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为什么不学莫言认错？

文贩子

文/徐志频

多年来，余秋雨已经养成一个习惯：每出新书，必先出新闻。

早年《文化苦旅》出来，名声大振，毁誉同至。余秋雨先后出《山居笔记》《霜冷长河》，从文化的角度，用“术”的方式，对生活中那些形而下的“术”，一本一本地揭露、批判。

但余秋雨到底是个凡人，记忆力也不超人。娥皇、女英，到底是舜帝床上两妃，还是膝下两女？在《洞庭一角》中，余秋雨没搞得清。“会试”是不是“殿试”？在《十万进士》中，余秋雨干脆混为一谈。

即使著名作家，文史错误在所难避。有时因中国历史悠久，文史知识实在过于庞杂，让人容易搞混；而有时甚至仅仅就是笔误，作家想的和写出来的不一样。有过写作经验的人，多少都能体会。

关键是，面对文史错误，余秋雨当年明显将简单问题成功复杂化了：人家一说硬伤，他马上说盗版；人家说余秋雨你有许多硬伤，他马上又变本加厉说背后确凿有大盗版集团。

硬伤与盗版是一回事吗？普通人凭常识都知道：桥归桥，路归路，一码归一码。但余秋雨用他聪明过人的逻辑，鬼斧神工将桥路浑然造为一体：大盗版集团所以借口硬伤来批判他，是为了让他的书大火起来，他的书一大火，盗版集团每盗必有利可图。

硬伤与盗版，可以一是一，二是二地分开说吗？我们说可以，余秋雨认为不可以。甚至在《借我一生》中，他还在念念不忘“金牙齿”，将深仇大恨说得跟真的一样。

余秋雨什么时候就他书中的硬伤认过错吗？就我所知，从来没有。于是一砣泥巴入水，本来捞出来就可以清白了然的事，被他自己一搅，结果比泥潭还混。

封笔传闻被传了多年，最近一本《何谓文化》又出炉了。根据余秋雨的习惯，他又要出新闻了。

余秋雨这次制造的新闻点是：他不想“教训”易中天。

凭什么来“教训”易中天呢？原来，几年前易中天质疑过余秋雨“诈捐”。 易中天举证历历，有凭有据，余秋雨当年却没有回答。在黄花菜凉得快要结冰，比冷笑话还让人凉牙的时候，余秋雨站出来回应了。他说：自己真的没有“诈捐”，当年是悄悄出资50万元，没经过红十字会。理由呢？“我没有走中国红十字会的捐款之路，倒不是不信任他们，而是觉得他们太忙，不可能抽时间来为图书馆选书。那书，要我自己一本本地去选购。”

只可相信不可实证地飘飘忽忽解释完这个可能连他自己都觉得只能蒙四岁以下小孩子的事实，他马上又用起10多年来的老习惯：说他硬伤是大盗版集团的阴谋，这次说他“诈捐”，当然又是大盗版集团的阳谋。

余秋雨根据自己独到的调查，这样结论说：这次先闹起来的，是北京的一个盗版者。“盗版”和“捐书”在字义上正好对立，他不痛快，并不奇怪。奇怪的是，一个在电视上讲《三国》故事讲得不错的文人，渐渐成了这一事件的主角。我并不认识他，却曾多次在传媒上为他辩护，还正托人找他，准备向他提出两方面的建议：一是在讲历史故事时，不要过多地宣扬“术”，而忽视了“道”；二是我发现了他“文笔远不如口才”的几个主要技术障碍，可以通过训练一步步克服。但是还没有找到他，他的进攻就来了，据说势头还挺猛，快速推高了全国性的诽谤大潮。

老实说，老顽童一样的余秋雨这样来评说易中天，还从来没有这种让人哭笑不得过。

不管余秋雨自己是否比全世界的人更了解余秋雨，但到今天为止，他所有回答公众质疑的问题，用的全都是只可想像不可实证的事实以及完全非理性的情感逻辑推理，他还没有一次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实证方式，让人塌实放心的回答。

要论一个人不容易，尤其是卓有成就的大家。因要知人论世，大家的作品多，思想广，要搞明白已经很费时间，要完全看明白就更费劲，何况泥巴已将清水塘搞成了泥潭。10多年来，我大致读完了余秋雨与易中天两人的主要作品。将两人从作品到言行到荧屏全面比较来看，恰恰是余秋雨自己犯下两点毛病：一是宣扬“术”而忽视了“道”，二是文笔远不如口才。

《山居笔记》《霜冷长河》当然都是“术”。事实上，“术”也没有什么不对，将精英文化大众化，不能坐而论道，需要从生活，从人情世故，从身边细节谈起，这就必得要有“术”，只能“以术达道”，否则只能做个迂腐的书生。但情绪强烈，而且擅长用文笔煽动读者情感的余秋雨，大部分作品都充满了世俗化的色彩，他的个人恩怨情仇，全部凝结其中。当年批评余秋雨的人指诟他写“小男人”散文，事实正空穴才会来风。

“术”也就“术”吧，读者又不是傻瓜，用不着作者反复解释。但余秋雨自己又不满足于自己的“术”，那么只能以“术”充“道”。这就需要装。装着，端着，揣着，直到含泪。余秋雨的道德情感，让他在五分钟的激情褪去，显得越来越假。

