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富士康：一个动作重复近万次感觉不到胳膊

言实之

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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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康，是一个明星企业，不仅仅因为它生产全球流行的苹果产品，也因为它的工厂内曾经发生的一幕幕悲剧。不止一次被曝员工自杀、保安工人冲突等恶性事件，给富士康蒙上了“血汗工厂”的标签。

工人们如何进入富士康？工厂的安保与工人之间，为何曾经关系紧张？在恶性事件后，富士康在工人管理方面发生了哪些变化？带着这些疑问，新京报记者走进富士康工厂内部。

关注富士康，不仅仅为了回答上述疑问。从某种角度看，富士康是中国经济参与全球化分工的一个象征和标本。它受益于全球化，依赖人口红利；它在管理上有把人当作机器管理和使用的倾向；它是个森严的“帝国”，它产生了巨额的GDP，制造了繁荣，甚至造就了一个阶层，一个社会。

目前，想要进入陷入“招工难”困局的富士康工作，比较“轻松”。

只要有一张二代身份证，就可进入富士康做工了。有时，没身份证也能应聘成功。

上午体检——下午考试——晚上分宿舍，一天时间内，提着行李和被褥的打工者就可以成为“世界五百强”的一员。

“轻松”的应聘条件

只要有不穿富士康工衣的年轻人从公交车上下来，立马会有一窝人围过来塞一张名片，或者问“要不要进厂？”

无论是太原富士康还是郑州富士康航空港厂区的门外，挂着“富士康招工”字样的中介与等活儿的小摩的一样，寻常可见。

中介们挂出“进厂返现”或者“报名送精美双人被”的招牌或横幅。太原富士康南二门和南三门门外，只要有不穿富士康工衣的年轻人从公交车上下来，立马会有一窝人围过来塞一张名片，或者问“要不要进厂？”

名片上罗列着富士康招工的要求：学历不限、年龄16至45岁、有本人二代身份证原件、胳膊上无文身和烟疤等。

在网上搜“富士康招工”，相似的内容会显现出数页之多。我按网上的电话联系了一位自称太原富士康内部负责招聘的主管。该主管再三叮嘱，“一定不要搭理路上的中介”。

该主管这样说，或许是有利益之争——在太原富士康园区内，至今还可以见到“截止日期为10月底”的鼓励“内部工人举荐老乡或亲朋好友入厂”的横幅和告示，其中规定每举荐一人可获奖300元。

很多中介会向一些胳膊上有文身和烟疤等不符合要求的应聘者打包票，“找找内部的人就肯定能进厂”。

通过“活动”，超龄或没有身份证的人也可以被中介送进富士康。10月底，郑州富士康航空港厂区前，一个中介向几个超龄的女村民“秘授诀窍”，“去借一张身份证，让身份证本人参加面试，照厂牌照的时候你再顶上”。

同样的方法，那些没身份证的应聘者也可进入富士康。

过场般的应聘考试

在面试、体检结束后，还有笔试。笔试监考极为宽松，成绩也不会对入职产生什么作用。

11月1日早上8点，我来到了太原富士康的北一门。当日，大概有四五百名和我一样的应聘者在此等待。

应聘者被带进了富士康厂区内有一个篮球馆大小的招募大厅。随后，应聘者以受举荐的中介机构为单位，坐在塑料凳上，等到9点开始走包括面试、体检等在内的流程。

富士康的面试过程不超过1分钟。应聘者随便坐在一溜穿着富士康工衣的男女面试官面前。面试官问我的问题是，“以前是干什么工作的”以及“进入富士康之后，能否适应严格的纪律”。

之后的体检亦不算太复杂。应聘者先是伸直胳膊、连续上下蹲5次，接着排着队去抽血以及做胸透。初次进厂的应聘者还被要求打上一针防控相关疾病的疫苗。

体检结束后，打算住宿的应聘者须在招募大厅外的一个机器上刷一下身份证。富士康会按此在当天晚上分配宿舍。

用招聘人员分发的餐券在富士康内部的食堂吃过午饭后，应聘者陆续回到招募大厅等待下午的考试。

考题共100分，有选择、计算和综合三种题型。题目的知识面比较广泛，其中一题为“生活中所说的煤气中毒，实际上是指（）气体中毒”，其他还有“英译汉：‘Work’译为（）”等英语、文学题，甚至包括数学方程式。

