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徐茂公

       儒家思想之所以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占据着主导的地位，并对中国传统社会的进步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用，这是因为儒家思想是以追求现实人生的存在完善和推进有道社会的和谐发展为其本质特征和价值取向的。这不仅决定着儒家文化在传统社会的演变中不断地更新递进，而且促进了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形成发展。因此，继承发扬儒家修身思想中的优秀精华，对於促进社会的进步发展，具有着合理的现实价值。儒学博大精深，不能用形上学家因果体用的线性思维方式来理解，更不能用宋儒狭隘的道统观来理解。儒学内部的形态不同，导致儒学的流派不同，如先秦儒学、汉代儒学、宋明儒学、清代儒学及当代新儒学，这只是儒学的治世功能不同，正好互补，其核心概念皆不离仁义礼智信，但中国儒学讲体用不二，各个时代面临问题不同，其用不同，其体虽皆名曰仁义礼智信，其内含也因用之不同而有不同，用不同，则体不同。故一个民族文化之体，是与这个民族的变迁、这个民族所面临的现实问题而有所变迁的，非有一个恒古不变的民族文化之体，一个民族文化之体必是流转不己而有其自身内在精神的。
         一、什么是文化   
         文化由于其语意的丰富性，多年来一直是文化学者、人类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考古学家说不清、道不明的一个问题；美国学者克罗伯和克拉克洪在《文化，概念和定义的批判回顾》中列举了欧美对文化的一百六十多种定义。据英国文化史学者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考证，从18世纪末开始，西方语言中的“culture”一词的词义与用法发生了重大变化。他说，“在这个时期以前，文化一词主要指‘自然成长的倾向’以及――根据类比――人的培养过程。但是到了19世纪，后面这种文化作为培养某种东西的用法发生了变化，文化本身变成了某种东西。它首先是用来指‘心灵的某种状态或习惯’，与人类完善的思想具有密切的关系。其后又用来指‘一个社会整体中知识发展的一般状态’。再后是表示‘各类艺术的总体’。最后，到19世纪末，文化开始意指‘一种物质上、知识上和精神上的整体生活方式’。”就西方而言，基本能够达成共识的，在最宽泛的意义上，文化指特定民族的生活方式。著名人类学学者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这样给文化定义：“文化或者文明就是由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获得的、包括知识、信念、艺术、道德法则、法律、风俗以及其他能力和习惯的复杂整体。就对其可以作一般原理的研究的意义上说，在不同社会中的文化条件是一个适于对人类思想和活动法则进行研究的主题。”将文化定义为特定的生活方式的整体，它包括观念形态和行为方式，提供道德的和理智的规范。它是学习而得的行为方式，并非源于生物学，而且为社会成员所共有。文化作为信息、知识和工具的载体，它是社会生活环境的映照。 文化的核心问题可以转换为文化定义的不同方式的问题。有两种定义文化的方式，一种是广义的，置于社会学视野下的。根据这样的理解，文化被视为某一特殊社会生活方式的整体。例如所谓印度文化、阿拉伯文化、玛雅文化等；同时这一整体中的部分，因为能够体现该文化的特色，也可以冠之为文化。例如基督教文化、茶文化、武士文化等。这种社会学定义的文化，其核心即体现为“一群传统的器物、货品、技术、思想、习惯、价值”等。正如罗杰.基辛所言，“文化是用作为把人类群体与他们的生态（社会传播者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社会群居和政治组织的方式）结合起来，以及宗教信仰和实践。”第二种定义方式是指狭义的，以民族精神和气质为核心的属于价值形态的定义。之所以说是价值形态的，原因有三：一是有着明显区别性的，关涉本民族传统与自尊心内容；二是关涉本民族的心理的深层结构；三是作为社会成员所共有的交流体系，可以深度描写并显示其独特的思维与世界观。新儒家牟宗三也说过文化是“生命人格之精神表现的形式。”比较流行的看法认为，中国文化是一种伦理文化，而西方文化是一种宗教文化。例如冯友兰在美国写的《中国哲学小史》就引述(Derk Bodde)的观点认为，“中国文化的精神基础是伦理（特别是儒家伦理）不是宗教（至少不是正规的、有组织的那一类宗教）。”进一步的引申有：中国文化以天人合一（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于鬼神合其吉凶。《易`乾`文言》）为哲学认识论基础，其特征是自然与人文的结合，宗教与伦理的结合，讲究的是人文主义；这种人文主义首先使宗教（原始的）政治化，然后使政治伦理化。西方文化以天人相分为认识论基础，其特征是主体与客体对立，宗教与科学两元，讲究的是僧侣主义和理性主义。有人认为中西文化其实都是宗教、伦理、政治相统一的文化，只是前者统一于伦理，后者统一于宗教。从渊源上讲，中国文化是一种巫史传统的文化（李泽厚），以儒家思想为主流，道、法、释等为补充。
      二、儒学对中国文化影响      
