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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黑龙江夙生律师事务主任迟夙生建议“卖淫嫖娼合法化”，以便规范性工作者接受健康检查，防止性病和爱滋病传播。这非比寻常的建议甫出，立即招来一片质疑反对声音，有人指该建议有悖**道德，更担忧误导青少年。“这真是坐井观天”，迟夙生在接受记者专访时反问道，“你们到其他国家去看看，是否设立红灯区，青少年就变坏了呢？”虽然这项建议已被黑龙江省代表团否决，但迟夙生仍争取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重提此议。
迟主任的这一惊天言论一出，当即在网络和媒体中引起一片哗然，一时间众说风云，支持者有之，反对者有之，骑墙观望者亦有之。不少反对此观点的人，都言之凿凿“既然嫖娼都可以合法化了，那是不是吸毒，杀人也可以合法化了？”我们姑且不讨论这种观点的正确与否，而早在2005年，就有这样一则新闻；据《中国青年报》2月20日报道，从今年起，河南省公共娱乐场所实施准入和实名登记制，从业人员在上岗之前，必须接受性病、艾滋病检测，并接受相关知识培训；公共娱乐场所的业主必须对从业人员进行详细的实名登记，上报政府疾控部门备案。否则，从业人员不能上岗，娱乐场所不得营业。据河南省卫生厅有关人士介绍，近年来艾滋病由性传播途径感染的比例有所上升，女性感染者的比例有较大幅度的上升，艾滋病正由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传播。美容美发、歌舞娱乐、桑拿浴室、按摩足浴等公共娱乐场所从业人员是艾滋病传播的高危人群。
妓女是一个古老的行业，有多早？中国在殷商时期有一种女巫，即“巫娼”。当时卜、史、巫、祝是掌管政教的文化官，权势很大．而至多是一些擅长言辞、装饰华丽、歌舞动人的美貌少女。有关对女巫的描写，从屈原《九歌》可见一斑。
疏缓节兮安歌，陈宇瑟兮皓媢。灵偃赛兮姣服，芬菲菲兮满堂。
浴兰汤兮沐芳，华彩衣兮若英。灵连蜷兮既留，烂昭昭兮未央。
入不言兮出不辞。乘回风兮载云旗。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心相知。
这些巫娼恒舞于宫，酣歌于室，使当时君臣百僚沉迷忘返，“殉于色货’”，时谓之“巫风”。 （《尚书·伊训》） 而在这一时期，妓女是有着强烈的宗教色彩的，和以后的妓女在本质上有着截然的不同，她们多是为了诸多的宗教活动而献身，总管世界的历史，诸国大都一样。
而当发展到春秋战国时期，妓女已经和宗教彻底的脱离了关系，转为为军队服务的奴隶了。公元前645年齐国管仲在齐桓公宫中设七市，置有女闾七百人，征收夜合资以作军费。（《战国策·东周策》）这是国家经营“官妓”的发端。从年代上与古希腊梭伦创立雅典国营妓院（公元前594 年）相比还早五十多年。所以管于创“女闾”制，可算是世界官妓的鼻祖。 而另一位以“卧薪尝胆”而闻名于世的越王勾践更是别出心裁，他将不守节的寡妇集中到山上以悦军士或游上（见《吴越春秋》、《越绝书》）。这便是利用国家的力量胁迫女性供人娱乐，与“女闾”具有相同的意义。说完了这两位伟大的君主，剩下的一位汉武帝，汉武大帝也是如此这般，当时广拓疆土，外征频繁，为了鼓舞士气，特在军中配备女乐，慰劳无妻室的兵士，这就是所谓的“营妓”。营妓是也官妓的一种，自汉代盛，经历南北朝、唐、宋几代不衰。春秋至秦汉，是中国官妓初创时期，也是一个妓女站在历史舞台上的一个新的时期。
官妓时期过后，就进入了“私妓”是以古时贵族、官僚、大地主家庭蓄养家妓（即女乐），在汉代就很普遍，而大盛于魏晋南北朝。家妓不同于官技，是一班蓄养在权贵豪门中以供声色取乐的美女，用现代话说，算是自备的歌星、舞星兼酒家女。当时，无论是世代簪缨之族，还是钟鸣鼎食之家，多有家妓。兹将有关史料排比如下：
《晋书·谢安传》：“每出游，必以女技从”。
《宋书·沈寅之传》：“奢淫过度，妓女数十，声色放纵”。
《《梁书·夏候变传》：“后房坡妾曳罗毅饰金翠者，亦有数百”。
《北史·夏侯道迁传》：“妓委十余，常自娱乐园”。
可以说“私妓”的时代，就类似于“金屋藏娇”，也就是“包二奶”只是古人比现在人的情调可丰富多了，而且等级制度也甚是森严，这些“私妓”经常因为一句话就惹来杀身之祸。而除去贵族，官僚的私养家妓，民间的妓女也是盛行一时。在宋代，随着城市的繁荣，私妓的兴盛也成为宋代娼妓制度的一大特点。各大都市的茶肆酒楼官私妓女充塞，是她们营业的地点。妓女靓妆迎门，争妍卖笑，朝歌暮弦，摇荡心目。官洒库设妓女数十人，可以应游客“点花牌”陪侍酒宴（武林旧事》卷6，《歌馆》《酒楼》）。酒搂上妓女除“卖客”外，又有所谓“擦坐”、“浚漕”、“打酒座”的各式妓女，还有在街边拉客“打野呵”妓女。（《东京梦华录》卷2，《饮食果子》） 。
