演讲，自那以后美中关系开始急转直下。中国政府做出了愤怒的回应，他们在台湾附近海域进行了一系列导弹试射活动。1996年3月，美国派遣了两个航母战斗群前往台湾海域，这是越战结束以后美国在亚洲地区最大规模的武力展示行动。

1996年夏，我作为和平队（the Peace Corps，和平队成立于1961年，由具有专业技能的志愿者组成，志愿者中有相当比例是大学生，他们要接受10周至14周的训练，特别是外语训练，然后到一个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服务两年。这个构想是肯尼迪在1960年总统竞选中提出的，按其构想，和平队的主要使命是以志愿者的方式向第三世界国家派遣教师、医生、护士以及各种技术人员等"中等人力资源"，通过帮助第三世界国家的社会发展，向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展现美国文化的精华、改善美国在这些国家眼中的形象，并借此传播美国的文化和价值观——观察者网注）的一名志愿者来到了成都。我和另一个名叫亚当·迈耶（Adam Meier）的美国青年一起被分配到了四川省内一个偏僻地区的大学任教。

当时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正在竞选连任，他在中国官方媒体那里是个经常受到批评的人物。多年以后，我当时教的一名学生给我写来了一封信，她在信中讲出了自己当时的一些感受："在您成为我的老师不久，我就读到了一篇新闻报道，里面说如果克林顿先生成功连任，原因之一在于他会采取更加强硬的对华政策。那时候，我很讨厌见到您和迈耶老师"。

不过在当时，中国学生们并没有把此类想法说出来，他们保持了沉默。我在四川遇到的人们普遍对政治采取了一种很务实的态度。为了响应改革开放政策，我所在的大学愿意冒险引进美国教师给中国学生上课。那些学生大多来自贫穷的农村地区，不过他们能够被英语专业录取，成绩都是很不错的。在语言课程之外，他们还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等必修课程。

不过就在我任教的第二年，政府开始不再为毕业生分配工作，住房也开始私有化，而且这一切都是在全国范围内发生的。我的一些志向远大的学生在毕业后去了广东和浙江等省份，那时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的出口经济已经开始发展起来。

后来人们发现，比尔·克林顿当选其实比其他任何候选人当选对中国都更加有利。在克林顿总统的第二任期，美国国会批准给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待遇，而且克林顿总统还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与中国开启了谈判，中国最终于2001年加入了该组织。连续多届美国政府都采取了对华接触政策。即便奥巴马总统为了对抗中国在亚洲日益上升的影响力曾提出"重返亚洲"战略，这个战略似乎也没有取得多大实际效果。

2019年我再次来到成都，我发现改革开放在物质层面给这座城市带来的变化充斥着每一个角落：庞大的地铁系统、全新的四川大学校园、耸立着高楼的商业区。在课堂上，两个时代的对比冲击着我的内心。我给学生们展示了1996年我在四川教书时拍的照片，他们看了以后都笑了起来：身高175厘米的我站在学生们中间却已经是最高的了。如今，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看起来我已经比教室里许多男生都要矮了。去年，《柳叶刀》杂志的一篇文章指出，自1985年以来，在全球200多个国家里，中国男孩的身高增幅排在第一位，中国女孩的身高增幅排在第三位。与1985年相比，如今中国19岁男性平均长高了近9厘米。

我所教授的学生大多来自城市中产家庭，其中许多人都参加了一个特别的教学安排，他们要前往美国匹兹堡大学进行最后一年或两年的本科学习。中国每年有40万人赴美留学，而我的那些学生是这40万人的一部分。不过在四川大学，即便那些将赴美留学的中国学生也还是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原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等课程。

就在我上课的教学楼旁边，一座安装了玻璃幕墙的四层建筑刚刚落成，建筑表面有一行金色的汉字——马克思主义学院。看到这座建筑，我想起了我的学生们：他们比20多年前我所教授的那些学生更加高大、更加健壮、穿着也更加讲究。在这座建筑的地下，中国人设计了一座很大的停车场，因为如今中国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也购买了汽车。

与记忆中的20多年前相比，如今中国共产党对这个国家的管控能力更加强大了，美中两国的关系也更加恶化了。在唐纳德·特朗普就任总统之前，华盛顿的各派力量就已经在一个问题上凝聚了一定的共识，那就是中国人在美中双边关系中获得了过多的利益。

特朗普政府的一些官员曾频繁提到"脱钩"一词，也就是美国应该在经济和科技领域与中国脱离接触。2018年春，特朗普政府开始对中国输美商品加征高额关税，很快中国也采取了反制措施。由于新疆和香港问题，两国之间的交流项目也受到了影响。在我到四川大学任教的第一年，特朗普政府突然中止了在中国实施的和平队项目，此外在中国内地和香港进行中的富布赖特项目也都被叫停。

在成都，大多数人对两国关系变化所作出的反应一如往常。李德伟告诉我，他对美国政治没有什么特别强烈的个人观点。在自己的鞋子被加征关税之后，他只是在亚马逊网站上把价格提高了15%。"客户会为那些多出来的关税买单的"，他对我说。

