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岁白荣晖向政府求救，官员说：共产党一分钱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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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8月20日，失望的儿子抱着氧气袋离开首都时，一头钻进出租车里，看着即将离别的两个姐姐和天安门城楼上的五星红旗，失声痛哭……出租车司机听到后，气愤地说：“现在当官的宁舍百姓的命，不舍‘政府的钱’，嘴里喊救死扶伤，保护公民健康生命权。”实际到底怎么样。
在兰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药同名不同的“高档药”，加上每周一千多元的透析费，九天时间花光了女儿借的4000元，和银行贷的3000元。医生建议有钱时立即进行肾脏移植手术，药费、手术费、住院费大约需10万元，最终因无钱被“请”出了人“民”医院。
到兰州陆军医院，儿子满怀希望在人民子弟兵医院能得到他们的怜悯，谁知，却遭遇无数次精神打击，时时痛苦流涕。一次，透析费不够，透析室主任不让孩子上透析机，我想医疗资源是国家的，人民的，每个公民都有享受的权利，难道在中国，医疗资源有钱人可以享受，可以拥有，没钱人指定就得丧命不成。
2006年1月15日，白荣晖肺部严重感染，在陆军医院抢救时，医生说“这种病只有享受公费医疗的和有钱人才能看的起，你们没钱是否可以放弃抢救”。儿子求生的眼神牢牢盯着妈妈给自己命运的抉择，作为母亲，怎能眼看着自己的孩子在人民子弟兵医院里因为没钱而离开人世？“绝不能对孩子放弃抢救，孩子是无辜的”，儿子强忍着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终于从生命线上挣扎过来了。
这天下午4点多，一直在外举步维艰筹款的我，接到儿子连续发烧的电话，急忙乘车于晚上一点赶往兰州陆军医院急救室，儿子已经被一天抢救的折磨，疲倦地睡着了，妈妈守候在儿子的病床前，我看着儿子瘦弱的身体和憔悴的面容，不由得黯然泪下，这时，医护人员又一次查房惊醒了儿子，儿子终于看见了爸爸，伸出了被无数次透析穿刺受伤瘦弱的手，示意爸爸过来，我靠近儿子，儿子一把握住爸爸的手，顷刻儿子的泪象泉水涌出，久久没有说出一句话，这是一次生死离别的重逢，爸爸的到来给儿子带来无穷的力量，儿子强力支撑着身体半坐了起来，努力吃下了我从家乡带来的半个苹果。
2006年1月17日早晨，护士长在查房时，给在场的护士介绍说：“这就是从中医科转来的一个农村没钱的病人。”从此他们一不量血压，二不查体温，三不供氧，四不输血，成了一个无人管的一级护理病人。医生说：医院的药费、住院费、检查费都很高，如果没有钱，你孩子的治疗就会立即停止。
为了给儿子筹到救命钱，求甘肃日报社，甘肃电视台，甘肃省委，省政府，甘肃省慈善总会，甘肃省红十字会，甘肃省民政厅，甘肃省妇女儿童维权中心，托朋友，找熟人，出售住宅，转让承包地，这一切都石沉大海。
儿子度日如年，天天盼，夜夜盼，盼着爸爸能筹到钱为自己做肾移植，使自己早日脱离透析痛苦的煎熬，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为了维持生活，他做完透析后，还得到街道捡垃圾卖钱，为自己换回了学习课本，儿子在给爸爸通电话时说：“爸爸，我买了六年级学习课本，题我已做了一半”。
夜晚，母亲站在窗前，思前想后，为了儿子的生存，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何时才能筹到钱为儿子做肾移植手术，背井离乡一年多，靠政府救命，十分渺茫，靠社会捐助，媒体不愿帮忙，人民医院又不怜惜患者生命，没有钱在人民医院得不到人道主义，孩子求生的眼神只能投向无形神灵的保佑，锥子粗的穿刺针，钻心疼的痛苦是常人都无法忍受的，而白荣晖从来不会对别人说疼。一次我问他：“荣晖，扎针疼不疼？”他说：“爸爸，疼有什么办法呢，为了治病，为了活命，再疼我也要忍受，如果我像他们公费医疗病人，一天做一次血液透析我都愿意，我疼给谁说呢?我们没钱治病谁又能管呢？”
