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教 中国语言文字服务“一带一路”要重视“三通”

蜚语

“一带一路”需要语言铺路。语言之路铺设如何，直接关涉政策能否沟通、道路能否联通、贸易能否畅通、货币能否流通、民心能否相通，关涉“一带一路”能有多宽广，能行多快，能行多远。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的五年，也是努力铺设语言道路的五年。例如：汉语在国际上的传播速度持续增快，现在146个国家和地区都有汉语教学活动，近70个国家把汉语列入国民教育体系，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的布局自觉向“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倾斜。在外语语种的教育方面，中小学在已经开设英语、俄语、日语的基础上，又开设了法语、西班牙语、德语；大学外语专业的语种不断增加，现在已有近100种，目标是凡有国语身份的语言，都将进入大学的外语教育。“一带一路”语言服务的会议不断召开，理念在更新，行动在跟进，语言人才市场在逐渐形成，产出了一批理论成果和可观的社会效益。中华概念、术语外译工作持续进行，这是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的基础准备。信息自动检索、语言自动翻译、机器自动写作等现代语言技术又有新进步，据调查，我国有60余款线上机器翻译系统，其中有8款系统能够支持90种语言的自动翻译，有3款系统可以支持百种以上语言的自动翻译。语言智能推进“一带一路”进程取得新成效。

在铺设语言道路的进程中，大家更加明白：语言是国家的先遣队，国家要去何方，语言就应先到何方。中国正在由“本土型国家”向“国际型国家”转变，国家的语言能力也应由“本土型国家”向“国际型国家”发展。

“国际型国家”的语言能力，就是能够满足国家处理好海内外事务的语言能力。当代跨国跨地区的活跃语言，包括英语、汉语在内约有20来种。这20来种语言基本上是当代人类知识的主要负载者和交流者，因此，国家必须“熟练掌握”这些语言。与个人熟练掌握一种语言不同，国家对一种语言的熟练掌握起码应达到如下三点：其一，能够用它来进行口语和书面语的交际；其二，能够掌握它的语言知识和语言技术，能够进行语言翻译和知识交换；其三，有较为完整的语言教育体系。

除了这20来种语言之外，世界上还有一些较为重要的语言或方言，它们是某国的国语或官方语言，或者是一些国家内部的大语言或大方言。比如：老挝语，缅甸语，柬埔寨的高棉语，菲律宾的他加禄语，印度尼西亚的爪哇语，尼泊尔语，不丹的宗卡语，斯里兰卡的僧伽罗语，南亚的泰米尔语、旁遮普语，印度的泰卢固语、马拉地语、古吉拉特语等，土库曼语，塔吉克语，阿塞拜疆语，爱沙尼亚语，拉脱维亚语，立陶宛语，中东地区的库尔德语，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语，法国的科西嘉语，中国的藏语、维吾尔语、彝语、傣语和汉语的粤方言、闽南方言、客家方言等。这些语言或方言大约有200种，使用这些语言或方言的民族或族群都比较大，都有一定的影响力。要使“一带一路”倡议得到广泛响应，要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到民心相通，也应当掌握好这些语言，具有用这些语言进行交流的能力。

中国要满足“一带一路”倡议的需求，具备“国际型国家”的语言能力，较为理想的状态就是具备200来种语言的能力，亦即：能够从20来种跨国跨地区的活跃语言中获取当代知识，能够用200来种语言进行沟通，向外讲好中国故事。与此相比，我国的语言能力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要达到“国际型国家”的语言能力，首在提高语言意识，真正认识到语言是“一带一路”发展、是国家走向世界的“先行官”。语言文字是人类最为重要的沟通工具，但也不能仅仅只看到语言的工具性；语言也是打开“心结”、消解误会的心灵锁钥，也是文化的阐释者和建构者。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全方位发挥语言的作用。

汉语在国际语言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是衡量“国际型国家”语言能力的一个重要指标。促进汉语国际传播，发展汉语的“第二语言”人口，汉语国际教育是重要途径。在全力推进汉语国际教育之时，还要特别关注学过汉语者的汉语使用，关注国际组织的汉语使用，关注汉语文本的国际影响力，特别是汉语文本在国际新闻舆论、国际学术研究、国际商贸活动中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基本决定了汉语在国际语言生活中的应用价值和学习价值。

国家的外语能力是国家语言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关注大学外语教育的同时，要特别关注中小学的外语教育。第二语言学习的黄金时期在小学和中学。发展中小学外语教育的措施之一，是根据我国各地外语使用的特点来部署外语教育语种，比如东北地区便于学习俄语、日语，西南地区便于学习东盟的语言，西北地区便于学习南亚、中亚的语言等。此外，我国的跨境语言有近30种，如蒙古语、朝鲜语、赫哲语、鄂伦春语、鄂温克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乌孜别克语、柯尔克孜语、锡伯语、图佤语、藏语、苗语、瑶语、壮语、傣语、景颇语、怒语、哈尼语、独龙语、佤语等。这些跨境语言在对外交往和文化传播中，往往可以发挥外语的作用。研究跨境语言，掌握好跨境语言，发挥好跨境语言的作用，不仅可以迅速提升国家的语言能力，而且可以沿边境建立多功能的语言带，增强跨境的语言文化沟通，也增加边境的语言文化安全。