我所在的院系里面所有的老师都在一个写作中心帮忙，学生们可以在那里向老师预约辅导时间。在我来之前，他们已经打算向一家美国公司购买一款排课软件。但计划最后搁浅了，一位行政领导对我们说原因与中美贸易战有关。院里最后找到了一家名为Fresha的英国公司，这是一家专门为美容院、按摩院和水疗中心提供软件的公司。每当我收到上课通知时，系统都会把学生称为"客户"，此外我还偶尔会收到一些关于美甲和夫妻按摩套餐的促销邮件。今年4月，我收到了系统发送的一封紧急邮件，里面说："新冠疫情已经促使众多美容院和水疗中心放弃了他们那些价格高昂的时间管理解决方案，转而购买了Fresha公司的软件产品"。

去年5月14日，我和李德伟一起吃了一顿晚饭。他告诉我他的公司正在努力转向中国国内市场。"目前销量还不是很好"，他说。李认为鞋子的风格可能是一个问题，他正在把原来的黑色鞋底改成白色鞋底，他认为这样中国消费者也许会更愿意购买。去年3月疫情刚开始在美国蔓延时，金宗公司就已经把日产量下调到500双。而在吃晚饭的那天，日产量已经恢复到正常的2000双。虽然李在设计和市场两个部门都进行了裁员，但他从未裁减过生产线上的工人。他告诉我，当务之急是要确保供应链的稳定。

虽然李在亚马逊网站上开拓美国市场，但他从未去过美国。李的背景并不显赫，他的父母都是仅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农民，他们最初在一家毛毯厂的流水线上工作，后来他们开起了自己的小厂子。父母把手头所有的钱都花在了李和其他几个孩子的教育上。李在高中时成绩优异，最后考取了四川大学。大学毕业后，李被父母的一位朋友看中被请去那位朋友在福建省开办的一家制鞋厂帮忙，他在那里学到了制鞋的手艺。

我和李一直用汉语普通话聊天，其实他的英文阅读能力很好。为了研究美国市场，他经常上Google Trends这样的网站。"能去美国当然会有很多收获，不过从网上我们也能获得很多信息。美国是个很自由的社会，无论什么信息都可以随便传播，这是与中国不同的一点"，李对我说。李对美国人有一种从遥远视角形成的观感，他对美国人的评价展现了他的外交技巧："你们比我们更有经验，不过我觉得美国人可能不太储蓄吧，你们手头一旦有了钱，就都会花掉"。这一番话是李在发现美国政府实施经济刺激计划后销售额出现上升时对我说的。

当疫情在成都以东1000公里之外的武汉爆发时，当地政府最初的应对是有些慌乱的。他们一开始掩盖了疫情的一些细节并对疫情的早期预警者进行了惩罚，不过当地政府最后还是拿出了很有效的对策，阻断了病毒的传播。中国政府并没有直接向公众给予经济支援。在2020年的第一个财政季度里，中国经济萎缩了近7%，这是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政府首次报告出现经济萎缩。尽管如此，中国政府并没有推出全面经济刺激计划。"如果政府发钱，人们只会把那些钱存到银行里"，李对我说。

事实上，这也很可能是许多美国人的做法。美国西北大学经济学家斯科特·贝克尔（Scott R.Baker）最近告诉我，特朗普政府的《新冠病毒援助救济与经济安全法案》在实施后并没有取得2001年和2008年推出类似法案时所取得的效果。"最大的区别是人们不再愿意购买耐用品了，汽车和冰箱的销量并没有出现增长，人们似乎把钱存了起来"，贝克尔对我说。

斯科特·贝克尔与另外四位经济学家对三万名美国消费者的高频银行交易数据进行了分析，结果他们发现，2020年的刺激计划并不像此前的此类计划那样有效，原因部分在于疫情的独特性——疫情让消费者对面对面接触汽车经销商或送电器上门的陌生人产生了疑虑。"如果你向人们分发面值1000美元的购物券并且要求只能用于购买汽车，这会对经济有很大促进作用；可是如果你用30美元从国外买一双运动鞋的话，这对提振美国经济起不到什么效果"，贝克尔说。

我向贝克尔介绍了李的公司在美国实施经济刺激计划之后的销售情况。"销量出现明显增长并不奇怪。我们发现，大多数消费行为都是在收到钱后一周之内发生的"，贝克尔对我说。此外，贝克尔还指出，大多数美国人似乎还是把政府发的钱存了起来，而那些几乎没有银行存款的人则更倾向于把刚收到的钱花掉，这些人会去购买食品、生活日用品以及其他一些廉价商品，一般来说就是像李德伟那样的中国厂商在美国销售的那些商品。

在成都，李和他的同事们每天都会在亚马逊网站上浏览消费者在产品下面的留言。他把这视为一种交流、一种商家和消费者之间的对话。在疫情爆发的早期阶段，许多美国消费者都抱怨有物流延迟的情况。5月6日，一位买家给李的产品打了一颗星："快递送晚了，快递员把鞋子放在走廊里，然后就被偷了，我要求立即退款"。李最后换了一家收费更高的快递公司并且还做了其他一些调整。当有客户说Zocania鞋子前面太小有些挤脚之后，李很快就让工厂对产品做了调整。

