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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yixingzts 于 2012-3-15 07:28 编辑
看储安平当年批评政府
——兼说“与政府作对”是什么意思
作者：闵良臣
储安平----追求中国民主、自由的先行者
一
眼见已是岁末，不知怎么，连日来竟捧读起谢泳先生几年前寄赠的《储安平与〈观察〉》，换句话说，也就是2009年岁末，储安平这个名字竟让自己放不下了。
2009年是储安平诞辰100周年!白驹过隙，一年转眼就会过去。尽管早几个月，曾见谢泳先生在网站上挂出文章，纪念这位中国难得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好像并没有荡起什么涟漪。说来也能理解，到了今天这样一个时代，尽管没有多少人真的相信不几年后就会是“人类末日”，但气候会逐渐变得更加恶劣，却是不争的事实。即使如此，好像据说这次哥本哈根减排会议，又近乎白开了。而中国人呢，对于什么理想啊主义啊，甚至包括“指导思想”走什么“道路”之类，也都早已是“管他娘的”了，真个如民间所言：大官大贪，小官小贪，无官不贪。也正因此，在自己看来，就精神层面而言，我们的明天怕会更糟。别的不说，像储安平这种对政府喜欢持“异见”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今天，放眼望去，偌大一个中国，别说没有几个，就是有，也难以存活;偶尔有存活下来的，至少也要判你个十年八年，让你到牢里“异见”去。这大约也正是自己潜意识中要作文来纪念的缘故吧。
所谓改革开放三十余年，国门虽然还只是“半开”，毕竟让我这样的东西明白了很多原来不明白的道理，不然，单是在键盘上敲下这样一个题目，就会胆战心惊，而在胆战心惊的状态下，又还能做出什么好文章来呢?
题中引号里的话，在已高度文明的社会极为稀松平常。一个政府，人民并非只能拥护;政府一旦失职，甚至阻碍社会进步，人民同样有权利反对它，用我们有些人的话说，就是“与政府作对”或叫“颠覆政府”。我们总说“中国人民勤劳勇敢”——说勤劳勇敢，也不能算错，可哪个国家的人民不“勤劳勇敢”呢?“勇敢”不说，人民原本就是依靠“勤劳”而得以生存，不勤劳行吗?而中国人民同时又还过于温驯，甚至很愚昧，常常是连“异见”都没有。可怜的中国百姓，世世代代，一听有官家斥责他不该“与政府作对”，有“颠覆政府”嫌疑，就以为是“死罪”，吓得屁滚尿流，对官家瞌头如捣蒜，剩下来，也就只有“求政府宽大，下次再也不敢”的份了。更奇特的是，即使缺吃少穿，甚至冻死饿死，反而还在那“歌唱自己的新生活”。君不见，直到今天，不是仍有人觉得这样的社会已经幸福得无以复加，唱出了“做鬼也幸福”的高调吗?后来读英国思想家哈耶克，这才明白：“如果在极权主义国家人民所感到的压迫，一般说来，远不如自由主义国家的大多数人民所想象的那样厉害的话，这是因为极权主义政府在使人民照着它所要求的那样去思想这方面取得了高度的成功。”(《通往奴役之路》第14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原来如此。其实，类似意思，我们的鲁迅也说过，那就是“文功武治”的功劳。
可怜的百姓哪里知道，那还在孔夫子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时代，古希腊人民就懂得了“民主”一词，并且加了注释：主权在民。既然主权在民，政府算个什么东西!好则要之，不好则去之，一如仆人。英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约翰·密尔早在150年前出版的《论自由》中就提到过：“他们看到，国家的各种官府若成为他们的租户或代表，可以随他们的高兴来撤消，那就要好得多。他们看到，只有那样，他们才能享有完全的保证使政府权力永不致被妄用到对他们不利。这个想使统治者出于选举并且仅任短期的新要求，逐渐变成了平民政党——只要哪里有过这种政党——所致力的明显目标，在相当不小的程度上代替了以前仅要限制统治者的权力的努力。”(商务印书馆1959版，第3页)在密尔看来，国家的各种官府就是人民租来为人民的利益而效劳的，绝不允许政府在使用权力时“妄用到”对人民不利的程度。尽管官府中的一些人可以“代表”人民，但那些“代表”的去留要随人民的高兴而定。人民不高兴的人，是绝不能做人民代表的，即使已被“租”来或是已经做了“代表”，人民不满意了，也还是可以随时改“租”或撤消其“代表”权。