现代语言技术仍然是提升国家语言能力的关键，提升机器自动翻译的水平乃当务之急。现在的多语自动翻译系统，多是以英语为“轴心语言”的。要争取建立以汉语为轴心语言的多语种自动翻译系统，使汉语能够逐渐成为机器翻译的“路径依赖语言”。同时，这一自动翻译系统要足够强大，能以之向世界最重要的20来种语言获取信息，向世界200来种语言输出信息。研发这一翻译系统还有更为重大的文化意义，因为现在世界的学术语言已经形成了英语一家独大的局面，近十年来，在SCI数据库中英语文献占了将近97%，在SSCI数据库中英语文献占了将近95%。如此局面不改，国人必须通过翻译来获取科学文献，汉语将很难成为世界的学术语言。开发这一系统，可以帮助解决国人获取世界科学文献的问题，帮助解决“世界知识的中文表达”问题。

语言学是研究语言及其相关问题的科学，是培养各种语言人才、发展国家语言能力的学术基础。中国是世界语言研究的三大源头之一，古代的文字、音韵、训诂之学被称为“小学”，其研究主要是为读经服务的，是经学的翼羽。1898年《马氏文通》的出版，标志着中国的语言研究进入到现代时期，语言成为专门的学科研究对象。但是直到今天，我国在人才培养的学科体系中，语言学还没有独立，仍是“小学”的衣钵，文学的附庸。中国的语言研究与语言学教育，以语种为藩篱，分割在中国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等学科中，外国语言文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下面仍然被语种分割开。而国际上，多数大学都有语言学系，或独立设置，或在哲学、法学、医学、心理学、脑科学、计算机科学等学院里。正如数学是自然科学的工具学科一样，语言学也具有人文社会科学的工具学科性质。在当代的科学发展中，语言学已经超出了人文社会科学的范畴，进入到科学技术领域，而且与许多学科正在快速地交叉互融，形成一批批交叉学科，因此，语言学也是许多学科的学生必修课。

此外仍有多种方式促进语言相通，回首一千多年前，古代丝绸之路的兴盛与当时中国的语言发展和教育是相辅相成的。历史上，隋朝（581－618年）专门设置了四方馆，接待各国商使。唐朝（618-907年）都城长安是当时一百多万人口的国际大都市，其中外国人就有1/10左右，在朝廷和地方为官的外国人也有三千多人。唐朝诗人岑参对当年中外交往的盛况曾做诗“花门将军善胡歌，叶河蕃王能汉语”。明朝（1368－1644年）明成祖曾创设四夷馆，用来培养外交翻译人才，学生享受很高的待遇。  

鉴于目前中国外语人才主要依靠高校，建立学科专业等方式培养。不少高校与外国高校展开交流合作，定期互派交换生，系统培养“一带一路”沿线相关语种的外语人才。例如，中国外语人才的摇篮—北京外国语大学到2020年将开设语种扩充超过100种，覆盖“一带一路”沿线所有国家的官方语言。

目前，北外开设语言专业种类已达70种。不管是中国还是外国的企业，为满足自身短期急需，可根据各自业务需要，定向或委托培养专业人才，或开展快速、有效的员工强化培训。

宁夏大学国际教育学院院长王辉认为，沿线国家语言的互联互通是双向的。沿线各国在加强对他国语言学习的同时，也要积极推动本国语言在他国的传播。如，中国的孔子学院在海外的广泛建立。据统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已有51国建立134所孔子学院和127个中小学孔子课堂；哈萨克斯坦也在中国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和大连外国语大学等3所高校开设了哈萨克斯坦研究中心，积极推动哈萨克语、哈萨克文化、历史和国情知识在中国高校的推广和传播。

推动“一带一路”语言的互联互通单靠人工力量远远不够，需要充分利用语言技术。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语音识别、机器翻译等新技术的发展，大大缩小了人们沟通的误差和跨文化、跨语言交际的障碍。当下人们沟通交际的软件也多伴随着语言技术产品，智能手机、网页、聊天软件、电子邮件等上面都有即时翻译的功能和服务，这些服务大都免费，科技的进步也为语言互通降低了成本。