术与假，这从他将硬伤与盗版浑然归为一体时起，如影子一样忠实地跟上了余秋雨。为什么避开硬伤顾左右而言他？说白了，是中国传统文人的痼疾。自古以来，中国人如果文字、用典出了差错，则成了作家最不可原谅的错误，甚至完全可能让人归类成三流文人。至于是否有学术创见，文学创新，最硬的标准，反倒无人关心。前几年人大校长纪宝成用错一个“七月流火”而在全国闹得沸沸扬扬，即是例证。余秋雨在文章中不止一次地批评过这个传统痼疾，但他还是自觉不自觉地滑进去了。他比谁都清楚自己的问题，但没有勇气站出来承认。他的道德本能与道德理性，在这里出现完全割裂状态。割裂的后果，是用术的手段去造假，去搅混水。

比较来看，易中天赢得社会尊敬，恰恰在他真实。一旦有人指出他作品的硬伤，他马上核实，一旦确定，马上公开向所有读者道歉，迅速修改。今天中国早已不再是凭句读之知，知道茴字有四种写法就可以坐轿子的时代，即使大文豪在作品里犯常识性错误，也丝毫不损害他的伟大。

刚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大作家莫言，今天的遭遇就是这样。

与当年挑余秋雨刺的方式一样，《咬文嚼字》近年来把莫言作品里错误汇总后分两次寄给莫言。莫言第一次看了后回应：“挑得很对，非常感谢。”第二次他又说：“读者提得对。我认错。”随后，他还发了一堆感慨：“说实话，我连小学都没毕业，能有现在的成绩，是读者对我的错爱，还被戴上一顶‘著名作家’的帽子，实在让我汗颜。既然读者能在我的几本书里找到错误，说明大家依然喜欢我，也对我是个莫大的鞭策，那我就更要善待读者，一丝不苟地继续写下去。我肯定，在我的书中，还有很多错误，我非常欢迎大家毫不客气地指出来，我一定虚心改正。”

没有人会因此怀疑莫言作品的伟大，即使没有诺贝尔文学奖这顶光环，莫言也是当今世界一流作家。

但似乎不能指望余秋雨像易中天、莫言一样，积极回应《咬文嚼字》，对作品硬伤向读者认错了。一个错误坚持久了，除了将错就错，嘴硬到底，期望错错得正，咬牙坚持到死，在余秋雨的逻辑里别无他法。虽然我们知道，这种中国文化劣根性，余秋雨自己当年在作品里也狠狠批评过的。

近二十年来，余秋雨一路经历，回顾一下，貌似这样一个时代尴尬： 20世纪90年代初，他是时代的先锋。当众多作家、学者们还纷纷陷在传统的泥潭里挣扎、争吵，浪费青春时光，他放弃院长职业，以自由人身份，独自悄然抽身而出；他第一个踏上游历中国的茫茫旅程，用一支有灵感与想象的笔，用接地气的通俗语言，打开了精英文化大众化的大门。21世纪初，大众的智慧逐渐被开放的时代开启，普通而无能主宰自我的人们，纷纷告别昨日权威，开始学习用自己的眼光，去打量世界，用自己的头脑，去分辨世界。在这些生活练习中，他们逐渐有了自己的想法，独立的判断，他们习惯了“我认为”。大众进步了，余秋雨却落伍了。10年前，他无意间打开了时代一扇大门，民众从这扇门走出去，背影爬涉已经遥远，而余秋雨太留恋传统，他依然在门前迂回、徘徊、游荡。逐渐孤单的他，还在门口试图教导人们，那些关于门内的故事。但已经没有人关心了。发现自己已经完全落伍，余秋雨干脆退回屋内，试图告诉人们，那些三纲五常、君臣人伦、礼法宗教的典故、考古。一些爱好传统的人偶尔还跟着他去，但更多已经学会走路人，不凭高深莫测的学问，只凭人之为人的本能与天性，也陡然看明白了，打开大门不到10年，余秋雨已经只有历史纪念价值，失去现实意义。

余秋雨打破了传统，但他自己又是传统的载体。他反道德弊端，用的手段，正是传统道德。这种拔着自己头发上天的动作，让他看上去越来越自我矛盾。

文化潮流，理性与实证，是民智开启、每个人权利兴起后，社会必然需要遵循的规则。当每个人都呼唤在法律上人格平等，个人的权利、欲望得到承认，余秋雨的说教，只会误导到每个人。这就好比萨特明白告诉你，他人是地狱，你却还在说自己要学雷锋，“六亿神州尽舜尧”。以道德求法治，如果不是嘴里一套手中一套的伪君子答尔丢夫，就是晴天打雨伞的套中人别里科夫。

余秋雨批评易中天，而他不明白，自己对中国文化的研究，远远比不上易中天通透。《闲话中国人》《帝国的终结》，学术上的创新与洞见，文体上直白与通脱，足以为当代文化范本。易中天是对中国五千年文化全部弊病看得更清，并能开出药方的作家、学者；余秋雨的准确评价，是戏剧院长，审美散文作家。

就文学审美而言，同写大文化散文，余秋雨是“情感的忧伤美”，易中天则是“理性的思辩美”。形象地比方，余秋雨散文像骨架子小的苏小小，要显得大气，就只能靠脂肪堆成杨玉环，再还要大，就像个相扑运动员。易中天散文则像势大力沉的鲁智深，骨架子大，肌肉壮，站在那里不说话，也让人感到有一种沉雄高岸的气象。余秋雨因情感而柔媚，易中天因理性而慷慨。

就在精神、价值上对时代引导而言，余秋雨已经完全退出了历史舞台。作为院长，他是让人尊敬的院长，作为学者，他是让人敬佩的学者，作为作家，他是让人感动的作家，但这一切都成了历史。今天多潜心研究学问，少出来抛头露面，可以少让人厌倦。他身上总缺少那么一种真实、洒脱的气质，在平等的读者面前，靠转移视线与混水蒙人，是无法长久的。（凤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