李在亚马逊网站上与买家之间的交流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让我们了解到一些低收入美国买家在疫情期间的生活状况。他们似乎很少提到自己穿着李的产品去锻炼身体或参加某种体育运动，他们更多地是穿着那些鞋子去工作，而且是那种需要长时间站立的工作。5月16日，一位买家给某款声称有"防滑鞋底"的产品打了一颗星："我穿着这双鞋在丹尼斯餐厅做厨师，可后厨地板上的水还是让我滑倒了，脸撞到了地上，真是超级恐怖！"

此外，还有买家提到了失业问题。6月14日，一位给了五颗星评价的买家留言说："我买这双鞋本来是为了上班穿，结果发现公司不会再开门了，不过我还是很喜欢这双鞋"。

随着夏日的到来，其他问题又出现了。7月13日，一位给了五颗星的买家说："这鞋底真不耐磨，我只穿着这双鞋被警察追过两次，结果鞋底就被磨掉了一半"。

李和他的员工会定期对产品的图片以及使用"亚马逊式英语"的产品名称做些改动，其中也包括"柔软的鞋垫非常合脚，它可以保护你的踝关节和双脚免受伤害"这样的产品描述。李对美国的疫情非常关注，他总是能说出美国最新的疫情数字。"美国截至目前已经有265万感染者了，数字每天都增加3万到4万，情况不太乐观"，他在7月2日告诉我。

即便太平洋对岸的疫情在不断恶化，李还是很注意商业上是否有新的机会出现。6月，在研究了Google Trends网站上的信息之后，他聘请了一位美国律师帮他向美国专利商标局提交了一份商标申请。与往常一样，这个新商标"Pemily12"的含义对我来说仍然是一个谜。

2020年1月下旬，美国驻华大使馆和包括成都在内的五个领事馆决定撤离非必要工作人员以及所有的配偶和子女。当时许多国家的大使馆和在华企业都做出了这样的决定。不过，我、我的妻子Leslie和正在成都当地学校读书的两个女儿都留了下来。我们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决定，并不是因为我们相信中国会把疫情控制得更好，我们只是对情况的严重性缺乏了解。

成都采取了一个半月的封城措施，这让我们始料不及。在成都这个有着1600万人口的城市，截至2月底仅报告了143个有新冠肺炎症状的病例。此后，在接下来的整个春天里成都没有发生任何社区感染。由于当时我们认为自己被感染的可能性很低，所以我们决定留下来。

到了3月底，中国政府决定禁止所有持外国护照的人士入境，即便他们拥有有效的工作签证也不可以。中国官员们认为，只要他们对从国外返回的中国公民采取隔离措施、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检测并对病毒感染者的密切接触者进行追踪，那么中国社会就能够恢复常态。到了5月初，我女儿所在三年级的54个孩子全部回到了学校，几周后他们都摘下了口罩。就在孩子们摘下口罩的那个月，我搭乘了一个中国国内航班，那是成都解除封城之后我第一次乘坐飞机，我发现机舱里全都坐满了，没有一个空余的座位。

我最初以为中国先爆发疫情，然后其他国家会相继爆发，各国会沿着"爆发疫情、封锁城市、恢复正常"的剧本走下去。然而我最初的设想严重偏离了现实情况的发展轨迹，成都最初那一个半月的封城如今已经成为我记忆中很短的一段时光。我从未因疫情理不上头发，所有那些我常去的饭馆也都恢复了营业。只有在跟美国的家人和朋友联系时我才使用视频通话软件。

5月初，我和一些大学时代的老同学用Zoom软件进行了一次聚会，他们跟我分享了自己在美国封城时期的一些生活经历。网上同学会结束后，我关上电脑，骑车穿过市区去了一家夜店。那里挤满了人，在有数十人的舞池里，我只看到一个戴着口罩的女孩子。

到了第二个财政季度，中国经济又恢复了增长。7月，中国出口同比增长了7.2%。就在那个月，我进行了一次长途旅行，我穿越了整个浙江省，这个省份位于中国几大对外贸易核心地区之一。我在浙江见到的企业家都跟我提到了同样一件事，那就是他们都很惊讶自己的销售额竟然能反弹得这么快。

此外，他们还提到自己在美国发起的贸易战中并没有受到很大损失。几个小出口商告诉我，为了避税，他们少报了出口货物的金额，不过也有人认为这样做对大出口商来说风险太高。一般来说，中国出口商至少会把部分成本转嫁给美国消费者，而中国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对出口商实行出口退税政策。

在沿海城市玉环，我见到了一位从事汽车精密部件出口业务的女士。她说美国客户要求她签署一份合同，合同中写明她不能把美国客户的公司名称放在自己公司的网页上。"我们不能公开宣传我们跟这家美国公司有商业来往，他们不希望人们知道自己在从中国采购汽车零部件"，这位女士对我说。她坦言由于疫情自己不能再出国参加贸易展会，不过缺乏面对面交流对她来说并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

即便在浙江义乌这个中国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人们也很快就适应了新情况。在往年正常情况下，有1万多名各国客商常驻义乌，此外还有更多的人短期来这里采购。这座城市非常国际化，能满足各国人士的餐饮需求。可是在我到访的时候，许多地方都冷冷清清，我在一条街上甚至看到有10家印度餐厅已经关门停业。

