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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读殷国安：9亿农民岂能没有一个政协委员？大吃一惊！于是，有感！
文章引用，全国政协委员、湖南省政协主席胡彪说，我国有9亿多农民，全国政协有2275名委员，“农业界别107名委员，居然没有一位是真正的农民，实在匪夷所思。”(3月10日《中国青年报》)
其实，关于在全国政协中增加真正的农民委员，我们已经听到不止一次的呼吁。据报，这一次参与呼吁的，还有农业界别的委员、郑州市政协副主席舒安娜，她说，全国政协农业界别没有一个农民，觉得这不合理，开幕之前，也向全国政协会议提案，建议增设农民界别。更早一点，在2003年的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黄璜、方志远在农业组讨论时呼吁，全国九亿农民，才有一名农民委员，实在太少，应该增加。遗憾的是，呼吁的结果是，反而由“九亿农民，一位委员”变成了“零”。
据说，人民政协会徽上有四面旗帜，第二面红旗象征着农民。1949年全国政协第一届会议时，就有农民代表出席会议。1954年，第二届全国政协召开时，就为农民设置了“农民界”，并一直延续到第五届全国政协会议。1983年，第六届全国政协会议开始，农民界改成了农林界。1998年第九届全国政协会议上，又改成了农业界别。但后来的实际是这个界别中都是专家学者或党政干部了，缺少了农业的主体――农民。
还听说，我国的民主包括人大的选举民主和政协的协商民主。在选举民主中，农民的代表权曾只是城市的八分之一、四分之一？当然，这个不合理做法在2010年已经得到纠正。为此，我曾写下为中国农民终于实现“同票同权”叫好！当然，文章中“叫好”的同时，也有表达了“不满”，文章说：
回想上世纪90年代末至今，三农问题吵得沸反盈天，有记者找我采访，从农民、农村、农业开始，二十年过去，为什么三农成为负面危机？我先问他一道小学生都会算的算数题：五分之三大，还是四分之一大？他说五分之三大。然后，我就告诉了他一个史实：
1787年美国制宪会议曾为南方黑奴的选举权吵得一塌糊涂，差一点崩盘。南方种植园主为扩大众议院议席，提出南方的黑奴按选举人口算，有一个算一个，北方不干，认为这是欺骗与讹诈。双方讨价还价，在零与一之间对价，最后摸到零点六，即五分之三，每一个南方黑奴算五分之三选举人口，制宪会议渡过难关，胜利闭幕。华盛顿兴奋至极，称之为“伟大的妥协”。其后，林肯又通过“解放黑奴”的南北战争，实现了“同票同权”。
那记者听我一席言，立刻明白我的意思：“人人平等”不过只是个口号？三农之所以闹危机，就在于农民的根本政治权利——选举权，中国农民权利的还不如两百多年前的美国南方黑奴，八分之一小于五分之三，四分之一也小于五分之三！牵牛要牵牛鼻子，这才是牛鼻子所在。当时那些为三农发言的所谓专家学者没有一个牵住牛鼻子的，他们都是在外围打转转。
及彼，回到当下，我们还是从人大来看政协。这次政协可是在协商民主中干脆把农民排斥在外了？
试想，一个13亿人口的国家把9亿多农民的代表排斥在外，这个协商民主还算什么协商民主？
当然，理论归理论，现实归现实，谁叫我们处于“被时代”？于是，官员、专家及其他界别摇身一变，就成了农民委员？纷纷来代表农民说话了？
于是，这就涉及一个问题，中国农民是哑巴吗？他们不会或不能直接说话吗？
有意思的是，据说，政协委员为什么没有农民？一方面是因为没有现实的或真正意义上的“农民界别”？另一方面是因为，在“农业界别”中，各党派、团体、各个单位和各个方面酝酿、推荐、提名、协商时，农民并不属于党派、团体、单位，也就无法被推荐了。
其实，我以为，现实中专门设置一个“农民界别”，再规定好“农民”的定义，处于弱势的农民席位就不会被别人取代。这应该不是什么问题？
更何况，一个小小文艺界就能搞149个委员，唱支歌、跳个舞、说个相声都能当政协委员，9亿农民岂能“光头”？即使是精英政治，也需要草根陪衬一下呀。我相信，中国九亿多农民，应该不乏有参政议政水平的，找几名“精英”代表不难？
总之，别忘了，解放战争（国共内战），用陈毅的话来说，淮海战役的奇迹，是“五百万民工用小车推出来的！”农民用小车把共产党推进了城，却只能享有城里人八分之一的选举权。农民的政治权利从八分之一进步到四分之一，花了42年(1953～1995)，从四分之一到同票同权，花了15年(1995～2010)。
因此，介于人们常说，“好处不能占够，坏事不能做绝”？
我想对那些不是真正的农民的委员们说，你们还是主动退出“农民界别”吧！别忘了历史上的“一切权力归农会”。另外，在全国政协增加农民委员的席位之后，各级政协也应该上行下效，不能继续把农民排斥在大门之外了。“人民代表”同列！否则，当农民与工人结合而成了农民工起来的时候，他们可是真正的“无产阶级”，走的又是“工农相结合道路”，包括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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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3-13 06:4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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