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母亲在哭泣 （注）
12月中旬的北京已是冬季，时而刮起的北风总是使人感到丝丝的寒意。
就在这段时间，我来到了另一片遥远的大地——非洲，来到了人类的发祥地之一，位于东非的肯尼亚共和国。在这里的图尔卡纳湖曾发现过260万年前的古人类头盖骨化石。 260万年后的今日，在这一人类的发祥地，仅在1999年一年，就有18万人死于艾滋病，而由于艾滋病夺去父母生命成为孤儿的15岁以下儿童在肯尼亚已达到73万。
面对“罗斯”倾听心中痛 2000年12月13日上午10点30分，我前往位于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市郊的查卡路上的肯国艾滋病非政府组织联合会，我的采访对象是一位“特殊”的艾滋病人，正等待着我的到来。 在一间狭小的会客室内，一位30多岁，身穿浅黑色套裙的黑人妇女起身与我打招呼。她便是我要采访的对象艾滋病患者罗斯。她的英文名为“ROSE”，译为玫瑰花。像大多数黑人妇女一样，她的眼睛很大，嘴唇厚厚的。但我注意到，她的眼睛看上去像蒙上了一层薄膜，不再明亮，嘴唇不再润泽，反而干裂，且有血丝挂于其间。我向前主动与她握手。 不等我开口，罗斯便开始将她的故事向我娓娓道来。那时，我有些惊讶，并不知道她为什么要向我急于诉说她的经历。我不能确切知道她的痛苦何在！
医生说“你得了艾滋病” 1996年1月的一天，早上醒来之后，罗斯感到皮肤瘙痒，便不时抓痒。她感到口舌干燥，便喝了两杯冰水。几天以来，她一直感到很疲劳，而且一直不想吃东西，当时，她只是觉得自己得了重感冒，并不知道自己染上了绝症，随后的几天 ，皮肤仍瘙痒不止，且多次腹泻。罗斯的丈夫劝她去医院看看。
1996年1月15日，她拖着疲惫的身躯一个人前往内罗毕医院作检查。医生了解了症状之后，劝罗斯作血液检查，以证明她是否是艾滋病毒（HIV）携带者。此前，也许罗斯从未想到过可能感染上了艾滋病毒。她对医生一遍一遍地说：“我不会感染上的，我得的是感冒，我得的是疟疾。”
在此后的两个星期，罗斯神情恍惚，原本开朗爱笑的她，不再露出笑容。她在苦苦等待检查结果。 那时罗斯在内罗毕一家律师事务所做秘书。她勤快、能干，很受老板的赏识。工作了两三年，月薪已达30000先令（相当于3000元人民币）。这在肯国的普通人中已是相当高的收入。她说她喜欢自己的工作。
十几天后，罗斯又来到了内罗毕医院。这里已有20多人等候在医生的办公室外，等待“传唤”。他们也都是进行艾滋病检查的人。两个小时后，罗斯被叫进了医生办公室。一名医生拿出她的化验单，十分平静地对她说：“你感染了艾滋病毒。你不仅是艾滋病毒携带者，你已是艾滋病人，我们希望能帮助你。”
罗斯对记者说：“当时我一下子趴在了医生的桌子上，我用手不停地使劲敲击医生的桌子。”此时罗斯也用手敲打着我们面对而坐的那张将我们俩人隔开来的木桌。
丈夫说：“不要告诉任何人。”
医生想劝劝罗斯，希望她住院。罗斯却夺门而出。
她没有回家，她不想回家。罗斯沿着内罗毕市区漫无目地地走着。位于起伏不平丘陵之上的内罗毕的街道忽上忽下，就像罗斯的心情一样飘忽不定。
“我在街上徘徊了好几个小时，我不知道向何处去。当时我最想见到的是我的儿子。他那时还没有上学，我要回家。”罗斯对记者说。我看到了她眼角边挂着的泪珠。
丈夫和儿子一直在焦急地等她回来。罗斯对丈夫说：“亲爱的，很抱歉，我得了艾滋病。”“不要将这件事告诉任何人，”她的丈夫对她说。罗斯熬过了黑暗的一夜。她心里清楚是丈夫传染了她。丈夫在外面经常与其他的女人来往。
罗斯根本无法控制她的丈夫，只能听其摆布。罗斯想劝他也去做个检查，但还是没有开口。罗斯曾有两个儿子，现在仅剩下一个了。罗斯的大儿子在一起街头持枪枪劫事件中被误杀了。仅存的小儿子是她唯一的希望和寄托，也可以说，是她生存下来的精神支柱。
在得知自己患上艾滋病后，为了维持生活，罗斯仍然坚持去律师事务所工作。她要负担做母亲的责任，仅凭丈夫做工程师的薪水根本无法维持这个家庭。
然而，罗斯的身体状况日益恶化。眼见着消瘦下去，上班的时候也无法打起精神。在罗斯患病后一个月，他的老板将她叫到了办公室。
“罗斯，对不起！最近我们这里的业务不太多，你也看到了。我希望你能回家休息一段时间……”
罗斯被解雇了。那一天，回到家里，她只是哭，拒绝吃东西。“我感到处处受到歧视，家人也歧视我，丈夫不让我与他一起吃饭”。
“病友痛苦死去，我为儿子而生” 1996年3月，罗斯住进了内罗毕医院，与她同室的病友，居然是她的中学同学麦捷丽。罗斯和麦捷丽怎么也不会想到她们多年后的重逢是在医院，而且会是在收治艾滋病病人的病房之内！两人相拥而泣。
虽然两人同病相怜，但是此时能够相互安慰，相互倾诉心中痛苦，确实都给彼此带来了欢乐。此后的一段时间病房里经常传出两人的说笑声。
1996年5月的一天，麦捷丽在几天高烧不退之后，被医生安排到了特护病房。罗斯感到了什么是孤独，丈夫也已经有三个多星期没有带儿子来探望了。她隐隐感到，丈夫今后不会再来了。
麦捷丽在离开与罗斯同住的病室的几天之后死于艾滋病。这是罗斯一再追问医生之后得知的。
“麦捷丽给过我许多鼓励，我怀念她，想念她。”罗斯对记者说。