我在不远处看到好几家专门从事对俄及中亚地区货物运输的物流公司，其中只有一家开着门。老板毛远奎（音译）告诉我，疫情改变了每个人的工作时间。"大家上午都不开门，因为这个时候俄罗斯天还没亮。我们现在基本都是通过电话和微信保持联系，很少有客户上门来谈事情了"，他对我说。

毛的业务是向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发货。往年，他会通过空运来处理紧急订单，可是在疫情影响之下，很多航班都被砍掉了。在疫情爆发前的几年里，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投资建设了全世界最长的货运铁路，这条铁路的起点在中国浙江义乌，途经中亚地区，终点是西班牙首都马德里，总长达1.3万公里。毛向我介绍，如今他的许多货物都是通过铁路运输的。

疫情期间，海运成本上涨，而且往返货运量出现了失衡：每三个离开中国的集装箱里，只有一个能载货归来，原因在于许多国家在疫情打击之下已经丧失了出口能力。据了解，在疫情爆发之前，中国制造的集装箱就已经占到全球产量的96%，如今中国的集装箱制造业正处于满负荷运转状态。

毛让我晚上晚一点再来，那时候就能看到周边物流公司的营业情况。我按照他说的时间来看了一下，很多店面的确都亮着灯。我看到里面许多人都在用手机和电脑忙碌着，他们都是按照中亚时间工作的。

2018年1月24日，中欧班列（义乌—波兰）运邮测试班列从浙江义乌出发，前往波兰马拉舍维奇站。此次中欧运邮测试班列的成功开行，为义乌小商品开辟了经济、便利的国际邮件运输新模式（图片来源：新华社，龚献明 摄）

在义乌批发市场的走廊里我看到了许多孩子。这个庞大建筑的占地面积几乎是五角大楼的10倍，里面容纳了10万商户。几年前我到访这里时还看到市场里到处是各国客商，可如今已经变得空空荡荡，暑假期间许多老板把自己的孩子也带了进来。孩子们在空荡荡的走廊里骑自行车、玩滑板，他们甚至还架起了羽毛球网，在墙壁上安装了打篮球用的篮筐。

在义乌批发市场，商户们做的基本上都是某个单一商品的批发生意。在这座建筑里，没有哪里比经销箱包的区域更惨淡了。老板们坐在拉杆箱旁边闷闷不乐，他们无法为自己的货找到销路。那些卖景点小商品的人也很不走运。

不过，批发美甲用LED灯的商家却生意不错，此外那种消毒液瓶上的塑料泵头也卖得很好。我看到自行车店里已经没有存货，而销售健身房用拳击沙袋的一位女士告诉我她的销量翻了一番。在一家专卖瑜伽垫的体育用品店里，我看到他们的订单已经排到了9月。在二楼，专卖充气泳池的商户们生意也很兴隆。

义乌市场的商机遵循着很特别的逻辑，此外疫情的影响也打破了一些常规。你会发现，即便那些表面看起来销路应该遵循同样逻辑的商品其实却有着不同的命运。在充气泳池经销商旁边，我发现卖泳帽和泳镜的生意却是一落千丈。一位卖泳镜的女士向我解释说，泳镜其实跟充气泳池没有什么关系。"充气泳池是人们在自己家的院子里夏季消暑用的，泳帽和泳镜却是人们出去游泳时用的。如今大家都待在家里，不再出门了"，她对我说。

疫情爆发后，义乌市场对二楼进行了调整，如今整个二楼的大部分都由个人防护用品经销商占据着。其实他们中有许多人在疫情爆发前做的是玩具或首饰生意，他们说自己原来做的都是小商品，生产线很容易改造，对工人进行再培训也不难。

一位名叫史高莲（音译）的女士对我说，她的工厂在2月份还在生产手镯，疫情爆发后她很快对生产线进行了改造，如今她每个月都能出口200万到300万个口罩。跟市场里的许多人一样，史女士也没有戴口罩。她并不担心口罩是个短期生意。"全世界把疫情完全控制住至少也要两年吧，在那之后我会想办法生产别的产品"，她对我说。

在同一个楼层，我看到一些商家正在为即将到来的美国总统大选做着准备。棒球帽摊位旁边有好多带有"MAGA"（特朗普竞选口号"让美国再次伟大"的英文缩写——观察者网注）字样的帽子，而旗帜商人正在接特朗普和拜登双方的宣传横幅订单。

我跟一位名叫李江（音译）的中年老板聊了起来，他说自己是1995年入行的，最初做的是中国小学里面少先队的红领巾。1997年，香港回归，爱国主义浪潮导致市场对国旗的需求猛增，于是他扩大了生产规模。4年之后的2001年，美国发生了911恐怖袭击事件，他开始涉足美国国旗生意。那是他进入国际市场的起点，自那以后他的生意就与国外形势密切相关了。就在我见到他的那一天，他刚刚卖掉了几千面特朗普的竞选旗帜。

