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标准银行撰文：有关中非关系六大误解需重新解读

无心的男孩

新世纪以来，中国对非援助和贸易投资规模巨大，有效加速了非洲经济增长，中非关系迅猛发展，但中国在非存在也引起了广泛争论。南非标准银行网站近期发表《对当前中非关系一些主要批评的反驳》的文章，对国际上批评和指责中非关系的主要论调予以反驳，并对中非关系有关问题进行了澄清。
文章摘译如下：
　　虽然非洲国家内部也有对中非关系持久性和互利性的辩论，但对中国的批评大多来自非洲的传统伙伴；虽然有些批评是成立的，但更多的却似乎与数据、事实以及非洲民众的感观不符，造成了很多误解。
　　误解一：“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在非洲打架？
　　有人认为中国对非政策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非推行经济结构调整失败、“华盛顿共识”声誉受损的情况下，向非洲提供了一个替代选项。有学者甚至认为，中国经济的成功颠覆了经济自由度与繁荣度正相关的传统理论。
　　事实上，过去30多年，中国一直在推行市场自由化改革，经济自由度保持了每年1.5%的提升速度，这在史上前所未有。经济自由度提高的结果就是中国经济自1980年以来几乎保持了每年10%的增长。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所推行的贸易自由化、对外资开放、富有竞争力的汇率、大规模储蓄和经常账户盈余等政策，恰恰也是“华盛顿共识”的基石。中国通过提高经济自由度释放了经济增长潜力的经验告诉非洲，实行经济改革，发展私营经济，是可以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
　　因此，有关中国经济成功和“华盛顿共识”相矛盾的说法在很大程度上把问题简单化了，而且人为地把两者引向冲突，让人误以为两者在非洲打一场后冷战时代的代理人战争。中国确实提供了一种与非洲打交道的新方式，但并未向非洲提供一种不同于“华盛顿共识”的经济增长模式。
　　误解二：中国只对非洲自然资源感兴趣？
　　有人认为，在中非贸易中，非洲只向中国出口矿产资源，中国则向非洲出口大量工业制成品，中非贸易对非洲经济增长乘数效应有限，中国对非出口使非洲制造业“空心化”。
　　2006年末，中国就超越法、美等国成为非洲第一大进口商品来源国。目前，超过三分之二非洲国家对华贸易存在相当规模逆差，中国是大约32个非洲国家进口商品五大来源国之一。非洲从中国大量进口纺织品、服装、通讯产品、车辆、工业设备和电器等，而中国自非进口约80%是矿产资源和石油，非洲对华出口60%来自非洲产油国。
　　中国经济发展尚处于资源能源密集型阶段，而非洲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中国从非洲大量进口能源资源不足为奇。而且这一状况并不仅限于中非贸易，非洲与主要贸易伙伴都存在类似情况，如2009年化石燃料占非洲对美国出口的85%，占对德国出口的56%。事实上，中非贸易的发展为非洲经济发展和全球崛起增加了多样性和抵抗力。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的2009年，非洲对华出口同比下降22%，而对日本、美国和法国的出口同比则分别下降了56%、45%和30%。从这个意义上说，非洲应欢迎中国对其自然资源日益增长的需求。
　　实际上，中国大量出口工业制成品的现象并非只在非洲出现，包括金砖国家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也面临同样的问题。2008年，金砖四国内部贸易额1900亿美元，其中中国与巴西、印度和俄罗斯的贸易额均超过500亿美元，意味着四国贸易额的四分之三都与中国有关。2008年，中国从巴西进口约300亿美元商品，主要是矿石、钢铁、铜、油籽等，而中国对巴西出口额约为200亿美元，主要出口电器和机械。俄罗斯和印度与中国的贸易情况亦大体如此。
