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是最庞大的弱势群体”

风华之声

农民，占中国人口的大多数，也是面目模糊的大多数。从各类新闻中，我们能看到这个群体的不同侧面：缺少关爱的留守儿童，讨薪无果的外出打工者，辛苦种菜却遭遇降价和滞销的菜农；也有在农村成长起来的致富能手，盖了新楼、修了新路，一些农民开始享受免费体检、技能培训……

    每个新闻事件背后都有一个人甚至一个家庭的命运，但是这些人、这些事的集合能否代表9亿农民的生存状况？长久以来，对农民群像的全面客观描述，基本上是缺失的。

    11月28日，我国首个以农民为对象的调查报告《中国农民状况发展报告》发布。报告执行主编、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副院长邓大才在接受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采访时说：“这个报告的意义在于用数据为农民画像”。

    农民应得到善待和尊重

    关于对中国农民农村状况的调查，在业界有这样一句话：调查对象在中国、调查者在日本、研究者在美国。2006年，邓大才和他的同事们开始试点建一个跟踪调查网络。建这个网络的初衷只是单纯的学术需求，想把有价值的数据保留在国内，为研究者提供案例。2008年年底，网络实现了全面覆盖，其间有中央部委单位建议，可以把报告提交给中央，提供决策咨询。从此，这个网络在学术功能外具有了咨政功能。

    《中国农民状况发展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包含了对农民现状的调查、分析，未来发展趋势的预测等多个部分，关于中国农民的现状，该报告有三个主要观点：第一，当前农民的心态较为健康理性，能理性看待“贫富差距”， “仇富心理”表现不那么明显。第二，他们对与自身利益直接相关的国家大事最感兴趣。第三，他们的政治参与度有待提高，且政治参与度因年龄、职业、地域而有所不同，从年龄来看，青年人政治参与度低，老年人较高；从职业来看，务工群体政治参与度最低；从地域来看，经济发展欠发达的西部地区农民的政治参与度最高。

    同时，《报告》还提到了农民的三大发展趋势：心态可能发生变化、农民的尊严感可能下降、乡镇干部有疏远群众的趋势。

    今年41岁的邓大才曾在常德市委办公室、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工作，一直和农民打交道。在他看来，农民是最庞大的弱势群体。“弱势，首先社会地位低，社会保障不健全；其次大部分农民收入比较低；还有生活的环境，长期以来被封闭在村庄，面对全球化、市场化、社会化，他们是弱势。”

    邓大才对农民有着很深的感情，“中国农民很淳朴，尤其是中西部的农民。我们一个调查通常要2—3个小时，东部有些农民就不配合，甚至还要钱。中西部农民不但乐意参与调查，还拿出家里最好的东西，留我们吃饭。有一次，一个学生在青海西宁一户贫穷的老人家里进行调查，走的时候，老人拿着几十元钱非要揣到这个学生兜里，连连说：‘你做这样的事是为了我们好，哪能让你自己掏路费？’”

    “这么淳朴、感恩的农民，应该得到善待和尊重。”邓大才感叹。

    依靠数据说话

    环球人物杂志：《现代汉语词典》里对“农民”一词的解释是“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这个解释现在还适用吗？报告中如何界定农民这一群体？

    邓大才：我们定义的农民，是户口、房子、承包地都在农村，涵盖了纯粹农民和外出打工的农民。我们的研究虽然以村庄为单位，但不能只盯着村庄，这样才能真正刻画出这个时代真正的农民、农村。

    环球人物杂志：我国不同地区的农村在经济文化上的差异非常大，你们怎么选取样本？

    邓大才：我们采用的是县、乡、村、农户四级随机抽样的方法。全国40多万个村庄，我们根据村庄数、人口数、耕地面积来确定抽取样本的数量。目前，我们这个立体调查网络涵盖了5000多农户、289个村庄、100个乡镇和50个县（市）。为了能够掌握外出打工的农民的情况，我们在时间和区域的选择上进行了拓展，一是寒假调查，这个时候大部分农民工会回家过年；二是市郊调查，也是针对农民工的。