一个不是为人民利益的政府当然也就不是“人民政府”;同理，一个政党如果不是为了人民，甚至祸害人民，人民当然也就有理由反对他，甚至像原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社长且已去世有些年头的韦君宜所言：“共产党要为人民，如果共产党不为人民，那人们也可以打共产党，杀共产党。”(见韦君宜《思痛录》第55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这话听起来，套用时下流行说法：很雷人。可仔细想想，还就是那么回事。要知道，韦君宜可是一位老共产党员哦。
外国的不说，中国几千年历史证明，改朝换代，都是因那政府不好，犯了众怒，于是才有众人“与政府作对”，直至将其推翻。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共两党不仅都应该怀念中国现代著名知识分子胡适，怀念他的“好政府主义”，同时也还当记住另一位至今“不予改正”的“大右派”、且“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康生语)的储安平(倘若胡适1949年真的被中共利诱留了下来，也一定是个“大右派”，也一定会享受“不予改正”的待遇)。这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其主办的《观察》被查封之前不久就说过这样意思的话：政府是可以更换的。自然，政府也更是可以反对的。在另一政党执政前夕的1948年，储安平在这一年的7月17日出版的《观察》头条位置发表了署名文章：《政府利刃指向〈观察〉》，文中举例：“……所以欧美民主国家，在国会里无不有与政府相对的反对党，在一般社会上，亦无不有健全的公共舆论：如无反对党派和反对意见，亦即不成其为民主政治。”(转引自谢泳《储安平与〈观察〉》第139页，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年版。下文再引此书文字，只注页码)且不说我们现在实行的是否“民主政治”，只说一个政府如果立志做一个“好政府”，人民自然也就没有理由还要去推翻它。
常常从我们一些官员口中听到他们批评一些国民不该“与政府作对”，听官员口气，国民怎么能“与政府作对”呢?这其实很无知。如果国家机构和政府官员是按民主的原则组成和选出的，国民当然也就没有理由“与政府作对”。也就是说，要想国民不去与政府作对，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政府中“这些人的执政基础必须得到被统治者的赞同与支持。被统治的那些人也许觉得政府的行为有小的过错或有难以避免的过失。但只要他们认为没有必要改变现状，政府的统治基础就不会因其过失而动摇。但是，如果大多数被统治者确信有必要，而且有可能改变统治办法，要求以新制换旧制，以新人换旧人，那么这个政府的日子就屈指可数了。大多数人将会行使其权力，甚至不惜违背旧政府的意志，使用暴力来实现他们的目标。如果得不到公众舆论和大多数被统治者的支持，任何政府都不可能长期撑持下去。假如政府使用强制手段迫使反对派屈服，那么这种强制手段只能在大多数人尚未团结起来共同反对它的这段时间内奏效。”(【奥地利】路德维希·冯·米瑟斯著，韩光明等译《自由与繁荣的国度》第80～8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这位二十世纪杰出的思想家、经济学家还说道：“民主是一种国家的宪法形式，即它可以保证在不使用暴力的前提之下使政府符合被统治者的意愿。假如一个按照民主的原则组成的政府不遵照大多数人的意愿执政，人们不用打内战就可以将它推翻，并将那些受到大多数人拥护的人推到政府的执政地位。民主的国家体制中的选举机构和议会就专司此职，它们使政府的更迭得以平稳、无摩擦、不用武力以及不流血地加以完成。”(同上，第81页)
早几年前闵某人就说过，国民可以无政府，政府不可以无国民。如果政府既不民主，又不知反省，不思悔改，而国民又没有权力更换政府，那么一旦有了条件，国民就会“出国”，也就是跑到别的国家去。假设一个国家的国民遇到了一个不好的政府，而又都有出国的机会，那就一定都会跑出去的。这个时候，还有什么政府可言?
