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贡献两大公共产品

蜚语

“一带一路”倡议十年，已拉动近万亿美元投资，形成3000多个合作项目，为共建国家创造42万个工作岗位，让将近4000万人摆脱贫困。

近万亿美元投资背后意味着什么？中金研究院执行院长吴慧敏近日在接受记者专访时称，“一带一路”最显著的成效是带来对发展模式和国际经济合作模式的创新和探索，包括增强欧亚内陆地区的连接、提升中国与共建国家和地区的贸易总量、开拓新的合作领域和机遇等。

“‘一带一路’为国际社会尤其是共建国家提供了基建和规则两大公共产品，这正是这些国家发展所面临的突出障碍和制约。”吴慧敏说。

在她看来，基建方面，“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既涉及交通、能源等传统领域，也有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和新型基础设施，从工业化和城市化两个层面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多个国际大通道的建设和运营促进了共建国家和地区的互联互通。

规则方面，“一带一路”倡议聚合了丰富的合作平台和机制、在现有双边和多边国际合作框架下持续推进；同时尊重各国发展阶段的差异，形成了多角度的合作倡议。

吴慧敏认为，中国作为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要素禀赋和宏观经济特征上具有较强的互补性。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正外部效应体现在多个方面。例如，中国的基建产能和积极作为促进了跨国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品提供；中国巨大的市场需求使得全球贸易条件有利于发展中国家；中国初具规模的创新体系有利于带动相关国家技术进步等。

以贸易和投资为例，吴慧敏指出，“一带一路”切实提升了中国和共建国家的贸易总量、改善了跨境资源配置效率。据海关总署的数据，目前，中国是共建国家中114个国家的前3大贸易伙伴，是68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同时，中国也是74个国家的最大进口来源地和35个国家的最大出口市场。

她称，随着贸易规模增长和贸易往来深化，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由早期进口原材料，逐步拓展至基于与这些国家的产业分工形成产业链贸易和制成品贸易。各国潜在市场规模的扩大不仅增加出口需求，也通过竞争改善了自身资源配置效率。

但也必须认识到，与十年前比，全球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吴慧敏表示，疫后经济复苏不平衡，一些长远的疤痕效应还在显现，地缘政治、产业链调整、绿色转型等新变局和新约束条件，也对经济基本面和全球治理机制带来深远影响。

在此背景下，“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推动高质量发展、构建高水平开放体系是积极呼应、相辅相成的。中国推动高水平开放，尤其是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维护多元稳定的国际经济格局和经贸关系、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等多个方面，将有助于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行稳致远。比如，通过贸易和产业链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开展深度合作，构建稳定有效的产业集群，更好地促进共同发展。

十年来，共建“一带一路”从“大写意”转向“工笔画”，精细化发展道路任重道远。谈及“一带一路”建设的未来，吴慧敏提出三方面建议。

一是完善相关政策体系建设，保障倡议推动落实过程中的系统性，加强对共建国家的深入研究。

二是政企充分互动，政府吸引多方主体共同参与，同时发挥信息优势，为企业提供完善的信息平台和咨询渠道；企业主动作为，结合自身业务需要积极“走出去”。

三是注重在当地的社会形象和影响力，以完善透明的机制获得当地民众支持，协助改善当地环境和民生。

此外，一带一路倡议在推动全球能源转型的绿色发展中做出了巨大贡献。

2021 年 9 月，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大会上庄严承诺：“中国将大力支持发展中国家能源绿色低碳发展，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此前，环境法机构克莱恩斯欧洲环保协会（以下简称“欧洲环保协会”）与“一带一路”国际绿色发展联盟（BRIGC）以及其他合作伙伴曾一起提出了政策建议，并支持编制了名为《“一带一路”项目绿色发展指南》的环境项目分类体系。

这些政策推动了一带一路的绿色发展。根据复旦大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绿色金融与发展中心提供的报告，倡议启动10年来，以工程建设和投资的形式累计参与金额已突破1万亿美元大关。2023年上半年，中国与能源相关的合作是自倡议2013年启动以来最“绿”的——近一半的能源合作项目涉及太阳能和风能。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增长领域是中国在金属和采矿领域的参与，这些领域与绿色转型尤其相关（如锂、镍等）。

