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之痛”需要制度关怀

正义之声

  若干年后，不知道人们还会不会记得那些在2012年春天携子自杀的母亲。4月2日，重庆市梁平县云龙镇东风村三组的郑秀伟杀子后跳河；3月27日，四川大足县月华乡余家村27岁的唐成芳带着3个孩子服毒；3月22日，陕西省周至县终南镇27岁的任丽丽和双胞胎女儿服毒。这些西北、西南偏僻乡村里的年轻妈妈，她们是如此决绝地弃世而去，没有留下一句话，“留守母亲”这个标签，几乎是她们卑微生命的全部痕迹。    原本以为，她们是“留守困局”里最坚强的一群。她们勤勤恳恳、吃苦耐劳，是整个家庭的支柱，老人因她而安全，孩子因她而安定，在外打工的丈夫因她而安心。却不想，长年累月于贫困中挣扎、孤独中困守，她们早已身心疲惫，从心底里滋生出的绝望一刻不停地疯长，占领她们的大脑和身体。
    我相信，她们携子自杀，是因为爱。生活如此艰难，她们看不到向上的通路，不希望孩子再步自己的后尘，只有死亡才能将贫困、病痛、孤独等痛苦统统卸下。
    这不是任丽丽、唐成芳、郑秀伟几个家庭的悲剧，它与社会发展相伴，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是整个社会的悲剧和亟须破解的困局。
    今日中国大陆农村，有2000万留守儿童、2000万留守老人、4700万留守妇女。飞速发展的市场经济，无法突破的城乡二元制度，两者的结合，将昔日的农民硬生生分割成两个群体，一个是永远在路上的农民工，一个是困守乡村的留守大军。前者中的一些人游离于社会劳动保障制度之外，后者中的一些人则远离社会福利体系。长期以来，他们是这个社会最易沉沦也最易沸腾的人，而这样两个庞大的群体，无论是沉沦还是沸腾，都足以改变社会发展进程。
    被忽略的压力和痛苦郁积已久，一旦爆发，就酿成无法挽回的惨剧。不可否认，留守母亲的系列悲剧有个体心理因素，社会需要从各个方面给予留守群体以关爱。不过，我们恐怕不能仅仅从心理问题的角度来破解“留守困局”。无论是留守老人、留守儿童还是留守妇女，他们最需要的不是心理医生，而是制度关怀。
    一位长期研究中国留守人口的学者认为，当代中国留守妇女数量之大、承受负担之重，“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就是在世界的现代化进程中，都是少见的。”要从根本上改变这些留守妇女的命运，就要加快城乡一体化的进程，协调城乡利益。当汽车展、时装秀一个接着一个铺陈着城市的繁华，当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四通八达的轨道交通书写着城市的发展速度，城市中的每个人都应该想到，支撑着这繁华和发展速度的，是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和近亿的留守人群。只有他们的利益得到保障，城市的繁华才能续写。
    苏南一位市委书记在谈及城乡一体化时有个观点：所谓社会和谐，就是利益和谐，城乡一体化就是利益一体化。当工业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齐头并进，当社会保障体系在农村全覆盖，当包括教育、医疗在内的社会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留守人群的生活压力和精神负担就能得到有效的分解，携子自杀的悲剧就不会发生。
    在互联网上，有心的网民为留守母亲郑秀伟设立了一个纪念网页，没有照片，生辰不详。但愿不久以后，面对这位母亲以生命写下的时代追问，我们能做出完善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