在四分之一个世纪里，他完成了从制造红领巾到生产美国大选用品的跨越。"只要人们有需要，我们就会去生产"，李对我说。在他的桌子上，我看到一面对同性恋表达支持的小旗子和另一面印有巴基斯坦国父穆罕默德·阿里·真纳（Muhammad Ali Jinnah）头像的小旗子并排摆在了一起。

离开义乌之后，我到了绍兴，那里有一家很大的旗帜生产厂。一位名叫金刚（音译）的年轻经理接待了我，他带我在厂里参观了一圈。在生产线上，许多女工正坐在缝纫机旁生产旗子，我看到一些旗子上用英文印着"北达科塔州支持特朗普"、"让美国伟大"、"特朗普2020"以及"特朗普2024"等字样。自疫情爆发以来，似乎所有的事情都是在中国最先露出端倪的，我很好奇金是否知道一些我还不知道的消息。"客户就是这么下单的，我猜他们应该是觉得特朗普2024年会当选吧"，在我提出关于"特朗普2024"那面旗子的问题之后金对我说。

金对客户的具体信息含糊其辞，不过他对我说，那些订单并非直接来自特朗普的公司或共和党。在2016年大选期间，这家工厂共卖出了200万到300万面特朗普旗帜，每面的价格约为1美元。我到访时距离2020年大选投票还有不到4个月，特朗普相关的竞选产品占到这家工厂业务量的七成，不过也有一些拜登的旗帜订单，数量不是很多。

总的来说，疫情对这家旗帜工厂的影响还是消极的，像欧洲足球锦标赛那样需要大量旗帜的活动好多都被取消了。不过也有一些事件推动了市场需求。6月，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事件发生之后，该厂收到了大量蓝条警旗的订单。不久之后，密西西比州州旗的订单又大量涌来。"许多客户对我们说需要密西西比州的旗子，我们生产了4万面那种旗子，需求来得快，但消失得也快，我猜买那些旗子的应该是黑人"，金对我说。

金了解到密西西比州有大量非洲裔人口。无论是外国竞选活动、国际体育比赛还是其他一些什么活动，他已经习惯于同时接对立双方的订单了，所以他对密西西比州州旗订单的理解还是符合他的既有逻辑的：需要蓝条警旗的既然是警察的支持者，那么需要密西西比州州旗的一定是那些黑人了。

然而我花了好一段时间才用中文向金解释清楚美国民主的一些违反常理之处：密西西比州这个黑人人口比例最高的州也许是最后一个还在保留南方邦联标志的州（密西西比州的旧版州旗自1894年起一直使用到2020年6月28日才被废除，这面旧版州旗以红、白、蓝条为背景，左上角有南北战争中南方邦联的标志，该标志被美国3K党、白人至上主义者等广泛使用。随着2020年美国白人警察杀死黑人乔治·弗洛伊德所引发的一系列抗议活动，不少南方邦联人物雕像、纪念碑等成为抗议者的攻击目标，这面州旗也成了声讨对象——观察者网注）。

金不喜欢特朗普，不过他对11月的大选结果并不感到忧虑。"大选结束后，我们还是会生产旗子，美国人对旗子一直有需求"，金对我说。金向我展示了工厂的双面缝合技术，"很多工厂并不是这么处理接缝的"，他说。金指出，"特朗普旗子的标准尺寸是90cm×150cm，而那些二流制造商却偷工减料，那些便宜货的尺寸都缩了水，可能会变成88cm×146cm"。在这里我用能想到的最直白的语言来解释一下这个现象：一些中国制造商在占特朗普的便宜。

2020年7月初，李德伟告诉我，他和合伙人已经放弃了开拓中国市场的计划。"这样做需要太多投资，而且中国国内的竞争实在过于激烈"，李对我说。此外他还得出结论，美中之间的紧张关系不太可能对金宗公司的业务产生影响。特朗普政府的一些官员经常指责中国在疫情爆发初期应对不力，但美国消费者并没有对他们的产品表现出抵制态度。

在三个月之后，李对风险的判断甚至出现了翻转：他发现美国控制疫情不力反而会有利于销售额的增长。"很多实体店都关门了。由于疫情，人们害怕出门，他们转向了在线购物"，李对我说。甚至买家在亚马逊网站上的留言也在向他透露市场的风向。一位给了五颗星好评的买家在5月14日写道："我买这双鞋是为了白天上班穿，我为一家大型在线购物公司送货，这家公司名字的发音听起来跟am-a-John差不多（这里指亚马逊所对应的Amazon一词的发音——观察者网注）。经过10小时上班时间的考验，这双鞋穿着感觉还不错"。

亚马逊公司的一位发言人称，自疫情爆发以来，该公司已经在全球范围内雇佣了超过40万名一线员工。在上海，我见到了一位年轻的中国女士，她在亚马逊公司的广告部门工作，她所在部门的员工人数在去年一年里就翻了一番。她请我不要透露她的名字，因为亚马逊公司并没有授权她接受采访。这位女士此前曾在国外生活，她经常向位于西雅图的美国同事们解释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她认为美国企业家往往对打造品牌过于执着，"你们总是想用品牌形象来说服消费者买单，不过在中国情况正相反，商家们考虑先把东西卖出去，然后他们才会想品牌的事情"。