诸如上述的例子，数不胜数。足以可见但凡人类社会有了文明之后，妓女就一直没退出历史的舞台。纵有朱熹这等一边在勾搭自己孀居的儿媳妇，一边嚷嚷着“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家的大量出现。依然屡禁不止，“入季女之室，登娈童之床”可见古时妓女和诸多文人骚客也是离不开关系的。如果说在古代妓女还和文人骚客沾了一些风雅的边的话，到了近现代，尤其是清末，特别是鸦片，赌博的传入，黄，赌，毒。真的成了当时社会的三大毒瘤。赌博盛行于民间实自明末，清初逐渐流行于坊曲，一班嫖客抽头捧觞，一掷百万，以赌为唯一消遣品，妓女亦擅赌博，借此博取缠头之资。乾嘉时妓院盛行名为“压宝”、“摇摊”等赌法，穷日继夜，其风愈烈，时人至有“花骨头为祸烈于水火”之叹。清初沿海沿江的妓馆坊曲，已用鸦片娱客，妓女请嫖客吃鸦片就如今日抽香烟，妓院备有烟榻、烟具，供人享受。据《兰芷零香录》说，长沙妓院的烟枪“华则翡翠玳瑁，素则方竹湘斑”，嫖客“初入桃源，茶罢即请作烟云戏。彼美横陈，轻舒皓腕，阿芙蓉（鸦片烟）化为绕指柔，嘘气成云四照花，正不厌雾中看耳”。上海还有所谓“花烟间”，是供吸毒又供宿娼的场所，俗称“过夜烟间”．大的花烟间有姻妓十余人，小的三至四人。清末以后姻、赌、烟相互为用，同恶共济，烟馆、赌场用妓女招徕生意，以妓女刺激烟业、赌业。赌场、妓院用鸦片招待顾客、嫖客，以鸦片刺激赌业、妓业。在这种情形之下，妓院实际成了烟毒、赌毒滋长蔓延的黑窝了。 而虽说清代中叶以前妓业稍有查禁，对开设娼寮和冶游者还有一定的禁令，一些地方妓院转入赌馆、酒店和密室之中，具有半地下的性质。咸丰以后禁令名存实亡，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政府巡警部在内城设巡警厅，公开抽收技捐，在法律上公开默认妓女，变相复活了绝迹已久的“官妓”，北京妓业由此得到官方的支持，公娼、私娼顿时增多。这种作法一直延续到民国。
而到了民国，自繁华都市到山野田间，也是淫风日炽，各种明娼，暗娼也是屡禁不止。甚至发展出了妓女上岗领取执照后就可以合法经营。而这一切匪夷所思的背后，其实引人发省。
首先，孔子曰过“食色，性也”可见人的生理需要是无可避免的，是与生俱来。这也是为什么从古至今，上至帝王的三宫六院七十二妃，下至平民百姓的纳妾，再到现在的“包二奶”“情妇”说到底都是离不开这一最基本的生理需要。而现在随着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饱暖思淫欲”，大街小巷的理发按摩，也逐渐多了起来。暗红色的灯光下坐着一排搔首弄姿的女人在对一个个经过或者是驻足观望的路人投去暧昧的暗示。有那经不住诱惑的人，抿着鼻子跑进去讨价还价一翻后行那苟且之事。这种事情每天都每个城市的角落里上演，他们中有和你我一样的学生，也有老师，公务员，但是更多的是来这个城市的务工人员，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们无法排遣自己的寂寞，劳累的工作之余，他们也是有生活需要的人。而他们的饥渴与需求，究竟应该谁来买单？这一系列街边简陋理发店，按摩店的出现，恰恰满足了这一部分人的需要，使他们得到了在这个陌生城市的慰藉，减少了诸如“女生宿舍内衣频频失窃”“初中女生放学被强暴”等恶性犯罪事件，从社会和谐和稳定上来讲，与其严令禁止，不如加以规范而有力的整顿，使之产业化，合法化，卫生化，真正解决外来务工人员的问题。
其实，情色产业链与权色交易，无时无刻不是挂钩的。在这样一个个情色产业的背后，有着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嫖客的每一分钱，都会被若干等分的平均分，到了无数人的口袋里，有街头的小混混，也有稳坐钓鱼台，颐指气使的领导。如果这样一个灰色产业合法化，无疑是触动了某些人的神经，他们无形中的利益被折损了，有人就会不高兴了，在这个神奇的国度，上面有人不高兴，下面有人后果很严重。而这样灰色产业合法化，透明化，在消弱一部分人灰色收入的同时，也有利于社会的税收和群众利益的保障。
再次，在形成产业化的同时，通过对性工作者的规范与保护，使其身体健康也能充分得到保障，见解的就能使诸如艾滋病，性病等疾病得到有效的抑制与传播。还可以通过法律的手段来保护性工作者这一弱势群体，她们虽然其中不乏好吃懒做之人，但是同样有很大一部分挣扎在这个社会的最底层，她们同样也需要这个社会的理解和保护，或许她们在一天的卖笑之后，回家依然要面对病重的父亲，不负责任的老公和年幼的孩子，有人关心农民工的生存问题，但是从未有人真正的关注她们这个群体的生活状况。社会对于她们只是指责和鄙夷，传统的观念让她们受到了诸多的非议和不解。
虽然依现阶段的状况这种法规不太可能实施，但是我希望在将来的日子里，能有更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这个问题，并理性的去思考，合理的去规划，在一个范围内规范这个从古至今，游离在社会边缘，却从未消失的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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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3-10 06:5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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