不久前从我们的媒体上读到一篇刘亚洲的文章，题为《美国真正的可怕之处在哪里》。刘亚洲，何许人也?我只能说，其身份其背景都十分了得，不过，这里只谈他的文章。刘亚洲整篇文章都是在毫不掩饰地赞扬美国。从他所举那么多例子来看，美国人民之所以能过上在我们很多人看来要算天堂般的生活，实在是理所当然。他们有好人民，更有好政府。换过来说也行。既如此，美国人民不过好生活，谁过好生活?现在我们拼命地要在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地建“孔子学院”，要把“中华美德”和“圣人思想”传遍五湖四海。这想法也不能算错。可你一读刘亚洲文章就觉得，我们这样做，不过是在给人家搞“锦上添花”。因为从“9·11”事件中刘亚洲就发现，当时美国那么多人“面对死亡，冷静如斯，恐怕不是圣人也接近圣人了吧”。比如刘的文章中就提到这么一个细节：世贸大厦遭劫后，楼内的人个个都命在旦夕，然而，此时此刻，楼上的人往下走，消防队员往楼上冲，他们互相让道，并不冲突。遇有妇女、小孩或是盲人到时，人们都会自动地让出一条道来，让这些“弱势群体”得以逃生，甚至还给一条宠物狗让了道。既然如此，在一个从整体上都接近圣人的国度去宣扬“圣人思想”，又还有多大意思呢?此外，刘亚洲在文章中还十分坦然地告诉大家，他有一个观点，这就是美国是由千千万万不爱自己祖国的人组成的国家，但这些人都很爱美国(载《现代女报》，转引自2009年12月3日～9日《大河文摘报》)。爱美国什么呢?刘亚洲没说，我来注释一句：其实与其说爱这个国家，不如说爱这个国家的政府，爱这个政府领导下的社会。一个政府伟大(这绝不是单凭“强大”能做得到的)到很多国家的人都往他们那儿跑，你说你还有什么理由说他那个政府不好?
国家是什么?用上面那位奥地利思想家的话说：“国家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在国家这一概念的名义下，是一群活生生的人在操纵着国家机器，处理政府事务。一切国家行为都是人的行为，人为的弊端给人造成了痛苦。维护社会的这一目标使国家机关的行为具有合法性，但由此带来的弊端并不因其合法性而不能称其为弊端，深受其害的人最能感受到弊端的存在。”(《自由与繁荣的国度》第95页)说白了，说国家不好，就是说政府不好;说政府不好，就是说官员不好。一个国家如果有很多人一旦跑出去了就不想再回来，不是那跑出去的人不爱国，而是这个国家的执政者这个国家政府官员出了问题。
所谓的六十周年大庆时，看电视节目，在类似“解说词”的话外音中就听到讲了这么一件事，当时在深圳和对面的香港边界有两个名称相同的村庄，而香港那边村庄的村民就全是从这边村庄“跑”过去的。为什么要跑过去呢?因为那边村民的收入是这边的100倍。香港是中国的领土不错，可在当时却是英国人统治。同样都是在政府领导之下，政府与政府的差距怎么就那么大呢?这个时候如果你还不知道反省检讨自己，还要埋怨跑出去的村民“不爱国”，又还有多大的说服力?邓小平当时到深圳视察，听说这件事后，告诉当地政府官员，不要追究什么人的责任，如果能让这边的村民也富起来，他们自然也就不会还往那边跑了。话虽稀松平常，却是至理。
世界历史上政府不好而国民背井离国的例子多的是。你看马克思就流落到了英国，爱因斯坦被迫害得跑到了美国，《古拉格群岛》的作者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更是一个典型例子，受不了原来那个假社会主义政府的专制，跑走了，后来换了政府，就又回来了(至于据说索尔仁尼琴晚年表现不如写《古拉格群岛》时那么独立，另当别论)。也就是说，你如果是一个好政府，我便认你是政府;你是一个恶政府，我凭啥还要认你是政府，又为什么不能与你“作对”?与一个恶政府作对又错在哪里?上面提到的米瑟斯不仅是思想家、经济学家，还是一位自由主义者，他在书中说道：“自由主义认为，国家机器的任务只有一个，这就是保护人身安全和健康;保护人身自由和私有财产;抵御任何暴力侵犯。一切超出这一职能范围的政府行为都是罪恶。一个不履行自己的职责，而去侵犯生命、健康，侵犯自由和私有财产的政府，必然是一个很坏的政府。”(《自由与繁荣的国度》第90页)
现在我们政府有些官员很奇怪，当他觉得有国民“与政府作对”时，不去反省检讨自己，而总在那儿认为是“与政府作对”的人的错。比如唐福珍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四川成都金牛区政府就认为唐福珍一家不该“与政府作对”。且不说这种定性是否实事求是，退一步说，就算唐福珍一家真的要与当地政府作对，也只能说明当地政府有什么工作没有做好，而金牛区政府官员也更是应当反省：这一家人为何要与政府作对?有些政府官员总觉得只要自己代表政府，便无往而不胜。可历史证明，越是这样自我感觉良好，群众就越是偏要与你“作对”。据有关数据表明，中国近年来每年发生的“群体事件”约在10万起。如果把真相都公布出来，我有理由相信，没有几起不是因为政府的腐败或无能而导致发生。正如《自由与繁荣的国度》中所说：“黎民百姓心中充满了恐惧感、奴役感和奉承心态，而统治者和他们的听差们则充满了自信、自负和骄傲自大感，这两种心态都是社会生活的毒素。”(第95～96页)