扎克·富兰克林（Zack Franklin）是一个居住在深圳的美国人，他已经为在亚马逊网站上开店的中国客户提供了多年咨询服务。他告诉我很多中国卖家为提高销量想出了很多办法。除了扩大生产规模、开拓新的市场，他们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在同一市场上以不同的品牌销售完全相同的产品。

"他们会尽可能多地占据货架上的空间，多用几个不同的产品标签就行了。他们通过这种手段让买家产生自己可以选择品牌的错觉，这样就能增加销量"，富兰克林说。为了获得新的品牌，中国卖家需要进行商标注册，所以美国专利商标局收到了大量来自中国的商标申请。

李德伟注册了大约70个品牌，其中一些申请是由位于达拉斯的一家名为Ni, Wang&Massand的律师事务所代理的。该事务所的创立者之一倪浩（音译）告诉我，他们每月会为中国客户提交80到100个品牌申请。他说中国客户更喜欢起一些看起来奇怪的名字，因为这样的名字在商标审核官员那里更容易通过，审核官员往往会驳回那些与已有商标名称过于相似的申请。"到目前为止我们与中国客户之间合作很顺利"，倪浩对我说。

倪浩最近为李德伟提交了"Pemily12"这个品牌的申请。7月2日，李向我展示了他正在建设的新网站。他希望通过这个网站绕过亚马逊直接面向客户。不过他所使用的产品名称还是沿用了原来的亚马逊式英语"宠物狗玩具狗粮玩具球"，此外他还在网页上为这个品牌作了介绍：为什么用"Pemily"这个词？因为它是"pet"（宠物）和"family"（家庭）两个词的结合；"12"又是什么意思呢？因为12个月是1年，就是"永远"的意思。那么"Pemily12"呢？它代表我们永远是一家人。

在疫情爆发的初期，李在Google Trends网站上发现许多美国人在搜索与"宠物"这个词有关的产品。"比如，宠物服装、宠物玩具、宠物医疗"，他说。李的一位在深圳做宠物小商品的朋友正在扩大生产线，于是他们开始就线上销售展开合作。他们认为宠物服装是个很有前景的市场。我问李在最近几个月里做出这么多重大决定是否会感觉压力太大，他耸耸肩膀。在他看来，他不过是在对情况作出反应。"是市场在为我们做决定，不是我们自己在做决定"，李对我说。

来自美国的运动鞋订单仍然在不断增加，金宗公司每天向美国的发货量达到了3000双。"美国政府最近发放了更多的资金"，李对我说。我告诉李，他应该是搞错了，美国政府并没有实施第二次经济刺激计划。不过，李似乎很确定美国政府正在向美国消费者发放资金。他说可以从销售数字中看出这一点，而且其他中国卖家也得出了同样结论。第二天，我收到了一封电子邮件，邮件的发出者是租住在我位于科罗拉多州乡下老宅的一个年轻女孩。她在邮件里列出了我老宅信箱里收到的信件。她提到，其中一个信封上印着"拉动经济"字样，里面是根据《新冠病毒援助救济与经济安全法案》发放的借记卡。我收到的数额是3400美元。

我后来了解到，在过去几周里美国政府一直在向4月没有收到资金的人补发借记卡，这些人之所以4月没有收到钱是因为政府不掌握他们的银行账户信息，无法给他们发放经济刺激资金。其实我一直也很纳闷自己为何没有收到经济刺激计划的钱，我被中国生活里的各种事情分了心，所以也就没有细究下去。现在我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关注Zocavia、Zocania等中国品牌的销量是可以让我随时掌握美国政府资金发放情况的。

2020年7月底，我两个女儿唯一的一个美国朋友也离开了成都。大多数美国人早在1月或2月就回国了。随着时间的流逝，留在成都的美国人内心的孤独感变得越来越强烈。往年夏天，我们一家人会回科罗拉多的老家住一段时间，可这一次如果离开中国的话，我们可能就再也回不来了。

作为一名和平队的志愿者，我已经两年没有回国了，而且看起来未来一段时间里我们还是得继续留在中国。在上世纪90年代，四川省给人一种偏远地区的印象，与美国之间进行商业往来听起来像是天方夜谭。那时候我在四川工作了两年，在那两年里我从未见过一家麦当劳餐厅。可是到了2020年，已经有超过7万家美国公司在中国开展业务；而中国也在生产疫情时期美国人每天在大量消耗的个人防护用品。

美国国内发生的几乎任何事情，无论抗议示威、封城还是经济刺激计划，都会在这个人民共和国里制造出某种经济涟漪。许多人认为"脱钩"是一个经济事件，可是两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正在变得比以往更加紧密：2020年，美中之间的贸易额增长了9%。所谓美中"脱钩"，在我看来其实更多地是发生在人的层面。

2020年7月24日，中国政府宣布关闭美国驻成都领事馆并驱逐所有驻留的外交人员。中国人这样做是在报复特朗普政府不久前关闭中国驻休斯顿领事馆的行为。此外，在新闻媒体领域也出现了类似的现象。3月，特朗普政府出台了对中国官方媒体驻美工作人员的人数进行严格限制的规定。中国外交部也采取了反制措施，他们驱逐了《时代周刊》、《华盛顿邮报》和《华尔街日报》几乎所有的美国工作人员。截至2020年底，美国驻华记者仅剩下30人左右。