    环球人物杂志：调查主要涉及哪些内容？

    邓大才：目前，我们的调查不但涉及农村经济、社会、文化、政治，还有农民的尊严、收入差距、农民工返乡等热点问题，今年我们又增加了环境污染、食品安全等问题。

    环球人物杂志：我看到有人对调查结果提出质疑，您回应了吗？

    邓大才：报告中提到，农民中青年人政治参与度低，但有人认为青年人的政治参与度应该还是比较高的，我没和他争论。我不做推测性的研究，也不做推测性的回答，不说“我认为”、“我觉得”这样的话。某个事发生了，不做严谨、科学的因果分析就做一个相关性的勾连，这是不科学的。你说青年人参与度高，那他们的参与意愿、参与程度有多高，你要把这两个数字摆出来才能驳倒我。我的QQ签名这样写：依靠数据说话太重要了。

    环球人物杂志：《中国农民状况发展报告》以后还会持续发布吗？

    邓大才：会的。今年是第一年，我们的想法是第一年做政治，第二年做经济，第三年做文化，第四年做社会，每四年一个轮回，最终建立一个数据库。

    征地，最易令尊严感受挫

    环球人物杂志：现在有不少书在对“故乡沦陷”问题进行探讨，比如梁鸿的《中国在梁庄》、陈庆港的《十四家：中国农民生存报告》等。书中反映了青壮年出走、老少留守、贫穷衰败、教育困境等问题，其真实性还是得到认可的。您怎么看书中反映出的问题？

    邓大才：如果看到一个例子就把它放大为普遍性，这是以偏概全了。对此必须整体地去看：一方面，它是真实存在的，我们在社会保障、管理、建设方面的确有很多欠账。另一方面，这类事是否具有普遍性、有多大的普遍性，这个需要研究。

    环球人物杂志：从调查来看，现在农民普遍关注的是什么问题？

    邓大才：他们关注的问题有差异性，也有共性。先说差异性，不同的地方有不同发展需求，比如说，中西部贫困地区比较关注路、水、电等基础设施建设；东部地区则比较关注经济结构调整、增收。不同群体关注的问题也不同，中老年比较关注养老、医疗保障问题；年轻人则比较关注发展问题。

    从我们现在调查看来，农民对利益需求关注比较多，并开始从经济需求转向医疗、养老保障等社会需求，但对政治需求还不太关注。也可以说，大部分农民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政治权利。

    环球人物杂志：农民对什么问题的反映最为集中？

    邓大才：对征地问题农民的反映比较集中，同时，在征地中，农民的尊严感也最容易受挫。不过，对征地也要一分为二地看，不能一棍子打死。在我们的调查中，如果征地对他有利，农民并不反对。北京、上海、浙江等地在征地过程中对农民的补偿比较合理，很多农民都欢迎征地。农民反对的是不尊重他们权利的乱征地。

    有人曾经担心资本下乡会吃掉农民的土地，但是我们从在四川、重庆的调查来看，农民是欢迎资本下乡的，因为资本下乡提高了土地出租的价格，带来了很多就业机会。

    环球人物杂志：现在农民的抗风险能力还是比较弱的。

    邓大才：是的。一旦遇到问题，农民首先是求助于亲友，而国家的支援网络、社会的保障网络还是跟不上，农民的压力很大。

    环球人物杂志：《报告》中提到，农民的尊严感可能下降，而让农民有尊严地活着，无论是对于这个群体自身,还是整个社会都是非常重要的。您认为，在这方面，政府、社会该如何作为？

    邓大才：在贫富差距、城乡差距逐步拉大、干群关系愈加疏远的影响下，农民的尊严感可能出现下滑势头。这是我们不想看到的。所以，政府、社会应该在保障农民尊严方面作出更大努力，尤其要在提升农民社会地位、加强社会保障支持力度、提高专业技能水平、转变人们对农民的偏见等方面采取有效的举措，让他们真正“活得有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