一个政府如果整天不是想着自己如何才能更好地保护人民，而是把防止人民“与政府作对”当作头等大事来抓，那么，这样的政府难道还不应该更换吗?人民更换政府犹如主人想更换仆人，是一个道理。除非你承认现在仍是“皇权”时代，你那一幢幢大楼里原本就不是“人民政府”，就像那个什么处长每天首先想到的就只能是“为党说话”一样。遇到这样的政府官员也就等于遇到了这样的政府，你还去跟他有什么理可讲!
二
回过头来再说储安平。“他的理想是作一个有资格批评一切政治势力的言论代表”，“他是完全以一个超然独立的姿态，毫无顾忌地对现政权发表议论的。储安平所处的时代是为他所特别痛恨的，但在那个时代里，他还能够独立办一份《观察》并以自由的心灵对国事发表自己独立的见解，这一点已是现在的知识分子想也不敢想的事了。”(第36～37页)
储安平曾留学英国，“他受过英国的教育，他相信英国的制度”(冯英子语，转引自《储安平与〈观察〉》第34页)，而英国是一个有着自由主义传统的国度，在那里，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国民批评政府，实在是再正常不过，而且至少两百年前就已如此。储安平人生最灿烂的几页恰恰也正是他批评政府或叫“与政府作对”的几页。在储安平看来，人民批评政府，思想言论自由，毫无稀奇可言。也正是抱着这种“信念”，他办着自己的刊物，说着自己想说的话。储安平认为，凡是在一个讲究“统制”，讲究“一致”的政党的统治下，人民是不会有真正的自由的，因之也不会有真正的民主的。他认为人类思想各殊，实为一种自然的人性，假如任何政党想使在其统治下的人民，在思想上变成同一种典型，这实违反人性而为绝不可能之事。而人民有无思想言论自由，又是一个国家或一个社会有无“民主”的前提。因为假如一个人没有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则他何能自由表示意见?假如人民不能自由表达意见，则这个国家或这个社会又如何能实现得了民主?(第22页)其实，当年持这种观点的中国知识分子大有人在，比如另一个“不予改正”的“大右派”罗隆基，他在其著名的《人权论》中也更是论证了为什么说“言论自由是人权”这样一个道理。罗隆基认为：是一个人，就会有思想;有思想就要表达。表达思想就非要说话不可。他要说自己要说的话，不要说旁人要他说的话。而说他自己要说的话，这就是发展个性、培养人格。一个人有了言论自由，才可以把自己的思想贡献给社会。贡献思想，就是一个人对社会的一种很大贡献。反之，政府取缔言论自由，所取缔的不止在言论，实在思想;不止在思想，实在个性和人格。而取缔个性和人格，即系屠杀生命;而屠杀个人生命，即等于屠杀人群生命。人类得以进步，其实正是有赖于人们贡献思想。米瑟斯在《自由与繁荣的国度》中指出：“人类的进步大都是通过以下方式实现的：即从一小部分人偏离大多数人的思想和生活习惯开始，直到他们的行为最终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和接受，从而形成了人的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更新。如果将权力赋予多数人，让他们规定少数人可以想什么，可以谈什么，可以做什么，那么，人类的一切进步都会就此中止。”(第92页)
我想，储安平大概不迷信。但冥冥之中，每个人的人生仿佛都有“定数”。储安平早期喜欢创作文艺作品，曾《在豁蒙楼暮色》这篇散文中借景抒情，写过这么两句话：“纵然天地立刻将成黑暗，但果能在黑暗前有这样一次美丽的夕光，则虽将陷入黑暗，似亦心甘。”(转引自《储安平与〈观察〉》第10页)从现在来看，这句话已经成了他人生重要阶段的写照，或者说也正是他人生的“评语”，当然也可说成是“一语成谶”。此外，他在编《观察》时也还说过：“在这混乱的大时代，中国需要的就是无畏的言论，就是有决心的肯为言论而牺牲生命的人物!”(第69页)自己曾在一篇谈有关1957年“阳谋”的文章中说过这样的话：既然在1957年3月，像储安平、罗隆其等人就已经明白自己将“在劫难逃”，那么，他们是否在想：何不就借所谓的“大鸣大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顺势拼死也要说出一些自己想说的话呢?不然，在那样一种形势下，身为《光明日报》总编辑的储安平，并且屁股在总编辑的位置上尚未暖热(只“坐”了70天)，何敢借用罗隆基在1949年前指责蒋介石国民党的“党天下”来批评如日东升的执政党呢?