绿色化的趋势还在继续。中国的可再生能源产业正以惊人的速度增长。2020年，中国制定了到2030年太阳能和风能装机容量达到1200千兆瓦的目标。目前看，这一目标有望在2025年前即可实现。仅今年一年，中国预计将部署60千兆瓦的风能和100千兆瓦的太阳能，而且这些数字预计每年还将继续快速增长。国际能源机构称，中国占全球太阳能电池板总产量的80%以上，占2022年全球风电装机容量增量的一半。可再生能源发电的成本继续下降，在许多情况下已经低于化石燃料发电。能源转型所需的其他技术，如电池和电动汽车，也出现了成本下降的趋势。

中国在可再生能源技术方面取得的进展非常及时。全球平均气温已经比工业化前高出 1.2 摄氏度，今年 7 月，全球升温幅度一度突破了1.5 摄氏度的重要门槛。世界各地都感受到了这一影响，灾难性的热浪、森林大火、飓风、洪水和干旱都远远超出了历史水平。上月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气候行动峰会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人类已经打开了通往地狱之门。”据预测，未来几十年气候变暖的程度还将加剧。因此，立即停止燃烧化石燃料来减缓气候变化，仍是目前看来应对气候危机最重要、最安全、成本最低的办法。

然而，将中国的技术和制造能力转化为促进更快的全球能源转型，仍然面临严峻挑战。一方面，新冠疫情之后，许多发展中国家债台高筑，面临着很大的经济压力。另一方面，可再生能源电力的不稳定性使其很难并入电网，这就需要高效的储能解决方案以及更先进的电网规划和管理。此外，出于某些可能已经过时的原因，可再生能源项目通常被认为比传统化石能源风险更大，因此往往面临更高的融资成本。汇率风险则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情况，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尤其如此。最重要的是，化石燃料企业往往树大根深，难以撼动，而且手握长期售电合同。

因此，加快转型进程需要各方的共同努力。中国和“一带一路”倡议相关国家以及其他发达国家都可以在这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首先，需要雄心勃勃顶层设计发出明确信号。中国已经明确提出了支持发展中国家能源转型的愿景，可以通过给相关目标设置时限，如到 2030 年的海外投资总量或海外太阳能和风能装机总量应该达到什么水平等，进一步明确目标。所有国家都应为本国的能源转型制定明确的政策和时限目标。重要的是，中国和“一带一路”国家可以开展双边对话，制定共同的合作愿景，最好也能设定时限目标。有了这样一个清晰的共同愿景，公司和机构也能看到机遇并提出建议。欧洲环保协会与“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就以此为主题，联合支持了中国与印尼的对话，目前取得了可喜的进展。

此外，还需要加强专业机构的能力建设和体制机制支持。中国可为绿色“一带一路”伙伴关系和项目开发建立专门的基金，这需要提供技术支持，加快项目开发，确保项目符合低碳电网的全面、技术可靠的设计，以此大幅降低风险。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可再生能源工程和规划研机构。在与“一带一路”倡议相关国家合作制定相互认可的中长期规划方面，这些机构可以发挥关键作用。中国的金融机构和出口信贷机构可以开发支持可再生能源投资的特殊工具，并通过降低可再生能源项目的风险（可能还包括汇率风险），激励更多的私营部门投资。中国公司还可以与当地公司合作，加强联合制造的能力。

最后，中国政府和企业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来进一步建立信任，降低政治阻力的风险。能源部门在所有国家都被视为高度战略性部门，因此，信任对于深入合作至关重要。要全面落实环境和社会保障措施，包括《关于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意见》、《“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中明确的保障措施。这包括从项目规划阶段开始就鼓励利益相关方的积极参与，并保证项目全周期环境信息的披露。

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中国可以为加快全球能源转型做出巨大的贡献。这将极大地推动全球气候行动，造福全球数十亿民众，特别是最贫穷和最脆弱的群体，为我们和子孙后代守护好一个宜居的地球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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