碎纸片牵出林彪“叛逃”事件的幕后人

加国有梦

来源：人民网

　　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问谁认识黄永生，都摇头不答。9月14日下午这个“月”字送到卫戍区司令部，和“生”字一对，正是“胜”字。据说黄永胜看后傻了眼，往沙发一倒说“小林彪临死还拉我一把”。

　　
　　胡世寿：1928年生，安徽无为县黄姑乡人，1941年5月入伍，1943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北京卫戍区副师长、师长，离休时任北京卫戍区司令部副参谋长。

　　九一三事件是我们党历史上最大的政治事件，主要是两架飞机外逃，载着林彪等人的三叉戟坠毁在蒙古温都尔汗，另一架直升机被英雄飞行员陈修文迫降在怀柔北部山区。我有幸亲临直升机现场，参与处理了九一三事件中的直升机一案。2011年是九一三事件40周年，我愿意把这一段历史告诉大家。

　　1971 年9月13日早晨5时多，我像往常一样到大操场，准备出操。师长张良友叫住我，让我去执行紧急任务。张师长说刚接到吴忠司令员从人民大会堂打来的电话，怀柔北部山区上空有一架直升机要迫降，要我们三师立即派人去处理。张师长还交代，机上人员要是活的，不能让他死了;如果死了要看好。对直升机上的东西，如文件、武器要看管好，决不能让空军搞走。

　　我立即去办公楼打电话，准备通知七团派一个连去现场。这时部队还没有吹起床号，操场上还没有人，我在去办公楼途中碰到司令部坦克科参谋杨景庭。他拿着腰带准备出操，我临时“抓”他跟我去执行任务。我们快走到办公楼时，碰上副参谋长曹玉培，我当即叫他通知七团去一个武装连，紧急到怀柔北部山区。

　　我和参谋杨景庭什么武器也没有带，就急忙坐上嘎斯69出发了，此时还不到6时。我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感觉是大事。我心里非常焦急，也没有去想为什么不能让空军插手，明明是他们的飞机嘛。我命令司机开到80迈。怀柔地区的道路还算平整，只是窄一些，好在清晨没有什么车辆，6时30分我们到达怀柔西边的渤海所。

　　我们到时直升机已经迫降在时令河的河滩上，这是一块四面环山的小盆地。七团的武装连还没有赶到，直升机现场全是民兵和老百姓，人山人海，也搞不清有多少人，反正直升机周围全是人。怀柔山区解放前是革命老区，老百姓警惕性都很高。而且他们日落而息，日出而作。正是起床时间，成千上万的老百姓拿着锄头、铁锹、棍子，大声喊叫着抓特务。他们七嘴八舌说，直升机是早晨4、5时来的，然后降落的，声音非常大，而且直升机在空中抖动不止。

　　我们到达现场时，我看见直升机上有一个飞行员(陈修文)歪倒在驾驶舱里，又查看了附近玉米地有两具死尸(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周宇驰和处长于新野)。我问村干部有没有活人。众人七嘴八舌地说：有两个活人，一个到了沙峪，一个在渤海所。

　　我把现场交给民兵看守，嘱咐任何人都不能靠近直升机。然后我去了沙峪。在大队部我看到一个穿空军服装的人(李伟信)，正在给空军副参谋长胡萍打电话，报告他们迫降在怀柔山区。我们只是执行具体任务，没有对犯人提审的权力，我简单问了他几句。他说他叫李伟信，是空四军秘书处长，在林立果身边工作。李伟信还说吴法宪搞政变，林彪去乌兰巴托求援。这不是天大的玩笑吗?我听了根本不相信，立即命令把李伟信捆起来，关进嘎斯车里，由杨参谋看管，不能让他胡说八道。然后我一人去渤海所大队部，在民兵的帮助下，把另一个活着的飞行员陈士印也捆了起来。

　　这时，七团副团长王德胜带五连两个排赶来了，真是及时雨!我非常高兴，首先向王副团长宣布事故性质严重，你们任务也非常重，首先把两个犯人看管起来，不能让他们自杀，也不能让他们跑了，更不能被空军抢走。如果犯人逃跑，只能打断他的腿，决不能打死。

　　接着我派部队切断渤海所至怀柔的公路，切断沙峪至九渡河公路，防止沙河机场的空军来抢文件和武器。然后我迅速回到直升机现场，向老百姓宣布：事情性质很严重，请大家远离，不要靠近直升机，保护好现场。