后来读谢泳《储安平与〈观察〉》，发现我们很有点“英雄所见略同”的味儿，谢泳说：“在1957年的夏天，储安平又一次让人们看到了他那留学英国的教育背景，许多年了，他不能说自己想说的话，这次既然让说，何不说个痛快。”而根据谢泳这本著作，我们从储安平当时的一言半语中也完全能感受到他确实就有这个意思：“储安平初到《光明日报》社的时候，精神很快就恢复到了1949年前的状态，也可以说他是压抑了好多年，这回应该出一出气了。”他在报社说，“报纸与党和政府存在着根本矛盾，那就是报纸要登，党和政府不许登”。还说，“我们的目的在揭露。分析和解决问题，是共产党的事”。他当时在《光明日报》社还说过：“我们这些人是以批评政府为职业的”，并反对报纸报道工作，宣传政策，认为不必管什么政策：“报纸就是报纸。报纸过去就叫新闻纸，它是报道消息的。”“只要是事实，什么新闻都可以登。”当有人问储安平，对于重大新闻要不要向中共中央宣传部请示时，他直率地回答：“我们是民主党派的报纸，用不着。”储安平还与报社同仁讲：“我听统战部一位副部长说毛主席说过，光明日报可以和人民日报唱对台戏。请问：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思想准备?有没有真正拥护和贯彻这一点的准备?”(此节引文均引自第54页)
读储安平一生，最典型的就有两次，知道自己很快将“陷入黑暗”，于是发出了他“美丽的夕光”。除了上面提到的打右派之前的一次外，另一次就是《观察》被国民党查封前，不仅他有预感，而且外界也已传得厉害。可也正是在这种时刻，他撰写了《政府利刃指向〈观察〉》，斥责当时政府。这在今天很多假知识分子看来，简直不可思议，会认为这是“火上浇油”。然而，这也正是储安平可以称得上一位知识分子的标志。他的本意就是要在“陷入黑暗”之前“说个痛快”。那么，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储安平在这篇文章中是如何批评政府的。
储安平说：
“我们创办刊物，献身言论，其目的无非想对国家有所贡献。国家是一个有机体，其组织既极繁杂，其活动尤极错综，全赖所有分子，献策献力，各在岗位，有所建树;分而言之，各尽一己之献，合而言之，充实国家之命。政府虽是治理国家事务的一个最重要的机关，但是政府并不就是国家;政府官吏，受民之托，出面掌政，但是政府官吏并非国家祸福最后主宰之人。我们不仅认为执政人物，假如他们政策错误或不尽职责，可以令之去职，同时，对于过问国事，我们坚决认为，这既是我们的权利，亦复为我们的义务。在朝执政和在野论政，其运用的形式虽异，其对国家的贡献是一。所以欧美民主国家，在国会里无不有与政府相对的反对党，在一般社会上，亦无不有健全的公共舆论：如无反对党派和反对意见，亦即不成其为民主政治。”(第39页)
储安平说：
“‘出版法’上有一条，谓不得有‘意图颠覆政府或危害中华民国’的记载，这种限制，可谓滑天下之大稽。所谓‘颠覆政府’者，亦即叫旧有的政府下台，让新的政府上台之谓也。以英国言，邱吉尔执政时，工党固无时无刻不处心积虑以求邱吉尔政府之颠覆，现在工党上台，保守党人又肆意攻诋，以求工党政府之垮台，然昔日之艾德礼无罪也，今日之邱吉尔亦无罪也。再观美国，杜威华莱士不正扯起堂堂之旗帜，以求杜鲁门之垮台乎，未闻有美人入杜威华莱士于颠覆政府之罪者。就说中国，数月以前为“国民政府”，现在则称为中华民国政府，此岂非旧的“国民政府”已被颠覆，新的中华民国政府已告成立之谓乎?此“国民政府”既被颠覆矣，然则亦有人蒙颠覆‘国民政府’之罪名乎?说来说去，实在说不通。但是我们的政府，一看见有人批评它，便脸红耳赤，度量既小，疑心又重，总以为人家要“颠覆”它，殊不知政府人物固无不可替换者，政府制度尤无不可更改者。