在得知成都领事馆将被关闭的消息之后，我每天都会骑自行车去那里好几次。领事馆附近有好多警察值守，不过第二天我就看到有普通游客出现在领事馆门前，他们正在那里自拍。我偶然间听到一位女士对同伴说要快点拍，否则就没有时间去城外的都江堰景区了。他们告诉我，他们是从温州来成都度假的，来领事馆拍照是他们旅行安排的一部分。

在领事馆里面，美国的外交官们正在执行所谓的"销毁任务"。他们一边匆忙地打包一些东西，一边销毁文件、电脑和其他一些通讯设备。中方给了他们72小时的时间，这与美方给中国驻休斯顿领事馆的时间长度相同。美中双方好像在进行一种体育比赛：双方各有一次主场比赛和一次客场比赛的机会，双方都在尽可能多地收集信息以供宣传之用。在休斯顿，中国领事馆的外交官们到家得宝家居建材店购买了用于焚烧文件的金属桶，而美国国家安全部门的特工们当时就跟在他们后面。一些美国电视台播放了中国驻休斯顿领事馆的院子里冒出因焚烧文件产生浓烟的画面。

美国驻成都领事馆最高的建筑是一栋六层的楼房。1994年领事馆建成时，这栋楼是附近最高的建筑，领事馆的围墙外面就是稻田。可是当我1996年第一次去领事馆时，周围的街区已经开始发展起来。20年后，20多层的大楼已经在领事馆的三面建了起来。与我在大学教室里看到的身高变化情况一样，从建筑高度上来说，美国领事馆也被比了下去。

最后，美国外交官们在72小时时间截止前完成了他们的"销毁任务"。第三天天刚亮不久，美国驻成都领事馆的最后几位外交人员打开领事馆的前门之后，便转身从后门乘坐没有任何外交标志的汽车离开了。中国人似乎没有拍到这最后的一幕，中国官方媒体也没有对此进行报道。

9月25日，李德伟告诉我公司的销售仍然势头很猛。其实这在中国是很普遍的情况：在第三财政季度，中国经济的增速达到了5%。近几个月，李雇佣了一些新员工，不过他还不打算把员工人数扩充到疫情爆发前的水平。对于他来说，这正是提高公司工作效率的好机会。34岁的李在他的办公室里已经是年纪最大的一位了。

Pemily12品牌的网站每天有400位访问者，日销售额达到了数千美元。李认为这个品牌的业务会很有增长潜力。李讲话一向很讲究外交技巧，不过他也对我坦言，美国应对疫情的表现令他有些失望。印度的疫情数字也很惊人，他把美国的情况与印度进行了对比。"印度没有控制疫情的能力，可美国是有这个能力的，美国本不该有这样的表现"，李对我说。

李相信特朗普会成功连任，我见到的大多数中国人都持这种观点。11月初，我在绍兴认识的旗帜制造商金刚告诉我，他最近收到了大量特朗普竞选用旗帜订单，他相信共和党一定能赢。在四川大学，我对学生们进行了一次调查，结果显示他们中有54%认为特朗普会成功连任。

很多学生都通过福克斯新闻网了解美国大选的进展情况。在课堂上，学生们和我讨论他们在福克斯新闻网上看到的消息，我向他们介绍了竞选科罗拉多州议员席位的劳伦·博伊伯特（Lauren Boebert），她如果当选，将代表我和我的家人在议院里发声。整个11月，上我的新闻学课程时每次都坐在前排的一个学生一直戴着一顶印着"Trump: Keep America Great"（意为"特朗普：让美国伟大"——观察者网注）字样的棒球帽。他喜欢把特朗普称为"川建国"，这是一个有些反语色彩的昵称，它把特朗普作为姓氏时取的"川"字和过去许多人喜欢取的具有爱国主义色彩的名字"建国"放在了一起，有一种"特朗普让中国再次伟大"的意思。

大多数学生说他们对大选的结果很期待。"因为大选结果对中国和我个人的未来都会产生影响，我以后可能会去美国留学……此外，如今美国的政客们不再像过去那样有修养了，我想看看输掉大选的政党到底会表现得多疯狂"，一位学习工程学的学生在一篇作业中这样写道。

其他一些学生已经放弃了出国留学的打算。一些家长考虑到中美两国之间紧张的关系、严峻的疫情以及媒体上颇具暴力色彩的"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做出了放弃送孩子出国留学的决定。虽然拜登最后取得了胜利，但看起来美中之间的关系并不会很快获得改善。与我交谈过的一位美国国务院官员认为，至少学术和文化交流是有望恢复的，不过即便是学术和文化交流的恢复也需要时间。

与此同时，在那些仍留在中国的美国人看来，两国间信息不对称的局面已经非常明显。在中国，所有受过教育的人至少都懂一些英语，他们能够通过好莱坞电影、电视节目或其他一些信息源了解美国文化。像李德伟那样的中国出口商还可以通过网络来了解美国的信息。可是对于美国人来说，中国基本上等同于一个封闭的国家。一旦由美国外交人员、记者和商人构成的小规模核心群体离开中国，美国对中国本已十分有限的了解注定会变得更少。

