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学者：病毒溯源不应成为美国地缘政治游戏筹码

蜚语

针对美国一些政客不断炒作、意在将矛头对准中国的新冠病毒“实验室泄漏论”，近期有越来越多的国际学者开展理性驳斥。他们普遍认为，新冠病毒“实验室泄漏论”毫无根据，必须立即停止将病毒溯源政治化的做法。

“新冠病毒自然起源的可能性比实验室泄漏大一百万倍”

早前，美国领导人就“实验室泄漏论”等议题要求美情报部门在90天内拿出一份调查报告。《华尔街日报》近日援引一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说：“总统知道，90天之后，很可能找不到确凿的答案。”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在报道中介绍了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病毒基因组学和生物信息学负责人戴维·罗伯逊的观点。他直接指出，“实验室泄露论”是无凭无据的，“新冠病毒‘实验室泄漏论’的唯一‘证据’，就是武汉病毒研究所正好在那里。除此之外，尚无其它确凿证据”。

据塔斯社报道，俄罗斯卫生部长米哈伊尔·穆拉什科日前公开表示，新冠病毒系人为制造的说法目前是无法得到确定的。

美国斯克里普斯研究所病毒学家克里斯蒂安·安德森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表示，虽然新冠病毒来自实验室和自然场景都是有可能的，但可能性大小并不一样：现有事例、数据等证据强烈支持自然起源论，而“实验室泄漏论”仍只是一种推测性假设。

“我认为我们现在拥有的证据都指向了一个(新冠病毒)从动物传播到人类的场景。”美国犹他大学医学院病毒学家史蒂芬·戈德斯坦在接受NBC采访时表示，那些支持新冠病毒是被“人为改造”的证据根本站不住脚。美国杜兰大学病毒学家罗伯特·加里亦支持这种观点。

“实验室泄露论”的一些支持者认为，新冠病毒的基因序列存在几个特征，使得其从一开始就非常容易感染人类。对此，NBC援引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生物学副教授马切伊·博尼的观点指出，在2009年，经典H1N1猪流感病毒就引发了“人感染猪流感”疫情，并迅速在全球蔓延。人类虽易感染这种病毒，但不能说经典H1N1猪流感病毒就是生物工程的产物。以此类推，由于缺乏更多信息，新冠病毒自然起源的可能性比实验室泄漏要大上一千倍，甚至一百万倍。

值得一提的是，马切伊·博尼在与戴维·罗伯逊合作的论文中提出，病毒感染多种哺乳动物的能力是慢慢进化而来的。这意味着，新冠病毒的祖先根本不需要去“主动”适应人类，因为它们在很久以前就已经是“多面手病毒”了。

新冠病毒与武汉病毒研究所无关

作为唯一一位曾在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开展过研究的外国科学家，澳大利亚病毒学家丹妮尔·安德森日前在接受彭博社采访时表示，新冠病毒与武汉病毒研究所无关。

她介绍说，武汉病毒研究所BSL-4实验室远比一些媒体描述更为正规。实验室具有最高的生物安全等级：要求空气、水和废弃物在离开实验室前须经过严格过滤和消毒；个人进出该实验室也要经过精心规划的化学淋浴和个人淋浴；武汉病毒研究所对于控制研究过程中的病原体有严格的规定和要求。

安德森表示，从理论上来说，实验室里的科学家有可能在研究过程中不经意间被感染。但是在新冠病毒这个问题上来说，这种可能性非常小，现在也没有证据表明这种情况确实发生了。安德森说，她在武汉病毒研究所认识的人中，没有一个人是在2019年底患病的。

安德森强调，新冠病毒起源于自然是最有可能的。没有哪种病毒是为了感染人类而被故意制造并释放出来的。

彭博社所刊文章还指出，在新冠病毒的基因组中，没有证据明确显示其被人为编辑过，也没有证据表明武汉病毒研究所藏有疫情中新冠病毒的原始毒株。政治观察人士表示，关于新冠病毒“实验室泄漏论”的指控有特定战略意图：向中国施压。

病毒溯源政治化倾向必须立即停止

《南华早报》在今年6月底发表名为《西方政治化病毒溯源攻击中国，没有人是赢家》的评论文章指出，新冠病毒溯源首先要尊重世卫组织和中国的联合调查结果。众所周知，这一调查结果认为自然起源的可能性最高，并强调新冠病毒“极不可能”通过实验室传人，“比较可能至非常可能”经由中间宿主引入人类。

其次，不应该鼓励双重标准。包括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内的一些西方公众人物，将新冠病毒称为“中国病毒”或“武汉病毒”。按照这个逻辑，就应该把2009年初在美国首次发现的H1N1猪流感病毒更名为“美国病毒”？在2009年“人感染猪流感”疫情期间，约有11%至21%的全球人口受感染，那么世界应该向美国要求赔偿吗？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新冠病例可能在2019年12月就出现在美国。如果确实需要展开新调查，首要调查对象应该是美国。

最后，抗疫工作应关注“合作”。由于意识形态和文化差异，西方许多国家对中国存有极大误解。事实上，中国同其他国家联手合作抗疫就可以增进互相间的了解。乐观地说，携手共进永远不会太晚，尤其是当整个世界持续遭遇疫情的当下。新冠病毒溯源政治化倾向必须立即停止。疫情事关人类的生存，不应成为大国的地缘政治游戏。

正如乌干达《每日箴言报》文章指出，来自自然界的人畜共患疾病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必须建立更好的全球监测和预警系统，以及疫情发生时的早期应对系统。我们需要可靠的沟通，来防止新出现的人畜共患疾病在全球范围内迅速传播。我们也必须建立相关机制，以快速、透明、可信的方式寻找各类有效治疗方法、研究及分发疫苗等。

来源：国际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