　　中国政府已经主动采取了建设性举措，努力实现从非洲进口商品的多元化。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中方宣布给予同中国有外交关系的非洲最不发达国家440种商品零关税待遇。2009年论坛第四届部长会上，中国又宣布逐步给予同中国有外交关系的非洲最不发达国家95%的输华商品零关税待遇。可惜只有少数非洲国家注意到这些优惠准入政策。另外，中国庞大且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是非洲的机遇。中国的内需将持续快速增长，有望由2009年的1.5万亿美元增加到2020年的5万亿美元。随着中非经济命运的联系日益紧密，非洲完全有机会从中国巨大的消费潜力中分一杯羹，使自己更有效地融入全球供应链。
　　误解三：中国与非洲交往关系不对等
　　在一些非洲和区外人士看来，中非关系是一个强大和有战略的中国面对一帮弱小且凝聚力不强的非洲国家。中国对非洲影响巨大，非洲对中国影响则小得多。还有人批评中国在非洲搞“新重商主义”。其实，现在对于中国企业而言，当地需求已成为展非洲市场的5个优先考虑因素之一。2008年统计数字表明，除安哥拉和塞拉利昂外，在非中国公司85%的员工来自当地。此外，中国企业也更加重视在当地履行社会责任。
　　事实上，中非关系的发展带给非洲很多益处。一是中国对非贸易投资推动了非洲经济增长。中非经贸关系的发展使许多非洲国家实现了经济强劲增长和减贫事业进步。二是中非关系的发展改变了世界对非洲前景的看法。今天，非洲国家拥有比以往更多的机会选择合作伙伴。非洲只要准确自我定位，就可以显著提升自己的地位。三是中非关系的全方位发展重新激活了非洲对自身的期望，使非洲更有信心战胜困难和挑战。
　　误解四：中国“不干涉内政”原则“姑息养奸”？
　　有人认为，中国本着不干涉内政原则同非洲国家开展经贸合作，提供援助，事实上帮助非洲“流氓”国家化解了政治经济改革压力，助长了它们侵犯人权、破坏生态环境和压榨劳工的行为。
　　安哥拉经常被当做中非关系阻碍非洲民主、良政和自由的例证。人权观察组织估计1997年到2002年间，安哥拉大约有40亿美元石油收入被从公共账户抽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8年在向安哥拉提供援助前，要求安哥拉必须保证其石油收入流向的透明度。中国进出口银行却在未附加此类条件的情况下，向安哥拉提供了20亿美元优惠贷款。所以有人提出极端的说法，称中国实际上是躲在不干涉内政原则背后，和一些政治孤立国家打交道。
　　但是，一些学者对非洲国家政府效能的研究表明，2000年至2008年期间，安哥拉、尼日利亚和苏丹等国政府效能并未因与中国发展关系而下降。美国一家非政府组织数据显示，与中国关系密切、颇受争议的苏丹等国的自由度在2000年至2008年期间不降反升。总体看来，与中国贸易规模较大的非洲国家，也就是通常被认为中国可以施加更大影响的国家，政治自由要么维持稳定，要么有所提高。二战之后，只有巴拿马和格林纳达在胁迫中成功转型为民主政权，其余胁迫他国实行民主的尝试都以失败告终。这充分说明通过不民主的方式推行民主很难成功，也充分揭示了提供选择和开药方的区别。
　　误解五：中国正把非洲传统伙伴挤出非洲？
　　中国在非利益和影响力的快速拓展，恰逢非洲传统伙伴在非利益陷入停滞。因此有人说，中国在非洲已占据了主导地位，正把非洲的传统伙伴挤出非洲。
　　事实上，美国和欧盟在非洲的势力仍然十分强大，中国同时还面临着巴西、印度、土耳其等国的竞争。从对非直接投资来看，2009年中国对非直接投资10亿美元，仅占当年对非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2%。欧美则占到了对非外商直接投资存量的36.6%和37%。即使在中国最为关注的能源领域，中石油、中石化和中化三家公司在非洲的原油日产量加在一起，也只有阿尔及利亚国有石油公司SONATRACH的十分之一。在尼日利亚能源市场上，中国不仅比不上发达国家能源巨头，甚至被印度和巴西公司甩在身后。非洲传统伙伴早前与非洲签署的双边安排是他们的宝贵遗产。他们当年在非洲的霸权至今还在帮助他们占据主导地位和优势。虽然中非关系自2000年来取得长足发展，中国的竞争也正在改变对非合作的格局，但据此认为中国在非已获得全面优势仍言过其实。
