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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腐败始于交易,交易需要场合,加之吃喝传统,于是,手握权力的人被请上了餐桌。“吃什么无所谓,关键是和谁吃”,“喝多少不重要,重要的是让关键的人喝满意”。
●财务制度的缺陷是公款吃喝的重要原因。我国现行的财务制度是允许公款吃喝的。公款吃喝可以在所谓会议费、出国费、培训费、调研费、科研费等合法的项目下报销。
●大多公款吃喝禁令本身道德倡导性内容过多,具体责任追究等细节性规定少,缺乏可操作性。
●将公款吃喝纳入刑法范围,能让更多的公款吃喝者有所顾忌与收敛。但是,公款吃喝入罪还必须与财政透明和财政监督的改革同时进行。
编辑:不少人称,如今公款吃喝之风已经登峰造极。放眼望去,几乎就没有不公款吃喝的场合:上级有上级的吃喝,下级有下级的吃喝;发达地区有发达地区的吃喝,贫困地区有贫困地区的吃喝。无论因公因私,只要能纳入名目,全部公款买单。公款吃喝泛滥,究竟原因何在?
杨小军:吃喝之风,弥漫社会,既有自古以来的习俗,更有官场的风气,二者相互影响,彼此作用,共同发酵,散发出浓烈的腐败之味、乖戾之气、愚昧之态、谄谀之风。比如:上级来人检查考核,要吃吃喝喝搞好接待;向领导请示汇报工作,要吃吃喝喝聊表敬意;到上级争取项目资金,要吃吃喝喝搞好协调;兄弟单位交流学习,要吃吃喝喝尽地主之谊;出门在外招商引资,要吃吃喝喝表现诚意。而公款吃喝又大多与职务腐败密切相关,极易演变成“灰色腐败”。
王建民:公款吃喝大行其道,其实是权力与利益交易的市场选择。权力腐败始于交易,交易需要场合。源于崇尚吃喝的传统,顺理成章,手握权力的人被请上了餐桌。“吃什么无所谓,关键是和谁吃”,“喝多少不重要,重要的是让关键的人喝满意”,而人的需求是不断升级的。这便是公款吃喝的档次越来越高、成本越来越大的重要原因之一。
编辑:据有关方面不完全统计,中国公款吃喝开支1989年为370亿元,1994年突破1000亿元大关,2002年达2000亿元,2005年突破了3000亿元大关。如此触目惊心的数据,令人痛心。对此百姓一片鞭挞之声,党政部门也频发禁令。然而,各种名义的公款吃喝行为却屡禁不止。
杨小军:习俗风气,只是一个方面的原因,制度支持才是重要因素。如果没有公款吃喝财务制度的保障,官员们吃自己的饭,喝自己的酒,无论如何也不会发展到如此程度。财务制度缺陷是公款吃喝的重要原因。我们的财务制度是允许公款吃喝的。公款吃喝可以在所谓会议费、出国费、培训费、调研费、科研费等合法的项目下报销。
王建民:公款吃喝背后,存在巨大的利益链条,形成一种腐败“文化”,成为有些干部跑门子、拉选票、建立所谓“人脉”关系的主要方式。而公款吃喝的费用之所以能够顺利通过财务部门、审计部门等的审核与监督,是发票在“漂白”这些庞大的黑色账目。财务报销制度的不完善,在纵容着公款吃喝。
杨小军:此外,监管失策负有重要责任。贪污是犯罪,这个问题在法律上早已解决;公款吃喝就是一种浪费,这种浪费也应是犯罪,却一直没有很好地解决。尽管我们下发过多份文件,试图遏制公款吃喝,但不仅没有什么效果,反倒是吃喝之风更甚。究其原因,是监管失策。正因为监管失策,才会有无处不在的大吃大喝。
编辑:据统计,从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出台的相关禁令多达上百项。相关部门对于公款吃喝消费的规定越来越细,但“言之谆谆,听之藐藐”,吃喝之风却有日趋泛滥、蔓延之势。上百个红头文件为啥管不住一张嘴?
杨小军:上百个红头文件来遏制公款吃喝之风,说明我们的态度是坚决的,也是高度重视的,但同时也说明这些文件并没有真正管用。要想管住公款吃喝之风,不能再用一般性要求、反复强调等办法,而应当用制度和法律手段进行治理。
王建民:不少公职人员认为,“不贪污不受贿,吃吃喝喝有啥罪?”而相关的规章制度本身也存在漏洞:一方面,大多禁令文件本身道德倡导性内容过多,具体责任追究等细节性规定少,缺乏实际可操作性;另一方面,财政预算存在不透明、预算执行弹性空间大等特点,各级公务接待标准也较为模糊,从而在客观上为各地公款吃喝的超标违规提供了制度便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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