部分应聘者在这些题目上犯了难。有个中专生解出方程式，人群立刻一阵欢呼，纷纷抢过他的试卷抄一下。

这个监考极为疏松的考试只是个过场。考试成绩似乎对于应聘者的入职不产生任何正面或负面的作用。

熬到傍晚时分，几乎所有的应聘者都能领到一张窄且长的小纸条。纸条上标注着应聘者的姓名、所分到的事业处、工号等16项内容。

在培训中灌输“纪律”

新人培训时间仅为2天，其中，纪律和奖惩体系是讲师重点阐述的内容。

次日上午，新人开始在D区的DR2餐厅4楼接受为期2天的培训。

开始培训前，讲师强调了两条纪律：卫生间不许吸烟和下课时不准离开教室。他说，一旦走出四个玻璃门，违反者将自行承担被除名的后果，“这是富士康最基本的纪律之一”。

纪律和奖惩体系是在介绍完富士康的基本情况后，讲师重点阐述的内容。

“富士康的考勤非常严格。”一个女讲师说，员工上下班出入大门和宿舍时，须刷门禁；连续旷工三天视为自动离职；上下班时间如委托别人打卡或替别人打卡，双方记大过。

“警告、记小过、记大过、降级和除名”构成了富士康的惩罚制度。

按女讲师所述，“员工工作时做与工作无关的事、拒不听从主管指派”等行为，将受“警告”处分，而“私自携带食品、饮料进入生产车间”等行为，属于“记小过”范畴。

一旦员工在园区内打架或者偷盗，除了被富士康除名外，还“将被送到公安机关”。

培训进行到第二天，也就是入厂第三天的下午，入职员工会被要求签一份为期3年的劳动合同。

培训的最后是分配车间。11月3日，正值太原大风降温，一堆人在负责人的带领下，顶着风朝车间的方向跑去。

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在富士康的生活，真正开始了。 新京报记者 尹聪

■ 数读

6%

富士康2011年进出口总额2147亿美元，占中国大陆进出口额的近6%。

1027.4亿

富士康2011年营业额1027.4亿美元，接近越南或伊拉克的GDP总量。

那天是11月10日，进入富士康的第十天。那段时间里，我与太原富士康8万多名工人一道，重复着“宿舍—餐厅—车间”“三点一线”的生活。

车间里的活儿，简单至极——把流水线传送到面前的手机、电纸书的壳抓到托盘里即可。胳膊一伸一蜷的动作，每四五秒就要重复一次；10个小时的工作时间下来，累计七八千次。“机器人”或者“磨盘前的驴”，年轻的工人如此形容坐在富士康车间内的自己。

难熬的夜班开始了

太原富士康的夜班，从前一天晚上的8点到次日早上的8点。喷码线上完成一个“收料”动作用不了4秒。“收料”者还要盯着“料里是否有不良品”。

“开线。”晚上8点一到，女线长就会以混着威严的口气下达命令。她快速地按下开关，流水线上方的灯亮了起来，惨白的光打在我的脸上。

六七米长的流水线转了起来。它载着一片一片的“料”向下游倾泻。这些“料”以手机和电纸书的镁、铝合金板或者金属框架为主。它们在生产线上被摆成一条线，间隔不超过10厘米。

紧接着，一只只戴着白手套的手在生产线上来回翻飞。难熬的夜班开始了。

太原富士康的夜班，从前一天晚上的8点到次日早上的8点，白班则相反。上班前的15分钟内，工人需要拿厂牌放在打卡机上打卡。然后，一个负责点名的男线长，召集工人在车间的前门集合，查看迟到和旷工，给每人发一副白手套。有的车间还会让工人们喊上一曲《团结就是力量》。

按事业群不同，太原富士康的车间分布在A、B、C、D四个区。至于员工进入哪一个车间，是随机分配的。11月3日，几个车间负责人走到包括我在内的250多个待分配的新入职员工前，随手一指，“这队人出来”，不问姓名，不看出处。各人在富士康的工种和前途由此被“高效率”地决定。

我被带到了喷码线前。其他的人，有的被分到了“研磨”，有的去了“涂装”。他们的工作之一是将手机、笔记本等电子产品的外壳变得光亮且平整。

喷码线上的工作，分“放料”和“收料”，都极易上手：“放料”是把“料”摆到流水线的最前端；“料”顺着流水线下来，经过喷码机时被喷上日期或代码；然后，“收料”的工人就把继续顺流而下的它们，装到托盘或纸箱里。

