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视点:卫生部拟规定医患双向签字不送"红包"引关注

大别山人

新华视点:卫生部拟规定医患双向签字不送"红包"引关注
                                来源：新华网
新华网北京８月５日电题：桌上签字能否阻止桌下“交易”？——卫生部拟规定医患双向签字不送“红包”引发关注


　　“新华视点”记者李亚红、赵仁伟、郭宇靖、郭沛然
　　卫生部日前就《加强公立医院廉洁风险防控》征求意见，规定“患者入院时进行医生不收‘红包’、患者不送‘红包’双向签字，协议书纳入病案管理”。此举引发社会热议，一纸协议能否根治屡禁不止的“红包”痼疾？“红包”现象，患者有怨言却要送，医生不情愿却在收，到底何时才能跳出这一怪圈？
　　“红包”原本在桌下，桌面签字无意义？
　　对于卫生部此举，中华医学会党委书记饶克勤说，用明文规定告诉患者和医生，送“红包”和收“红包”都是不可取的，对于规范医疗行业从业人员行为是必要的。
　　然而，北京市人大代表、隆安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强磊表示，约定虽可起到震慑和警示作用，但实际意义不大。“红包”本身就是暗箱操作的，怎么会写在书面上呢，这是道德问题，应该靠良心去做。“桌上签协议，只是走形式而已。”
　　记者在北京、深圳等地采访了一些医生，他们表示，中国是人情社会，人们习惯了办事给人家一些好处，实际上很少有医生主动向病人索要“红包”，病人大都是自愿的，因此这与违法犯罪是两回事。
　　中华医学会肝病学会分会主任委员、北京友谊医院肝病中心主任贾继东则认为，患者发自内心尊重医生的医术、医德、人品表达感激送“红包”的数量不会太多。更多的患者是“从众心理，不送‘红包’不放心，怕不送得不到好的服务”。另外一种可能是，患者想得到额外更好地服务，比如提前住院、提前手术等。
　　来自山东省的陈峰对记者说，去年他父亲患心脏病住院手术治疗，有朋友提醒一定要给医生送‘红包’，否则不好好给治。陈峰不好意思地趁医生一个人在屋时，塞了２０００元的信封在医生口袋里，也给住院处的护士长送了同样的数额。
　　“还好我送了。”陈峰后来发现和他父亲同病房的其他人也送了。“因为医生到底会不会认真手术和治疗，患者没法检验。”陈峰说。
　　服务不好、医生待遇低，岂能靠“红包”解决？
　　记者在医院采访时，有医生表示，医生是个高风险、高门槛、高强度的工作，收入并不高，“红包”是劳动价值的扭曲体现。
　　贾继东认为，医生的劳务价值没得到体现确实是问题，要改革，但是不能通过收“红包”来改。如果依靠收“红包”弥补劳务价值不足的损失，无异于饮鸩止渴。“医生收‘红包’本身就是不合法的行为，而且还有损医生的尊严。”
　　如果对医生不能依靠政策规定获得体面的收入，用“红包”形式提高收入，最直接的是损坏了医患关系。“如果有患者治疗效果不理想，他可能会想，我为什么没有得到好的治疗，因为我没有送钱，或者说送的不够多。”贾继东说。
　　解决医生劳务价值不能得到体现的问题，必须靠政策解决。比如现在医药分开，增设医事服务费就是往这方面走的一步。“医生不是不能谈钱，关键是要靠自己的知识、技术、劳动合法、公正、体面地取得应有的报酬和地位。”
　　有人担心自己不送红包就可能得不到好的服务？贾继东说，主要是因为医患间缺乏信任。医院的运营体制存在问题，非营利性医院客观上存在趋利性，医院自身的运营、发展全靠自己去挣钱。而医院自己挣钱的来源主要不是靠技术，而是靠卖药和检查费用，因此过渡用药和检查一定程度上存在。目前，医药分开的改革就是要革除这一痼疾。
　　有医生说：“现在是不拿‘红包’的都很清贫，拿‘红包’的活得反而很滋润，这样下去很可怕。”贾继东认为，在当前这个体制下，医术越高超，医德越高尚，挣钱越少的问题确实存在。
　　国务院医改专家咨询委委员、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刘国恩说，患者找不到好的医生，或者做一个手术要等很久，因此送“红包”成了解决稀缺资源的手段。尽管“红包”确实起到了补偿医生收入的作用，但医生待遇问题不应该通过“红包”来解决。
                          桌上协议与桌下改革并举，杜绝“红包”或可期
　　多位专家表示，必须从制度上保证医生不收“红包”，有更高的合法收入，拿“红包”的医生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强磊等一些法律界人士指出，医务人员收红包，相当于利用职务之便收受贿赂，触犯了刑法，是犯罪行为；送红包也是行贿行为；如果有医务人员表现出“不给红包就不好好手术”的态度，就是罪上加罪，变成“索贿”。
　　但实际上，在司法实践中，很少有医生因为收受“红包”被追究法律责任的，即便被查处，也至多是做违纪处理。许多地方出台了规定，一旦发现医生收受红包将予以开除，但业内人士表示，收“红包”较多的基本都是医院业务骨干，医院怎么可能开除这些人呢？所以很多“禁令”最终沦为一纸空文。
　　贾继东、北京儿童医院血液病中心主任医师郑胡镛等认为，仅仅是原则性的规定缺乏约束力，行之有效的是严格的法律约束和监管机制。在欧美等法律体系发达的国家，医生和律师、教师等都是高社会责任的职业，对这些职业的监督体系非常敏锐，一旦发现违规行为，严格处罚，才能起到震慑作用。
　　郑胡镛认为，调整现行的医生收入体系，正确评价医生的劳动价值是解决医生“收红包”和根除医疗领域商业贿赂的关键所在。贾继东等医务人员认为，政府在进行制度安排时，必须充分考虑医生的收入，保证医生在接诊某个具体病人时，在具体的医疗行为时，不一味地想自己的收入。这才是合理的制度安排。
　　贾继东、刘国恩认为，从更深层次来看，还是需要解决医疗供给不足的问题。卫生部门要想办法开放医疗市场，解放医生，为其提供有效的平台，同时引入社会力量，加大医疗服务供给量。
　　还有专家指出，除了医疗系统内部的改革外，还需要社会大环境的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