失去同伴之后，罗斯再也不想在医院住下去了，她决定出院。回到位于内罗毕市郊的家，她发现自己租住的那套面积不大的公寓房的房门锁着，门上贴着丈夫的一张留言条。
“罗斯，儿子在你父母家，再见！”罗斯的丈夫抛弃了她。罗斯说她并不感到意外。
我的母亲说：“你不要再回来了” “我不是内罗毕人，我的家乡在大裂谷内的一个小村庄。我的父母现在还住在那里。”罗斯说。
她坐上了前往家乡的大客车，想立即见到父母，见到儿子。
“我的父母对我患上艾滋病感到震惊、失望和沮丧。他们感到生活对他们实在不公平。”她对我说：“我回到家后，妈妈并不欢迎我的到来，好像我做错了什么。她认为我误入歧途。我理解她为什么难过，因为我的哥哥在几年前就死于艾滋病。”
罗斯的哥哥在1994年死于艾滋病，在哥哥死后，按照肯尼亚农村地区的传统习俗，她的嫂子改嫁给了弟弟，成了弟弟的媳妇。但是嫂子早已感染了艾滋病毒，而这样罗斯的弟弟也会受到感染。
在嫂子改嫁给弟弟的时候，罗斯坚决反对这一陋习。她劝父母不要将这种事强加给弟弟，为此罗斯和父母之间的关系一度紧张。但她最后还是没有成功。
如今，罗斯自己感染了艾滋病毒，现在父母尤其是母亲开始指责她，让罗斯感到尴尬。她知道，一定是丈夫恶人先告状了。
“我的丈夫嫌弃我可以接受，但是当我想从父母那里得到爱的时候，我得到的仍然是拒绝。”罗斯只身一人带着儿子回到了内罗毕，她再也不想回到家乡去了。
“我要帮助其他艾滋病友” 从此，罗斯与儿子住在内罗毕贫民区的一间小房内，每月房租500先令（50元人民币）。
在1996年下半年，罗斯由于精神压力，掉了一些头发，这使她看上去很难看。
“之后，我静下来思考：我曾在电视上看到有些艾滋病毒感染者公开自己的身份，而且其中一些人已经活了好几年，他们仍然看上去很健康、开朗。”罗斯对记者说：“他们能够以乐观的方式生存下去，我也应该这样做。”
她开始寻找能够帮助艾滋病人的途径。1997年初，罗斯加入了肯尼亚患艾滋病妇女志愿咨询和社会服务网的工作。
“作为艾滋病人，我知道他们最需要的是爱，需要社会的接受。”她说：“如果让所有人知道艾滋病病毒的知识，那么就会有更多的患者能够自己在正常的环境下生活。”
随着时间的推移，对艾滋病知识的不断增加，她对于自己病情的恐惧也越来越少。
医学研究表明，与艾糍病人共同用餐、触摸、拥抱、握手等等接触都不会被传染上艾滋病毒，而且蚊虫的叮咬也不会传染。
罗斯开始积极投入到帮助其他艾滋病患者的工作中。“我想让每一个人知道作为一名艾滋病患者不应当成为生活的牺牲品。”
2000年11月，罗斯作为代表出席了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第三届非洲发展论坛。在会上她对300名与会者说：“如果你认为自己就是一名应当感到羞耻的艾滋病患者，那么其他人也会很乐意地去接受。但是如果你以积极的态度对待自己，那么别人也会尊重你。”
20世纪人类没有找到医治艾滋病的良方，那么21世纪呢？ 在我的采访即将结束的时候，罗斯再一次向我提起了她的儿子：“我的儿子明年1月份就要上学了。我要将他抚养成人，我希望在我死去之前，让他每一天都生活在幸福之中。” 在即将告别20世纪，迈入21世纪之际，人类还没有找到一种能够征服这一最为可怕的疾病的方法。 联合国艾滋病协调署肯尼亚项目办公室的官员丹尼斯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像其他许多国家一样，艾滋病问题在肯尼亚日趋严重，从1984年发现第一例艾滋病以来，到1999年底，已有450万肯尼亚人感染了艾滋病毒，占全国人口的15%。”
由于艾滋病患者和感染者而形成的劳动力丧失，以及长时间的干旱和洪涝灾害，肯尼亚的经济增长速度再次放慢。
1996年2月，肯政府公布其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合作制定的《1996年—1998年经济改革政策框架文件》，提出到2020年争取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发展目标。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肆虐的艾滋病能否在新的世纪被加以控制，已经关系到不仅是肯尼亚而且是许多国家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成败。
注：本文原载2000年12月29日《北京青年报》，作者夏雷，系本书作者之子，《北京青年报》记者，现任该报国际部主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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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2-4 11:1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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