       那么儒学以什么样的方式发挥其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作用呢？有二种可能性的方式：第一种方式如古希腊文化之于当今西方文化整体的古希腊文化只是一种学术，一种大学象牙塔里的文化。这种象牙塔文化只有少数以此为专业、精研此种文化的专家学者才能对整体的古希腊文化有一个全面的把握。但古希腊文化的精神与理念却渗透于当今西方文化的主流中，古希腊文化成为西方文化重要的精神源泉。没有古希腊文明为其内在精神的西方文明，不可能是真正的西方文明。西方文明无论经历多少次变迁，经历过多少次毁灭与重生，古希腊文明都将成为西方文明重生的重要源泉，同时也成就了西方文化信仰与思辨理性融合在一起伟大的智慧。中国传统文明，自1840年开始受到西方文明的挑战，经历160年的发展，至今传统文化一是成为大学里象牙塔文化，一是散落在现有流俗文化中。散落在流俗文化中的传统文化，仅仅作为一种做人的技巧、做人的技术而为大众所重视。传统文化的这两种命运皆不足以构成当代中国人精神命脉之所寄，同时传统文化的这两种命运，也使传统文化的精神与理念不能渗透于当今中国文化的主流中。传统文化这一命运使其不能成为当今中国文化重光的重要精神源泉。故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要成为如古希腊文明之于当代西方文明一样，成为当今中国文化的重要精神源泉，其必要有一次源于历史、面对西方、立于中国现实处境的重光。若此，中国的儒家文化才能成为当今中国文化的重要精神源泉。事实上，历史上每一次中华民族精神得到凝聚、得到统一，无不是源于中国儒家文化一次又一次重光，从而使儒家文化成为当时士人精神生发的主要原动力。两汉后，北宋前，由于战争、五胡乱华及佛教大昌，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中国士人精神受到严重的挑战。道家、佛家与儒家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各自构成对中国社会与政治生活的影响，其中以儒家思想最为式微。当时儒学虽未失去对中国社会之影响，但其对中国社会的组织力量与凝聚力量也一直处于衰微之势。儒学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已不足以构成中华民族内在的精神统一力量。直至韩愈大倡“文以载道”，后经北宋三先生之发韧，中经周张二程之努力，终以朱子为集大成者，重新确立了儒学在中国社会与政治生活中的主流地位。
      儒学以其仁之生生、虚明宽和、周流不息而切于日常人伦，这种极高明而又切于现实的内在品性，重新成中国士人的精神动力与源泉。儒学思想重新在当时的中国社会生活中占有主导地位，这是中国历史发展之必然，是当时中国士人内在的精神要求。当今中国儒家文化需要有这样一种重光，这样一种重光无论是否是所谓纯正儒家思想的重光，但他必是中国士人精神的一次重光。唯有这样一种重光，中国儒家思想的精神与理念才能重新成为中国主流文化的重要源泉之一。中国的主流文化才能真正是富于源创力的文化，中国士人才能在这种富于原创性的文化中进行文化创造。所以，儒家文化对于当今中国文化，若要如古希腊文化之于当今西方文化那样，必要有一次面向世界、立足现实、源于自身历史的伟大重光。      
      儒学对中国文化影响的第二种方式就象基督教之于当今西方文化，也就是将儒学变为“儒教”来看待。那么，当今中国社会的“儒教”能否象西方基督教一样对当今的中国社会也产生如此影响？今日之中国，必要有一良好的国民道德素质为基础，这就决定了我们必要有一良好的教化民众的道德教育形式。现代中国是否有适合对普通民众进行道德教化的组织体系，若没有那么中国普通民众的道德教化应该怎样处理？历史上有着完整制度化的“儒教”曾经起到了很好的对民众的道德教化作用，但作为制度化的儒教已消亡，我们现在是否还能建立起类似传统儒教那样对民众道德起着良好教育作用的道德教化形式？一个民族的历史是这个民族来创造的，与王权结合在一起的制度化的儒学已消亡，但儒家切于人伦、极高明道中庸的人文精神并没有消亡。这一伟大的民族精神，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果真就不能从其深厚的文化精神中创立出适应当今中国普通民众的道德教化形式吗？果真就不能从其曾经有过的礼仪制度中，重新建立起一种适应当今中国民众道德教化的制度化的儒教吗？否极泰来。一个民族不可能没有自己的精神命脉之所寄，一个伟大的民族也不可能没有一个适应自己本民族的教化民众的道德教化制度，一个伟大民族的文化也不可能是仅针对少数人的文化，伟大的文化必定是源于对这个民族所面临现实问题的解决、源于对这个民族普通民众道德问题解决的文化，一个失去对普通民众教化的文化必不能达“极高明而道中庸”之界。当中国经过160多年的社会动荡，旧的有效的教化民众儒教制度被打破，21世纪的中国民众需要一个切其内心深处的道德教化方式，否则中华民族必是一个没有精神创造力的民族，一个没有严格社会道德规范的民族。一个伟大的民族不可能是一个大众没有严格道德约束的民族。
      当今中国需要再有一次如同孔子、董仲舒、韩愈、朱子、王阳明那样一次伟大的文化创化。面对西方文化的挑战，新儒学学者源于传统、汲取西方文明成果，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当今新儒学之发展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这一努力在社会层面上尚未显示出教化大众的意义，这就需要今日新儒学学者及其它一切信奉儒家思想的士人，进行大量艰苦卓绝的努力，转变观念，对传统儒教进行一次制度化的伟大变革，以解决13亿中国普通民众的道德教化问题。因为一种文化若没有制度化、组织化的形式保障其对社会大众的影响，这一文化只能是大学里象牙塔的文化，而非是这个民族进行精神创造的源泉，非是这个民族道德的依据。若此，这个民族的文化因丧失了其对大众道德的关注，丧失其对现实问题的关注，则这个民族的文化发展上必丧失其发展的源动力。当今中国，面临的任务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一复兴既需要科技发达、经济繁荣，更需要13亿中国民众需要有严格的道德约束与道德自律。没有严格道德自律与严格约束的民族，必是一个没有根基的民族；没有严格道德自律与严格道德约束，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将是没有根基的复兴。一个民族的历史是这个民族来创造的。儒家思想是否能在21世纪为中国民众的道德教化起到良好的积极作用？这一切皆需要士人的努力。任重道远，士不可以不弘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