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岁白荣晖向政府求救，官员说：共产党一分钱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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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荣晖生前照片

2006年11月23日，《兰州晨报》报道：“儿子罹患重病老父万般无奈求助政府，市长救命批示竟被压20天，19岁的庆阳青年就这样遗憾离开人世”一文发表距今将近两年，本人将事情的前后经过如实反映给广大网民和新闻媒体。
2000年12月6日，甘肃省庆阳市镇原县临泾小学四年级学生白荣晖，当面临多家医院诊断为慢性肾小球肾炎，局灶节段性肾小球硬化症，先天性孤立肾时，他知道自己是一个贫困农民家庭，为了生存，被压抑的心终于萌发出了一句话：“爸爸，人的生命只有一次！”这句话至今使为父者久久不能忘怀。最使我想不通的是：与儿同病八九十岁的人仍然健在，而一个天真无斜十几岁的孩子却离开了人世！

2004年，已到了山穷水尽，儿子的病没有可供的经济来源，只能减半服用药量，减少复诊次数，孩子的病一天天加重，被逼迫走投无路，无奈向镇原县委书记王剑英写信求救。时间一天天过去，杳无音信，我便到镇原县委办公室寻问，回答求救信已批转副书记王宁秀，批示内容是：“请王宁秀书记亲自上门查看。”当天，我找到副书记王宁秀，王宁秀说：“这么一点事都要叫我管，我能管过来吗？自己孩子有病自己看，没有钱自己想办法，共产党一分钱都没有……”
等待的将是孩子生命的结束，作为人之父母，怎能眼看自己的孩子在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在无数座高耸入云的国办人民医院门前，因没有钱被拒之门外而离开人世，没有钱孩子的病就不治了吗？在和平环境里，在以人为本的今天，实在太残忍了！无奈，我来到镇原县社会劳动保险局请求参加医疗保险，工作人员说：“我们只针对吃政府饭的人，不对农民办保险”！孩子的生命又一次被不平等社会制度拒之门外。
靠天靠地，还得靠自己。2005年5月，全家人被逼上梁山，粜完了仅剩糊口的二百斤粮食，举家到北京为孩子求医打工，然而，每月五百元的工资，除租房，吃饭所剩无几，还是无法解决孩子治病的需要，孩子的病逐渐加重，由肾功能衰竭发展成心功能衰竭。
一天夜里，孩子上气不接下气的喘息声，撕心裂肺的哭叫声，震破了红太阳升起的地方首都北京宁静的夜空。
第二天，我便找到民政部信访室请求帮助，谁知民政部信访室的工作人员说：“民政部一分钱都没有，构建和谐社会是胡锦涛提出来的，你找胡锦涛去吧！”他们便递出了《国家信访局》字条。当孩子知道这件事后说：“爸爸，我不看了，咱们家穷，国家比咱们还穷，国家民政部都揭不开锅了，咱们还指望谁呢？他们当官的把咱们穷人不当人看，你已给儿子把心尽完了！”
2005年8月20日，失望的儿子抱着氧气袋离开首都时，一头钻进出租车里，看着即将离别的两个姐姐和天安门城楼上的五星红旗，失声痛哭……出租车司机听到后，气愤地说：“现在当官的宁舍百姓的命，不舍‘政府的钱’，嘴里喊救死扶伤，保护公民健康生命权。”实际到底怎么样。
在兰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药同名不同的“高档药”，加上每周一千多元的透析费，九天时间花光了女儿借的4000元，和银行贷的3000元。医生建议有钱时立即进行肾脏移植手术，药费、手术费、住院费大约需10万元，最终因无钱被“请”出了人“民”医院。
到兰州陆军医院，儿子满怀希望在人民子弟兵医院能得到他们的怜悯，谁知，却遭遇无数次精神打击，时时痛苦流涕。一次，透析费不够，透析室主任不让孩子上透析机，我想医疗资源是国家的，人民的，每个公民都有享受的权利，难道在中国，医疗资源有钱人可以享受，可以拥有，没钱人指定就得丧命不成。