作为中国语音技术行业的佼佼者，中国科大讯飞最近研制出一款新型翻译机“晓译”，目前能够快速、准确地实现中英口语的即时互译，未来还将不断加入更多的语种。操作“晓译”类似于打电话，按一个键说中文，它就能说出英文或者其他的语言。在未来，人工与机器的结合将可以在“一带一路”沿线及相关国家实现更多的语言互通。


语言文字事业是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支撑，语言文字国际传播能力和影响力则是国家综合实力的生活化呈现。鉴于此，如何将国家语言文字建设与“一带一路”的未来发展有机融合，进一步强化语言文字工作的“一带一路”意识，推动中国和沿线国家从语言命运共同体建构角度一体规划，区别推动，资源共享，动态协调，使中国语言文字工作从广度与深度方面更加融入“一带一路”一体化发展格局，是新时代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和“一带一路”建设新的结合点和着力点。

强化并贯通语言资源的民族性与世界性

语言是民心相通的基础，必能助力“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之间实现互联互通，携手共进。语言服务于“一带一路”，同时也能借力“一带一路”推动中外语言互通互助，如在沿线国家加强中文教育的同时，一定要以中文自身的世界性因素，激发所在国民族语言的民族自觉和生命自觉，挖掘出不同民族语言各自的历史维度、社会维度和国际维度，使沿线国家语言在和中文融洽合作的基础上，提升本民族语言融入世界的积极性和实效性，中文世界化的经验则可推动沿线国家民族语言更好地走进世界，而在与沿线国家民族语言共同世界化的过程中，中文也更能深度融入所在国生活，并以自身的生活化推动“一带一路”在所在国的生活化。

目前，中国和沿线国家应以语言资源自身的民族性和世界性为基础，推动中外民众客观认识语言资源的民族属性和世界属性，从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野，在各自发挥民族语言文化融通功能的同时，借鉴和吸收其他民族语言文化中的积极因素，趋同存异，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实现“一带一路”语言文化资源的共享共生，而中国在主导“一带一路”文化经典化的过程中，既要向沿线国家贡献中文和中华文化精华、以中国智慧推动沿线国家民族语言保护与传承健康发展，更要努力实现中国语言文字与沿线国家、世界各民族语言文字的融会贯通、多维交汇、协同传承，从而使中国和沿线国家的语言文字都能更切实服务于“一带一路”、服务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

强化并融通中资企业在地语言服务优势

生活语言最具有生命力，“一带一路”的每一个建设者，都既是语言服务的对象，也是语言服务的主体。

当前，“一带一路”建设项目投资快，项目复杂，从业人员多，除了中国外派人员外，还需要大量所在地人员加盟，有些项目甚至以所在地人才为主。如何在吸纳和雇佣当地人才的过程中实现中文的在地化，这个问题目前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尤其是一些中资企业，忽略了自身的语言服务意识和中文传播使命，客观上导致中文和中华文化传播资源的浪费。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应从政策层面整体规划，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中资企业增加语言文字资质审核，并将语言文字工作纳入企业文化主体，同时投入一定的资金和人员，对中资企业外方员工进行中文和中华文化方面的培训，并在条件许可的国家或地区实行外方职工入职汉语能力测试，制订汉语准入制，这不但能促使中资企业内的外方员工更加重视中文学习，而且可以带动当地民众认知中文和中国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最重要的是，可以真正实现语言文字与经济的相互促进，使中资企业真正成为中国语言文字走出去的平台，助力中文与中华文化的当地化。

强化并互通中外语言人才培养资源

“一带一路”辐射跨度大，涉及到的国家或地区多，且很多是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的国语或民族语言多为所谓的小语种，即非通用语，而“一带一路”建设速度快，与之相应的语言人才培养却远远不能满足建设需要，中国和沿线国家的语言教育和培训在这方面明显准备不足，人才培养体系不健全或根本没有建立相应的培养体系，导致“非通用语”人才培养成为中国和沿线国家语言文化教育的瓶颈问题，并且已经影响到中国与沿线国家的民心相通。为此，中国和沿线国家应在明确语言需求现状基础上，互通语言教育资源，错位合作，资源互补，可以采用培养方案互补、课程互通、学分互认等方式，打破时空限制，在当前疫情状态下，可以通过打造“空中课堂”方式，汇聚教育资源，实现中外融合，甚至可以跨国别跨语种培养多语种人才，推动语言人才的跨本土流动，实现“一带一路”语言人才的跨国别流动和互助，拓展人才使用空间，节约教育资源，最终形成机制健全、科学合理的“一带一路”语言人才集群，从而为“一带一路”语言服务储备充足的人才资源，缓解“一带一路”语言刚需的压力，切实实现以语言互通助力“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目标。

“一带一路”，语言铺路。《意见》明确提出中国语言文字工作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服务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一带一路”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支撑，也必能在助力中国语言文字更深入融入沿线国家的同时，借力中国语言文字获得沿线国家更广泛和更深刻的认同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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