一次，              我刚从农村贷了几千块钱，孩子喜出望外地说：“爸爸赶快给我把肾移植配型做了吧？再等几天又没钱了！”我说：“爸爸想给你做肾移植配型，目前筹到这点钱，维持透析都有困难，如果我能筹到五万元手术费，立即进行肾移植配型，肾源你不用愁，爸妈是现成的，只要父母在，绝不会对我儿放弃治疗，我想党和政府绝不可能袖手旁观，见死不救，国家还有保护公民健康生命权的法律，儿子非常理解父母的心，再也没有提过这件事，又一次将希望转寄于执政为民的庆阳市人民政府。
2006年1月10日，我将儿子写给庆阳市政府市长王义及庆阳市委书记，中共中央候补委员黄选平的求救信分别交给他们的办公室，并对工作人员再三叮嘱，这是一封救命信，并将刊登白荣晖病危求救的《农村青年》杂志寄给黄选平。2006年1月11日，我又到庆阳市政府查询,“还未转办。”
在孩子的病相对稳定的2006年3月8日早，我从兰州回到镇原县人民政府信访办，向信访办张主任反映，请求政府给以帮助救治。
2006年3月9日，我又到庆阳市政府文档科查询2006年1月10日早晨10点送给文档科转交王义市长的求救信是否批转一事时，文档科的工作人员说：“你给的求救信已经丢了。”我问：“  来往信件，你们难道不登记吗？”他们说只有挂号信登记，亲自送来的我们从来不登记不管。满怀政府救命希望的一把救命稻草被丢失，我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与文档科姓席的人发生了口角，找到了副秘书长进行处理，重新声明这是一封救命信，他们在拿人命当儿戏。副秘书长说：“信已经丢了，你还是回去找镇原县县长王小庆，副县长都不要找了，只有正县长才能解决你的事，解决问题将来还得由县上解决。”
2006年3月10日，我又拿着另一封求救信回到镇原县找县长王小庆，被县长秘书唐杰围追堵截辱骂，根本无法靠近县长“大门。”一连两个多月规范上访，贫民难见县长尊颜，信访办的袁主任背过其他工作人员悄悄地说：“你这样恐怕一辈子也见不上县长，你孩子的病推不得，我也不敢把你往进带，你的求救信我也不敢给县长送，其他的人又解决不了，你还是想别的办法见县长吧！”12点，我将早已准备好的求救信和医院的诊断证明握在手里，等县长下班坐车的一瞬间，不顾办公室人员的阻拦，扑到县长跟前，将求救信塞到县长手中，县长被突如其来的举动，吓得脸色发黄，冷漠地飘了一眼，交给了办公室人员，一声汽车马达响后，求救信随着汽车的尾烟永远地消失了……，经多次了解求救信无结果时，2006年7月10日，这封“空白”的求救信被镇原县信访办张主任费尽周折找到后，无可奈何地原路退回，所不同的是，这封信却留下了大片油渍。
2006年7月17日，我抱着对党和政府执政为民诺言的信任，又一次投向庆阳市人民政府新任市长，百姓的父母官，人民的公仆——张智全，拿着镇原县人民政府退回的唯一一封油渍斑斑的求救信，再次用鲜血染红了新的一封救命血书，用挂号信寄给庆阳市长张智全。白荣晖知道后，精神倍增，电话说：一顿可以吃两个肉夹馍，上五泉，走铁桥，期待着这封救命信能给自己带来生的希望，然而最终还是迎来了杀人不用刀的悲惨结局。
2006年8月3日1时40分，儿子因无钱最终被抛弃在解放六十多年后的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人民寄予希望的甘肃省会——兰州。                                                                                                                                     （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