2006年1月15日，白荣晖肺部严重感染，在陆军医院抢救时，医生说“这种病只有享受公费医疗的和有钱人才能看的起，你们没钱是否可以放弃抢救”。儿子求生的眼神牢牢盯着妈妈给自己命运的抉择，作为母亲，怎能眼看着自己的孩子在人民子弟兵医院里因为没钱而离开人世？“绝不能对孩子放弃抢救，孩子是无辜的”，儿子强忍着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终于从生命线上挣扎过来了。
这天下午4点多，一直在外举步维艰筹款的我，接到儿子连续发烧的电话，急忙乘车于晚上一点赶往兰州陆军医院急救室，儿子已经被一天抢救的折磨，疲倦地睡着了，妈妈守候在儿子的病床前，我看着儿子瘦弱的身体和憔悴的面容，不由得黯然泪下，这时，医护人员又一次查房惊醒了儿子，儿子终于看见了爸爸，伸出了被无数次透析穿刺受伤瘦弱的手，示意爸爸过来，我靠近儿子，儿子一把握住爸爸的手，顷刻儿子的泪象泉水涌出，久久没有说出一句话，这是一次生死离别的重逢，爸爸的到来给儿子带来无穷的力量，儿子强力支撑着身体半坐了起来，努力吃下了我从家乡带来的半个苹果。
2006年1月17日早晨，护士长在查房时，给在场的护士介绍说：“这就是从中医科转来的一个农村没钱的病人。”从此他们一不量血压，二不查体温，三不供氧，四不输血，成了一个无人管的一级护理病人。医生说：医院的药费、住院费、检查费都很高，如果没有钱，你孩子的治疗就会立即停止。
为了给儿子筹到救命钱，求甘肃日报社，甘肃电视台，甘肃省委，省政府，甘肃省慈善总会，甘肃省红十字会，甘肃省民政厅，甘肃省妇女儿童维权中心，托朋友，找熟人，出售住宅，转让承包地，这一切都石沉大海。
儿子度日如年，天天盼，夜夜盼，盼着爸爸能筹到钱为自己做肾移植，使自己早日脱离透析痛苦的煎熬，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为了维持生活，他做完透析后，还得到街道捡垃圾卖钱，为自己换回了学习课本，儿子在给爸爸通电话时说：“爸爸，我买了六年级学习课本，题我已做了一半”。
夜晚，母亲站在窗前，思前想后，为了儿子的生存，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何时才能筹到钱为儿子做肾移植手术，背井离乡一年多，靠政府救命，十分渺茫，靠社会捐助，媒体不愿帮忙，人民医院又不怜惜患者生命，没有钱在人民医院得不到人道主义，孩子求生的眼神只能投向无形神灵的保佑，锥子粗的穿刺针，钻心疼的痛苦是常人都无法忍受的，而白荣晖从来不会对别人说疼。一次我问他：“荣晖，扎针疼不疼？”他说：“爸爸，疼有什么办法呢，为了治病，为了活命，再疼我也要忍受，如果我像他们公费医疗病人，一天做一次血液透析我都愿意，我疼给谁说呢?我们没钱治病谁又能管呢？”
一次，             我刚从农村贷了几千块钱，孩子喜出望外地说：“爸爸赶快给我把肾移植配型做了吧？再等几天又没钱了！”我说：“爸爸想给你做肾移植配型，目前筹到这点钱，维持透析都有困难，如果我能筹到五万元手术费，立即进行肾移植配型，肾源你不用愁，爸妈是现成的，只要父母在，绝不会对我儿放弃治疗，我想党和政府绝不可能袖手旁观，见死不救，国家还有保护公民健康生命权的法律，儿子非常理解父母的心，再也没有提过这件事，又一次将希望转寄于执政为民的庆阳市人民政府。
2006年1月10日，我将儿子写给庆阳市政府市长王义及庆阳市委书记，中共中央候补委员黄选平的求救信分别交给他们的办公室，并对工作人员再三叮嘱，这是一封救命信，并将刊登白荣晖病危求救的《农村青年》杂志寄给黄选平。2006年1月11日，我又到庆阳市政府查询,“还未转办。”
在孩子的病相对稳定的2006年3月8日早，我从兰州回到镇原县人民政府信访办，向信访办张主任反映，请求政府给以帮助救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