对于中国政府来说，他们似乎并没有足够的动力向美国重新敞开大门。中国是2020年唯一实现正增长的全球主要经济体，随着2021年的到来，中国在疫情时期提振经济的政策措施正在得到加强。中国政府已经批准了四种国产疫苗的紧急使用，不过尚未推动疫苗的大规模接种，也许中国人还在观望国外疫情的变化情况。他们完全有保持耐心的资本，因为在中国国内几乎已经没有任何病毒传播的迹象。在我与美国的亲友们聊天时，大家总是会涉及疫苗的话题，可是中国人在与我交谈时很少提到疫苗。

2020年在中国的经历越来越让我觉得自己与大多数美国人生活在两个平行的宇宙之中。在这一年里，我安排了密集的活动，不停地教学、旅行、进行面对面的采访，可是我从未有一刻担心自己会被病毒感染。8月，结束了一个半星期在武汉的报道之后，我飞往杭州。到达杭州的第二天我就在一个没有人戴口罩的礼堂里参加了一场演讲活动。演讲结束后，中国首富马云与二十多位嘉宾握了手，我是其中的一位。在中国，疫情并没有改变人际交往的方式，而且我从未听到一个中国人用过"疫情疲劳症"这种说法。在2020年秋季开学的3000万中国大学生里，我只听到了两个病例报告。

中国的体制和社会在很多方面来说的确很适合应对这场疫情，而美国则完全相反。在许多中国人看来，这种对比似乎意味着世界秩序正在发生一种永久性的改变。不过一些思维更加缜密的人却担心中国人的自信也许有些过头了。Gary刘是上海一家民间智库国务金融评论研究院（the National Affairs Financial Review Institute）的经济学家和创始人，他指出："新冠疫情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情况，你不能仅凭特殊情况下两国的表现就得出一个长期的结论"。

这学期上最后一堂新闻学的课程是在新年前夜。我问同学们：对你们来说，2020年过得好还是不好？

2020年12月初，四川大学宣布禁止所有学生离开校园，因为成都正在经历2月之后的第一次疫情。随着天气转冷，中国各地开始出现散发病例。在大多数情况下，疫情的传播都是由从国外归来经过隔离的中国公民导致的。而成都的疫情据说与一位在隔离酒店附近接触被污染垃圾的老人有关。

12月7日，成都报告了第一个病例，在接下来的五天里，成都市共检测了200多万居民。尽管只发现了143个非输入性病例，但成都市却拥有141个检测点，几乎做到了一个病例对应一个检测点。在整个12月，成都市只报告了13个社区传播的病例，社区封锁是非常有针对性的，大部分市民并未受到影响。在12月疫情期间，这座城市甚至还开通了五条新的地铁线。

2020年12月11日晚，在位于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的西华大学本部，学生们在操场上接受核酸检测。当日，成都市郫都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通告，从12月11日18点00分开始，全面开展郫都区全员新冠肺炎疫情核酸检测，确保不漏一人，检测费用由区政府承担（图片来源：新华社）

有70%的学生说自己这一年过得还不错。其实许多中国人都是如此。李德伟告诉我，与往年相比，Zocavia、Zocania和其他几个运动鞋品牌的新年假期销量达到了史上最高水平，而且2020年的总销售额比2019年增长了15%；关于Pemily12品牌的产品线，他预计未来会加入宠物美容用品。"与人用的各种美容用品是一样的"，2021年年初他见到我时说道。他给我看了一张狗用假睫毛的网络图片。"我们还没开始，不过我们注意到其他人已经开始生产这种产品了，两三年后这也许是一个很大的市场"，李对我说。

在华盛顿国会大厦2021年1月6日遭到入侵之后，绍兴的金刚说他得到了好多特朗普旗帜的订单。他通过微信给我传来了一些产品图片，我看到其中一些旗子上用英文印着"特朗普2024：一雪前耻"、"特朗普2024：夺回美国"和"特朗普2024：再次拯救美国"等字样。

每周一，我的女儿们都会戴着红领巾去上学，这是学校对所有学生提出的要求。有时候女儿们也会抱怨，因为她们回不了科罗拉多州的老家，她们很想家里的猫，还好老宅的租客在照顾它。我们觉得科罗拉多州家乡的往日时光距离我们越来越遥远了。

一天下午，两个女儿在成都府河岸边发现了一只流浪猫，女儿们把猫带回了家，她们叫他"尤利西斯"。我们在科罗拉多有家，在成都也要建设一个同样的家，这是解决思乡之情的最好办法。我们在两个家里挂上了同样的照片，我们在成都宜家买到了与科罗拉多家里同样的家具，我们甚至还在成都买了一辆与科罗拉多家里完全一样的黑色本田CR-V汽车，不过我们这辆本田CR-V是在武汉生产的。过去的一年对本田武汉工厂来说也是个好年景。本田公司报告称，2020年本田汽车在中国的销量比2019年增长了5%。在学校时，我一般会把这辆车停在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地下车库里。

（观察者网马力译自2021年3月8日美国《纽约客》杂志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