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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官二代”的身份标签被证为“莫须有”,药家鑫之案成为社会反思的一个痛点。无数人追问:为什么当初理性的分析无人理睬,诸如家庭背景的各种揣测却受人热捧?为什么最初自信满满的“舆论正义”,却演变为伤及无辜的“舆论乱象”? 这起事件也把新媒体时代的舆论课题放在我们面前:如何消除越来越多的“偏激共振”,实现舆论场上的“理性共鸣”?
传播学研究发现,身处舆论场的个体容易有这样的倾向:部分人较为偏激的观点,在交流互动中不断强化,甚至走向极端,变为群体极化中负面观点的集体宣泄,从而形成与“沉默的螺旋”相对应的“偏激共振”现象。
这种现象,在新媒体类聚化特征与网民年轻化倾向的共同作用下,更容易被诱发并加剧。网络环境的人以群分,跟帖留言的相互激荡,“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个性表达,往往会使“偏激共振”集聚了频率、增强了振幅,进而也放大了破坏力。
按说,“发点牢骚”并非洪水猛兽,有点“偏激”、带点“情绪”,也不必大惊小怪。不过,当“五道杠少年”只因喜欢读党报、看新闻联播就引来众多网民人肉搜索、恶搞揶讽;一些“粉丝”容不得自己的偶像受半点委屈,而向批评者集体谩骂、泼污“黑人”,这样的“偏激共振”显然逾越了道德的底线,向“网络暴力”演化。而在“年轻干部提拔必有背景、宝马撞人定是为富不仁”的标签化指向下,这种不求真相、只求“需要的真相”,然后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很可能变成一种“多数人的暴政”,对社会的和谐互信与稳定造成伤害。
分析多数“偏激共振”事件,那些非理性、极端化的表达之所以引来共鸣,既有认知的原因,更有情绪的驱动。快速变化的外部世界与呼啸而来的海量信息,往往让人们产生强烈的不确定感,对于信息蜻蜓点水的快读与不求甚解的误读,极易让人得出以偏概全的判断。另一方面,焦虑、迷茫、同情弱者、怀疑社会……社会转型期的这些典型社会情绪,也驱使着一些人以先入为主的立场,“选择性相信或不信”,不加分辨地对一些偏激观点推波助澜。
这也启示我们,消除“偏激共振”,固然有赖于相关部门在增强公信、保障民生方面做得更好,让人们的幸福感更多、焦虑感更少;作为传统媒体和网络把关人,面对众声喧哗的舆论场,同样不应弃守自己的责任和担当。
试想,假如在针对大型化工项目的汹涌质疑中,我们的权威媒体能及时介绍国外类似工程的安全性,澄清公众的误解和恐慌;设若在类似药家鑫案的一边倒众议前,主流媒体能深入采访相关知情者、当事人,防止某些人制造放大冲突对立、误导公众;如果报道“八毛门”的众多媒体中,能有人及时冷静地核实,向当事的另一方了解情况,而不是偏听偏信一方之言,又如何会诱发那么多极端情绪,造成医患双方那么多不必要的伤害?
从物理学的角度讲,消除共振的最有效方式便是错开振动频率。这一原理对媒体舆论引导颇有启发。主流媒体若能做网络舆论的冷却器和分流器,主动提供“多维的视角”,全面呈现“复杂的真实”,让固执的偏见不致膨胀;巧妙铺设“导流明渠”,注重公众心理抚慰,对宣泄的情绪进行“整流”;用心倾听“沉没的声音”,将“沉默的螺旋”有效激活,“偏激共振”的概率就会少一点,理性平和的声音就会多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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