完成一个“收料”动作用不了4秒。“是个人都会做。”一位老员工说，这活儿没有任何技术含量可言。十多个工人分列在喷码线两侧，2人“放料”、6人“收料”。

在“收料”的过程中，除了手臂来回伸缩外，“收料”者还要盯着“料里是否有不良品”。女线长向新人点拨了如何判断“不良品”：看“料”上的码“喷没喷上”或者“喷没喷出指定的范围”。

富士康对不良品的严苛，从进厂的培训起就反复向我们强调。“不收、不做和不出不良品”的“三不原则”，具体落实到喷码线，就是除了“收料者”顺手拎出不良品外，旁边还有专门捡拾不良品的分拣线以及品管。

每4秒收一个料

工作10个小时内，6个收料员每人每4秒就要收一个料。即便双手忙得不可开交，眼睛来不及查看不良品也会招来苛责。排配量大的时候，10分钟的休息也有被线长取消的可能。

“容易上手”并不意味着这是项轻松的工作。“现场是一切高效的来源”。车间墙上挂着的这句话，道出了工人工作时所要达到的效果——“高效”。

喷码线每天领到的排配量（即任务量）不尽相同，如果以排配量为5.4万个计算，平均下来，工作的10个小时内，我们6个收料员每人每小时要收900个“料”，即每4秒就要收一个料。

6个收料员有男有女，三人一组分列流水线两侧。我坐在一侧流水线的最下游，上面有2个工友。成片的“料”顺流而下后，前面的两个工友先拿，余下的“料”一概归我负责。也就是说，我既要把尽量多的“料”拣到托盘里，同时又得防止被遗漏的“料”被卷到地下。

“料”多的时候，便是一阵手忙脚乱。我站起来，双手不停地把那些“料”从流水线上往面前的板台上扔。待到“料”来得稀松时，再急促地将它们摆到托盘里——不用冀望托盘不够用时，可以趁机歇一歇——当瞅见收料员身旁的托盘不够时，一个专门负责的工人就会“及时”地抱来一摞。

一个小时内，白手套就会染上油墨。日积月累，油墨也早已把流水线上的绿色覆盖成黑色。再过不了多久，手套磨出了口子。这时，往指头上套个塑料指套，继续干。

干活必须要迅速，否则前面的“料”堆多了，一通催促甚至是呵斥不可避免。有一次，因为来“料”太猛，我措手不及，板台上堆了几十块“料”。“你们是怎么配合的！”那个23岁的女线长朝着我吼道。

机械般且高度紧张地做着一个又一个的动作。休息之于工人而言，就成了期盼。除了晚上11点——12点之间一个小时的吃饭时间外，晚上10点和凌晨3点各有10分钟的休息时间。不过，排配量大的时候，这10分钟的休息也有被线长取消的可能。

休息时，女工或趴着眯会儿或跑去喝水，而男工则吆五喝六地蹲在车间后面的小屋中点上一支烟——出于防火考虑，太原富士康有一些固定吸烟区，吸烟区外则不允许员工吸烟。

约莫一支烟的工夫，女线长再喊了一声“开线”，惨白的灯光“刷地”打下来，流水线转起来。又开始了。

“挺过下半夜”，是一段漫长且饱受煎熬的历程。往往凌晨三四点左右，“料”来得最“澎湃”，睡意不可遏制地袭来，初冬的寒风也穿过门缝钻到车间来。

有一次，眼见一块没人收拾的“料”顺着流水线就要被滚到地下，我却连一点去拾的“兴趣”都没有。一个男工赶忙跨步过去，俯下身子，伸手一挡，“料”嗖地就弹向了坐在线末的我。“利索点儿，小心被骂。”男工提醒我。

挨个看去，每个工友的脸上都写满倦意——他们刚上班时，还聊得热火朝天。此刻，车间里安静极了，只剩下流水线转动和收放料的声音。

早晨七点左右，终于下班了。走出车间，像个大病未愈的人“飘”在路上，跟踩着棉花一样。

■ 数读

40%

制造了全球约40%的消费性电子产品。

100万

富士康旗下企业从业人数超过100万人，在大陆的工厂数量超40家。

感觉“胳膊没了”

