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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人民日报
互不信任增加了社会运行的成本,也让人的情绪变得负面。一方面对陌生人处处提防,另一方面抱怨“人性冷漠”;一方面指责他人“麻木不仁”,另一方面又提醒亲人朋友遇事少“出头”。这种纠结提示,从传统的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型,必须处理好重构社会信任这一课题
老人摔倒没人扶——最近,各地频频出现的这类事件让人普遍感到心痛又困惑:人与人之间怎么可以如此冷漠?
冷漠不是偶然的。稍加留意,多数人会发现,我们早已习惯用戒备的眼神、怀疑的心态来对待陌生人。
幼儿园里教育孩子:“不吃陌生人的糖果”、“不给陌生人开门”;在家中叮嘱老人:“陌生的电话号码不接”、“买东西不听陌生人的推荐”;银行门口摆放着提示牌:“不给陌生账户打款”;社区警务站贴着海报:“陌生人搭讪轻易别理睬”……
到2010年底,全国常住人口超过500万的城市已有20多个,其中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的人口已达2000多万。社会学家说,中国已进入“陌生人社会”。美国知名学者弗里德曼有一段关于“陌生人社会”的经典描述:“走在大街上,陌生人保护我们,如警察;陌生人也威胁我们,如罪犯。陌生人教育我们的孩子,建筑我们的房子,用我们的钱投资……”
从过去的“熟人社会”走向“陌生人社会”,首先是一种进步。这意味着经济规模扩大、人员流动性增强、公共服务的社会化程度提高。但是,刚刚离开“鸡犬相闻”的村落、单位不再“办社会”,难免要面对种种不适应。首当其冲的就是:该如何和陌生人相处?
多数人会本能地希望把必须要相处的陌生人变成熟人,托关系、人找人,因为“熟人信得过”、“熟人好办事”。对偶然相遇的陌生人,则首先选择不信。公共场合看紧自己的包,如果别人委托看包,多半要摇头。面对陌生人的求助,心里先犯嘀咕,“不会是陷阱吧”。看到小偷,犹豫着是否要干预,担心过后被报复。而诸如“扶人者被诬陷为撞人者”、“拾金不昧却被讨要更多的钱”等案例,更强化了“帮助人可能惹麻烦”的心理,放大了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
互不信任增加了社会运行的成本,也让人的情绪变得负面。一方面对陌生人处处提防、认为这是让自己利益免受伤害的必要方式,另一方面抱怨“人性冷漠”、“道德滑坡”;一方面指责他人“麻木不仁”、“见死不救”,另一方面又提醒亲人朋友遇事别“出手”、少“出头”。透过这种纠结,不难发现,人的内心始终在向往温暖,良知和传统美德远未消失。同时这种纠结也提示,在从传统的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必须处理好重构社会信任这一课题。
“陌生人社会”并不必然伴随着冷漠。如果说在“熟人社会”,日常生活更多地可以通过道德来实现自律和他律,那么在陌生人社会中,彼此不熟悉、人员流动性强等因素会削弱道德的作申。彼此陌生的人交往时,尽管他可能并不清楚对方的状况,但会相信一旦出现欺诈失信行为,可以通过正当的方式“讨到说法”,也相信能得到公正的裁决。相应地,陌生人摔倒了多半会去扶,因为相信万一被讹诈、法律会还原真相,而不诚信的一方会受到制裁。
信任的重建是个宏大的系统工程,大力推行诚信教育、道德教育无疑极其必要。不过,当完全陌生的两个人相处并涉及种种复杂的利益时,道德是否缺席是谁也拿不准的事。核心的任务当是树立起法制的权威,让人们对法律“惩恶扬善”的功能有信心,进而自觉按照规则和公共精神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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