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武昌首义“三武”的下场各不相同？

蜚语

在辛亥武昌首义风云人物中，有著名的孙武、蒋翊武、张振武。因为他们三人的名字中均有一“武”字，年龄地位大致相当，故人们称他们为“首义三武”。

辛亥首义前后，共同的志向曾将“三武”汇集一起。他们携手组织革命团体，并肩为革命奔走呼唤，为武昌起义的爆发立下不朽功勋。但是，随着首义的成功，首义“三武”由于道不同而不相为谋，开始互相倾轧，终闹得水火难容，以致被反对派所利用，演出一幕幕悲剧。

首义“三武”之间的纠葛，主要涉及权力分配及对黎元洪的态度。

辛亥革命前夕，武汉一地有两大革命团体，即文学社和共进会，虽然政治目标一致，但一直存有门户之见。伴随起义时机的成熟，为统一革命组织，壮大起义力量，革命党人提出了两团体联合的建议。于是，孙武与蒋翊武之间，便出现“二武”争雄局面。

倡议联合的是共进会。当孙武派员去试探蒋翊武时，蒋翊武觉得：“合作虽好，但那些留过洋的、穿长衫的人，不好招惹。特别是孙武，领袖欲特强，将来共事很难相处。”但是，经反复磋商，双方还是同意于公元1911年5月1日举行首次联合会晤。席间，双方围绕谁是主体问题，争论不休。蒋翊武说：“文学社在军营中力量很大，合作后文学社当为主体。”孙武则反诘道：“共进会是同盟会系统，直属东京本部领导，与长江各省均有联络，人数超过文学社，联合后，当然应该居于领导地位。”

两人唇枪舌剑，互不礼让，会晤不欢而散。直至6月14日举行二次会晤，方才基本达成一致意见。随后，双方商定，蒋翊武为军事总指挥，专管军事；孙武则为军务部长，专管军事行政；刘公任总理，专管民政。军政大权，由孙、蒋二人分担。涉及重大事件，则由三人集合大家，共商决断。但是，事实上却形成一种各不相让的恶劣局面。特别是武昌首义成功后，更是明争暗斗，矛盾逐步发展。孙武任军务部长后，利用部长之便，委以部分共进会干部担任高级军官。蒋翊武名义上是军务部副部长，却无实权，文学社的其他成员更是遭到排挤。文学社与共进会之间早已存在的芥蒂，更加明显。

武昌起义前夕，汉口宝善里机关和武昌小朝街指挥部，相继被破坏，孙武负伤入院，蒋翊武出走，彭、刘、杨三人被害。张振武于危难之中，联络各方，不失时机发难。湖北军政府成立，众拥黎元洪任都督，张振武被推任军务部副部长，主持军务，虚部长位以待孙武。振武司职半月余，部署有序。

孙武出院视事不久，汉阳失守，张振武力排弃武昌之议，以佩刀砍地，大声疾呼：“有敢言退出武昌者斩！”当日，闻黎元洪仍拟出走，即闯入督署，当面斥责后，令甘绩熙等督守，并鼎力协助湖北军政府总监察刘公，布防武昌城守。由此，便让黎元洪怀恨于心。公元1911年11月南北议和，黎元洪投靠袁世凯，嫉张振武得军心，便暗结孙武合力排挤之。

孙武在主持军务部期间，权力欲膨胀，专横骄妄之气更盛，渐渐失去革命同志的支持，颇感处境孤立。于是，他倒向黎元洪一边，希望拥黎自重，黎元洪也希望在党人中找一个强有力人物，两者一拍即合。这样，围绕着反黎与拥黎，“三武”之间又展开了新的矛盾与纠葛。

孙武和黎元洪搭上关系后，处处与革命党人作对。后来，联合一批失意的官僚、政客在上海成立“民社”组织，拥黎元洪为社长，隐与同盟会相抗衡。于是，便引发了一场“倒孙运动”。公元1912年2月27日晚，由共进会会员黄申芗牵头，以文学社成员为骨干的倒孙运动爆发。他们佩戴“群英会”徽章，高喊“打倒孙武”、“打倒军务部长”之口号，上街游行，鸣枪示威。孙武事先得到消息，逃避汉口。群英会事件后，孙武被迫去职。后来，他做了袁世凯政府的高等顾问。

首义“三武”真可谓志同而道不合。但让人惋惜的是，后来张振武和蒋翊武的结局都不如孙武。

公元1912年8月，黎元洪假手袁世凯，在北京处死了张振武。当时，张振武与孙武的关系已很僵，张在武昌与方维将编余军官组成“将校团”，方任团长。黎元洪更是对张振武的言行已如芒刺在背，必欲除之而后快，但担心在武昌激成事变，乃密请袁世凯授张振武为总统府顾问，调其进京，张拒之不受。后袁世凯应黎元洪之请，拟任张为蒙古调查员，张入京后，提出去蒙多项要求不成后，复回武昌。时孙武已去北京，黎又以调合张、孙关系为由，请刘成禺、郑万瞻劝张北上。张乃偕方维等武昌将领十余人人京，而黎元洪复秘电袁世凯，谓张“蛊惑军心，勾结土匪，破坏共和，图谋不轨，方维同恶相及，请均在京正法”。

8月14日，张振武在德昌饭店宴请同盟会和共和党要人，希望“消除党见，共维大局”。15日夜，为调和南北感情，他在六国饭店宴请北洋将领姜桂题、段芝贵。 10时，酒阑人散，张振武与冯嗣鸿、时功玖分乘三辆马车回旅杜，途经正阳门时，潜伏的军警突起拦截，将张振武捆绑押解西单牌楼玉皇阁京畿军政执法处。16日凌晨1时，张振武在执法处被绑于木桩上，身中六弹毙命。临刑前，他怒道：“不料共和国如此黑暗！”

蒋翊武则在参与“二次革命”讨袁失败后，在桂林被捕遭杀害。汉阳失守后，黄兴离汉，蒋翊武被推为战时总司令部监军，后接任代理总司令，负责指挥。不久，被排挤去职，改任北军驻汉招抚使。公元1912年6月，为反对袁世凯独裁专制，他将文学社并入同盟会。嗣任国民党参议、汉口交通部部长。袁世凯曾命其为军事顾问，授陆军中将加上将衔，他坚辞不受。12月，主办《民心报》，“扬孙黄，抑袁黎”。公元1913年7月，回湖南参加“二次革命”，任鄂豫招抚使。失败后，遭通缉。8月29日南行至广西全州府兴安县境，为巡防统领秦步衢所捕，械送桂林。黎元洪闻讯，即电袁世凯请予“迅诛”，袁遂命广西都督陆荣廷“就地枪决”。9月9日，作《遗书》及《绝命诗》四首，就义于桂林丽泽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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