　　这时，怀柔县革委会主任张满、副主任杨某某、怀柔县公安局局长李军、怀柔武装部部长朱兆林、七团团长张前进都来到现场，我召集所有在场的领导干部开了一个紧急会议。虽说我对事情也并不清楚，但总比他们多知道一些。我说：一、事件是严重的，属于什么性质尚不清楚，但涉及国家机密;二、请召集大队干部，动员群众回去搞生产;三、不要传播谣言。这件事情关系国家大事，谁传谣就是造谣惑众的问题。现场由七团五连看管，别人都离开，决不能出任何问题。

　　我同时向在场的公安部、市公安局、怀柔县公安局的干部，包括法医、记者宣布：此次事件有关大局，是机密大事，问题尚不清楚，第一不得外泄，第二请将拍摄的胶卷交出来，待问题弄清楚了再还给你们，或者自己曝光。目前我们对总的情况没有接到上级通报，北京卫戍区规定我们执行具体任务，其他无可奉告。这是国家大事，请予合作。大家不要在现场停留，都请立即回去吧。

　　9时左右，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刚来到渤海所，我向他报告了直升机迫降的大致情况，已出现的问题和处理情况。李副司令员指示开设指挥所，对现场出现的新情况要及时上报。我立即将大队的电话调用，由北京卫戍区司令部通信处与北京市电话局、中南海电话局协调，将人民大会堂至渤海所的电话调为专线，沿途支线停止使用，保障司令员吴忠与渤海所的通信畅通无阻。

　　这时，总政保卫部部长徐海涛坐着奔驰车来了，说是总政主任李德生要他来了解一下情况。根据人民大会堂电话的指示精神，我告诉他，我们是看管犯人，保护好现场，没有提审犯人的权利，无情况奉告。你要看可以隔200米，远距离观看，不可以进到现场。这位徐部长看了看外部情况，提出要回去。我让五连副连长李友清把他送到团部休息，要团长热情接待，实际上把他“软禁”起来。因为在那么复杂的情况下，搞不清这位保卫部徐部长是真是假。

　　空军沙河机场警卫连连长带全副武装的一个班来了，说要了解直升机的情况。我问他知道是什么事故吗?他说不知道。我说：一、你不知道是什么事故;二、这个地区属于北京卫戍区的防区，友邻部队全副武装来，要事先联系或得到有关部门通知方可进入;三、你们莫名而来是不符合规定的，待我报告后再说。

　　因为师长已经交代不能让空军介入，虽然搞不清为什么，但我对空军方面来的人格外注意。我让这一个班的空军把武器放下，其中一名空军战士说他枪里有子弹。我当即命令他们向后转，退子弹，枪放下，收缴了他们的枪支弹药。这时部队还没有到，事后想真是有点冒险。正好七团卫生队军医马志军带救护车来到现场，我大声叫马军医把这个班送到你们营房，要团里安排他们休息吃饭。实际上也是把他们“软禁”起来了。

　　11 时左右，空军驻怀柔导弹某师政委带着陈参谋长来了，要进现场，被我劝阻。我把他们让到生产大队的一间空房里，屋子里没有椅子，大家都站着。我问他们奉谁的命令。他们说是空军副参谋长胡萍的指示，让他们了解现场情况。我又问他们：你们知道是什么事故吗?他们说不知道。我说既然不知道，请两位坐下休息。他们提出要回去，我说不要急，待我报告人民大会堂，得到指示后再作安排(舒云按：其实他们坐吉普车来的途中与怀柔武装部部长朱兆林相遇，朱部长简单介绍了情况，他们也看了两具尸体的现场，只是他们进直升机现场被拦)。过了20分钟，人民大会堂周总理指示，现场由北京卫戍区处理，让他们回去工作。

　　11 时左右，北京电话指示，派两名得力干部把两名活犯人安全押送到北京卫戍区司令部，交给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政委杨俊生。我将七团团长张前进、怀柔武装部部长朱兆林请来，交代他们两人每人押送一人，直接送到北京卫戍区司令部二楼，交给吴、杨两位首长。我说：你们要特别注意，第一、中途不能停车，不能让空军把人抢走;第二、要绝对保证安全，如果犯人逃跑，可以打断腿，决不能打死，一定要把活人送到卫戍区;第三、送到后你们直接回部队，掌握部队，做好战备工作。