拆穿了讲，毫无稀奇可言。只有那些占了茅坑不拉屎的人，才怕人家把他拉下来，于是今天想封这家报馆，明天想封那家刊物，说到头来，还是为了自己的私权，不是为了国家的福利。但是既要行宪，就得把国家放在第一。一切爱国的人都有发言论政的权利，一切爱国的人都有办报办刊物的权利，没有人可以剥夺人民这种权利。我们反对政府一切摧残舆论的行为和任何摧残舆论的意图，我们希望政府认真检讨自己的作风，封报馆封刊物的作风，是万万要不得的。”(第39～40页)
储安平说：
“现在大家不满意政府是事实，然而政府应当平心静气地想想，……平时一开口就希望我们多做建设性的建议，其动机固不能为不善，但是请问，今日的时代是一个建设性的时代吗?请问今日政府自身，又在做些什么建设性的工作?假如政府完全在做破坏性的工作，我们发为建设性的言论，政府能采纳吗?又能施行吗?”政府“取缔一些不利于政府的言论，就其自私之立场言之，固未尝不近情近理，但就解决国家之困难而言，固南辕北辙，无补实益。”“老实一句话，今日造成社会普遍不安的就是政府;政府自身在制造社会的不安，而反将其责任嫁移到我们言论界身上，可谓不平之至。”“我们在此忠告政府，……人民受你们的迫害，已经到了历史上少见的程度，假如你们以为封几个报纸刊物就能挽回你们的颓局，那就大错特错!”(第41页)
储安平最后说：
“……我们替政府想一想，一个政府弄到人民连批评它的兴趣也没有了，这个政府也就够悲哀的了!”储安平最后还号召人们：“朋友们，我们应当挺起胸膛来，面对现实，面对迫害，奋不顾身，为国效忠。要是今天这个方式行不通，明天可以用另个方式继续努力;方式尽管不同，但是我们对于国家的忠贞是永远不变的!”(第42页)
储安平在另一篇文章中还说道：
“在这混乱的大时代，中国需要的就是无畏的言论，就是有决心的肯为言论而牺牲生命的人物!假如我们只能说些含含糊糊没有份量的话，那老实说，今日中国言论界，担当这一部分工作的人已经很多，用不着我们再来献身言论，从事于争取中国的自由、民主、和平的言论工作。我们的编辑方针素来是主动的，我们的目的乃在改变环境，而非欲为环境所改变，尽管本刊已遭遇到政治危机，但我们既不因此事而增加我们在感情上对政府的不满，也不因此事而减少了我们在理智上对政府的批评。假如有人想扇我们，我们不会被人扇得冲前一步，假如有人想吓我们，我们也不会被吓得后退一步。我们有我们的立场，我们有我们的尺度，无论我们所处的局势如何混乱震荡，我们必能撑住我们的舵，不使其在犹豫或张皇中失去方向。”(第69～70页)
自然，前面说了，当年有上面这些思想的知识分子并非只有储安平一人，敢于直接批评政府的刊物也并非只有《观察》一家。可正如谢泳先生所说：“《观察》在国民党时期维持了将近3年，虽然最终被查封，但《观察》的精神和品格却永远留在了人们心中。”(第44页)
行文至此，似乎可以毫无顾忌地说了，所谓国民“与政府作对”，实无稀奇可言，只是我们有些不知民主为何物的政府官员不习惯而已。然而，不习惯，又怎么能行呢?!
2009年12月下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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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3-14 18: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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