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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仲义老师是我读小学时的三四五年级(那时没有六年级)的班主任,也是我的语文数学老师。芦老师是我所有老师中最值得我尊重并永远怀念的老师。
我读小学时,正值文革末期。在那个“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有文化的人很少,有文化又愿意教书的就更少。芦老师主要教我们语文数学课,有时几乎包揽了其它如自然,体育,音乐,美术所有的课,从早上到下午都是他一人上课。但这样的老师,自然难逃被打成右派被批斗的命运。经常有这样的事:芦老师正在上课,门外一声“勒令”,就被“揪出”声讨"滔天大罪",批斗完毕,又“复课闹革命”。芦老师“罪名”很多,其中一条就是“体罚学生”。芦老师的学生没有不被他打过的,至今人们谈到芦老师,都会不约而同的谈到他如何如何的打学生,语气无不流露对芦老师的感激和怀念。
我被芦老师打过几次,有一次印象特别深,就像发生在昨天。
那是我读四年级的一个早朝读,黑板上写着要读背的内容,芦老师就在隔壁办公室备课。刚开始,教室里书声琅琅,人声鼎沸,一会儿书声稀疏,打闹一片。办公室里猛然一声大吼:“读书!”学生们触电般的端坐,拿起书哇的哇的读背起来。其情形颇似三味书屋。可没过多久,再打闹起来,再又是一声“读书!”如此重复几次后,办公室里传来芦老师的愤怒的声音:“专门做人面俏,统统给我站起来!”一根长长的竹片子从教室门进来,接着是高大黑瘦的芦老师快步走进教室,嘴唇乌黑,削瘦的脸部肌肉因牙齿的咬合而快速的蠕动着,这是他要打人的先兆。所有的同学都不敢出声,胆小的学生已经拱到桌子底下了。芦老师抡起竹片,乒乒乓乓,从左到右从前到后在每个学生头上打将起来。轮到我时,不知怎么没打,竹片飞过我的头顶落到同桌头上。正当我挤眉弄眼,暗自得意时,不知是谁胆大包天嘀咕一句:“吗不打他呐?”话音未落。只听“PIA”的一声,我头上很响的挨了一下,不怎么痛,却大惊失色,吓了一大跳。也不知是谁,压抑着“嗤嗤”的笑着,接着更多的同学笑了,再接着全班同学都笑起来,最后连芦老师也笑了,他那一向严肃让人害怕的脸上绽出和蔼的笑容,全班同学集体受奖般的大笑着。笑声未落,芦老师又一脸严肃,“统统坐下,读书!”教室室里重新书声琅琅,芦老师站在教室中间,拿着书,很投入的读着,读着。
读小学时,我有些小聪明,但家境贫寒,常常为几分钱的铅笔发愁。能有一支“包尖笔”,是做梦都不敢想的事。而我的第一支钢笔,就是芦老师给我的很精致的包尖笔。我如获至宝。连睡觉都不离手的,那种感觉远非现在新手机新电脑所能比拟的。可遗憾的,几天后那支笔丢了,我不知哭了几场,饭茶不思。至到芦老师再给我同样的一支钢笔。就这样,芦老师一直资助我笔墨纸砚,到我考上高中,乃至高中毕业考上大学。
读四年级时,高考恢复。芦老师总是鼓励我们好好读书,今后考上大学,可以有个好职业。那时我还不知大学,职业为何物。但隐隐的有了学习的方向,慢慢的有了自己的理想——现在想起来,芦老师是我的老师,真是我一生的幸运。
我最后一次见到芦老师是我考上高中后读高二时的冬天。那时,我成绩急转直下,情绪低落。当芦老师出现在几十里外的校园,站在我面前时,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芦老师还是那高大,但削瘦的脸更瘦,嘴唇更加乌黑,病弱的身躯如同冬天的枯树。我详细向老师汇报我最近的考试成绩后,芦老师脸上肌肉蠕动起起来,我立刻浑身发抖,特别害怕起来,真希望老师拿起竹片在我这个不争气的学生头上狠狠的打几下。芦老师好久不语,一声叹息:“不行,这成绩不行。你要好好努力,提高成绩,你能考上大学的。我走了,不要送了,回去读书!”芦老师慢慢行走在高中校园长长的走道上,走出校门,马上消失在茫茫人流中。
就在我参加高考前夕,芦老师因病离开了他心爱的讲台和他热爱的学生。弥留之际,我父亲去看望他,他不要父亲告诉我他的消息,免得影响我的学习。
当我拿到大学通知书时,我冲到芦老师矮矮的坟头,恭恭敬敬的磕了几个头,我不知用什么方式表达我对老师的感激之情。芦老师没能看到我的通知书,是我不能弥补的遗憾。我没有走在单身的芦老师长长的送葬队伍里,是我永远的伤痛。这遗憾,这伤痛,将激励我在老师未竟的事业里尽心尽力,为家乡教育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
谨以此文纪念芦老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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