　　安排完这一切，到了午饭时间。我又渴又饿，才想起来还没有吃早饭，更不要说午饭了。我要七团副团长王德胜到沙峪警卫点(仓库)三机连送点饭。直到下午2时炒饭送来了，我才和李刚副司令员等吃了一顿饱饭。约下午3、4时，人民大会堂来电话指示，当晚把三个死者送到警卫二师医院的太平间。于是我决定用七团卫生队的救护车，由五连派三个人，随军医押车。

　　我指挥九连连长李金虎上直升机，将飞行员陈修文的遗体从驾驶室搬下来。直升机的机身上有个用盖板盖住的脚蹬，一伸脚就能打开，可是我们都没有上过直升机，不知道怎么上去，最后只好搭人梯上去，费了很大劲才把陈修文的遗体搬下来。驾驶舱地上血很多，都流到后舱了。

　　然后我指挥清查直升机上的文件、武器等物品。我们强行打开后舱门，里面有三支冲锋枪，两支手枪，以及部分子弹。还有一大皮箱机密文件和军事地图，标有全国军队部署等。这中间还出了一个笑话。我们发现一部录音机，那个年代根本没有见过什么录音机，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大家乱拨乱按，结果弄响了。以后知道是黄永胜、叶群谈乌七八糟的私生活，据说是林立果录的，目的是为了让黄永胜交权的证据。李刚副司令员急忙叫关起来，可是谁也不会关录音机，老是在响。最后有人试图用急救包的绑带把它绑起来，无意中碰到开关，这才不再响了。

　　处理完直升机，我和五连战士清理现场周围。在不远的玉米地里发现一地碎纸片，红铅笔写的白色纸。我命令全部捡回，用信封装好，一并呈送北京卫戍区领导。

　　中央处理慎之又慎。专家拼凑字块时发现少了一个“月”字，要求找回。9月14日上午我带五连一排再去现场找，不巧9月13日夜里下了雨，增加了寻找的难度。我们采取拉网式，反复几趟，才终于在泥地里找到了一小块湿纸片，如获至宝，“月”字找到了(舒云按：为了一个“月”字，如此兴师动众。而更重要的“林彪手令”为何缺失三分之二)。

　　我体会工作作风要细致，特别是政治事件中任何细小杂物都不能丢掉，否则将误大事。如果我们第一天20多人在玉米地找遗物，再细一点，就不会丢掉“月”字，专家复原成“黄永生”，给周总理添了麻烦。据说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问黄、吴、李、邱，谁认识黄永生，都摇头不答。9月14日下午这个“月”字送到卫戍区司令部，和“生”字一对，正是“胜”字。据说黄永胜看后傻了眼，往沙发一倒说“小林彪临死还拉我一把”。

　　9月13日19时，我把直升机现场交七团副团长王德胜负责指挥，由五连严加看管，不准出任何问题。我随副司令员李刚把收缴的文件和武器弹药装上车，直接去了北京卫戍区司令部二楼会议室。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第一书记吴德，中央候补委员、卫戍区司令员吴忠都在等着我们汇报。

　　副司令员李刚要我汇报，我就从接到电话后，5点半出发，约6点20分渤海所飞机迫降现场，立即将两个活的即李伟信和副大队长陈士印抓获。我简单问几句，李伟信说吴法宪搞政变，林彪等去乌兰巴托求援，我听后又信又不信，但感到事态严重，命令他停止放毒，然后又请怀柔县革委会主任张满等人开会，要他们动员群众回去搞生产，不要散布谣言。后来我又讲了陆续处理公安系统来的人，以及处理沙河机场警卫连长带的全副武装班，空军驻怀柔导弹师政委、参谋长，总政保卫部徐部长等一系列问题。

　　诸位领导听我汇报后说：你处理现场的情况是对的。然后特别强调：你们没有传达任务，要保密。司令员吴忠对我说：你回去抓部队战备工作。

　　汇报会议结束已经到晚上10时，李刚副司令员请我到食堂吃晚饭，喝茅台酒。饭后我回到师办公楼，师长、政委和师其他领导都集中在作战室，等着我讲情况。我只说一架直升机出政治事故，北京卫戍区领导要我们抓好战备工作。

　　当晚我怎么也睡不着，接触到的情况令我震惊。林彪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党章明确写着是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的接班人，为什么犯人李伟信说吴法宪搞政变，林彪去乌兰巴托求援?北京卫戍区领导没有回答我这个问题，究竟是李伟信撒谎，还是确有其事?我搞不清楚。国庆节前传达中央57号文件，我才恍然大悟。不管怎么说，我们面对现实，尊重党中央新的指示精神，坚决认真积极负责处理新情况就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