　　当然，中国进一步发展对非关系的政治意愿表明，中国加大在非投入才刚刚开始。2012年，中国有望成为非洲第二大援助国和主要投资来源国。此外，中国积极支持非洲基础设施建设，帮助非洲提高生产力和发展经济。根据世界银行数据，中国自2008年起已成为非洲基础设施项目最大出资方。另外，中国已经注意到与西方开展在非合作的重要性，避免留下“搞单边行动、只顾一己之利”的负面印象。
　　误解六：中国对非贷款成为劣政和腐败温床？
　　有人认为，中国对非贷款不仅为劣政和腐败提供温床，还利用西方对非减债成果谋取利益，有损非洲债务可持续性，是在搞机会主义。
　　中国在非洲总体上仍是一个“小贷款方”，而且中国对非贷款大多流向了非重债穷国。中国还兑现承诺，免除了非洲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多笔到期债务。经济学家将债务/出口收入比、债务/国民总收入比、债务利息/出口收入比作为判断一国债务风险的指标，比值越高，债务风险越大。以中国提供贷款较多的安哥拉为例，2000年至2007年，上述三个指标分别由114%下降到48%，126%下降到41%，21%下降到9%。另外一个接受中国贷款较多的国家苏丹情况也大致如此。两国均未享受任何减债，但债务形势都得到了显著好转。更重要的是，通过刺激两国出口和经济增长，中国帮助它们提高了债务容忍度。
　　非洲须摒弃杂念 把握中国提供的历史机遇
　　总而言之，中国提供了一种新的与非洲打交道的方式。中国融入非洲并不像外界臆测的那样排他。中国正在通过多种方式改变非洲经济发展轨迹，将对非洲未来产生深远影响。中国一直以来都在努力寻求南方国家领袖地位，一定程度上帮助非洲提升了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地位。中国反对干涉非洲国家主权，与西方国家提供发展援助的动机大相径庭。同时，中国又理智地、实用地在非洲谋求自身利益，与西方并无二致，并不违背“华盛顿共识”。
　　因此，非洲应及时制订与中国打交道的清晰计划，构建确保从国际社会转变对非看法中获益的战略框架。中国这个未来的超级大国为非洲搭上增长快车提供了历史性机遇，但中非关系快速发展过程中也难免出现一些不平衡和挑战。这都是正常的，非洲的政策考量应避免意识形态方面的因素。
　　背景资料：
　　“华盛顿共识”：特指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框架下一系列政策措施，是上世纪90年代为帮助一些负债国恢复财政秩序而设计，主要包括财政自律，公共支出优先用于卫生、教育和基础设施领域以及税务改革等十条原则。但“华盛顿共识”自诞生之初就偏离了其初衷和原则，错误地成为了新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代名词。
　　“北京共识”：基于对“华盛顿共识”的宽泛理解，许多人把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国家积极参与经济事务、不干涉内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中国意识形态视为“北京共识”，并将其置于“华盛顿共识”的对立面。
　　“新重商主义”：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美国贸易逆差的产生和不断膨胀，在美国出现的一种在经济上鼓吹政府干预贸易以追求贸易逆差的削减，在政治上利用贸易逆差作借口和贸易政策作武器，打压贸易伙伴经济增长和国际地位的一种思潮。这种政策后果是不衡量对外贸易对整个国家带来的国民福利，只算计对外贸易对某些特殊利益集团造成的损失。这些特殊利益通过院外活动直接影响国会和政府的政治生态。
　　“南非标准银行”：南非标准银行成立于1862年，是非洲资产和收益规模最大的银行，在非洲大陆拥有1000多个分支机构。其全球业务在特定领域尤其是自然资源方面具有专长，在以下领域的专业实力尤为突出：矿业与金属、石油与天然气、电力与基础设施建设、电信与媒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