张顺地去研磨车间上班的第一天，他的上司就直截了当地说，“在这里干久了，会觉得自己变成行尸走肉”。

进入车间的前几天，手腕、胳膊的酸痛感越来越强烈。同期入职喷码线的工友跟我说，他感觉“自己的胳膊没有了”。

我曾怀疑这是初来乍到者的不适应。但一个入职一年的女工却告诉我，她的颈椎贴着膏药，“动一下就像针扎”。

“知足吧。”这个女工说，喷码线已经是太原富士康最轻松的活儿了，倘若“不幸”分到研磨和涂装等车间，承受的劳动强度将更大。

和我同批进入富士康的张顺地，就是“不幸者”之一。他在研磨车间的工作是，在一个工作台上，用砂纸将手机和笔记本外壳上喷漆不规则的地方打磨平整。张顺地去研磨车间上班的第一天，他的上司就直截了当地说，“在这里干久了，会觉得自己变成行尸走肉”。

线长给他和工友们制定的任务是每人每小时磨100个。“大部分人都磨不到这个数。”张顺地说，线长会命令那些速度慢的“站起磨”。磨一天下来，手腕疼得厉害，黑色的粉末也会穿过口罩粘在鼻子和嘴巴上。

偶尔，也会有段时间难得轻松。张顺地说，有次线长通知他们“磨得慢一点”，原因是“客户要到车间参观”；等到客户一走，线长口风立刻就转变，心急火燎地对他们喊道，“磨得快一点，把刚才落下的补上”。

张顺地刚进研磨车间的前几天，觉得车间生活太过漫长，怎么也等不到下班。几天后，他就跟我说，他发现了一个可以感觉时间变快的方法——“不要看表，什么都不要想，闷着头使劲磨”。

“踊跃”加班

“讨厌”流水线，却“离不开”流水线。重奖之下必有勇夫，多倍的加班费诱惑工人们抢着加班。

对自己朝夕相处的流水线有感情吗？我问这些流水线前一坐一天的工人。一个男工回答说，铁皮做的流水线只是个养家糊口的工具。“我讨厌它。”一个女工说，流水线一转，她就感到恐惧。

可几乎每个工人都不愿意自己的脚步离开生产线太久，哪怕是在周末。这主要是因为加班的“馅饼”诱惑太大。根据入职培训时人资部门的介绍，富士康目前有“加班1”、“加班2”、“加班3”3种加班。

具体来说，“加班1”是工作日正常8小时外的加班，工资为平时工资的1.5倍；“加班2”是周末的加班，工资为平时工资的2倍；而“加班3”则是节假日的加班，为平时的3倍。

目前富士康试用期工人的底薪为1800元。以其规定的每月21.75个工作日，每个工作日8个小时计算，其平时工资约每小时10.35元。由此，其“加班1”、“加班2”和“加班3”的工资分别为每小时15.53元、20.7元和31.05元。

这也就意味着，一个试用期工人在周末加班10个小时，能拿到207元。而那些老员工的加班报酬还要更高一些。

“重奖之下必有勇夫。”一个女工这样形容自己周末“抢着加班”的动机。她在10月份加班80个小时。据此，她盘算了下，她10月份的工资能拿到3500元左右，“如果不加班，也就只挣到那一两千的底薪”。

而在一些工人看来，那些任务轻、不经常加班的车间算不上“好车间”。

11月10日的星期六加班，喷码线上所有的工人都“自愿”参与了；而到了11日，除了我和另外一个去过“光棍节”的男工外，其余的人均向线长报了加班。

“我感觉自己是个机器人，生活里只有不停的‘磨啊磨’。”张顺地感慨说。

员工与线长的冲突

富士康的车间里，各种纪律和规章像透明的绳索一样，缠绕左右，稍有不慎，即会“触雷”。

富士康车间里的各种纪律和规章，首当其冲不容触犯的规则之一是考勤制度。我曾经故意迟到5分钟，缺席了开工前的点名。结果不到十分钟，我就被一个车间负责人叫去训话。

“丑话说到前面。”这个“90后”的男负责人口气严厉地警告我，“如果明天再迟到，就给你记旷工”。他补充说，记旷工将影响我的工资、晋级以及年终奖发放。

大约两天后，与我同期进厂的一个工友也受到了上司的训话。他遭殃的原因是，在下班前的集合时掏手机准备发短信。上司警告他说，念及他是初犯暂不追究，如有下次，“就不给你报加班”。

训话和处罚停留在“如果”和“下次”的层面，只是“幸运”。“不幸的人”比比皆是。

据一位工人介绍，11月12日时，其所在车间里有一个员工，因被检查出裤兜里装了一包烟而被记小过。一名“二次进厂”的21岁青年则说，他上次在河南富士康工作时，半夜瞌睡漏掉给一个手机盒称重，结果被罚写了一篇检讨。

我进车间的第二天，喷码线的一个20岁左右的女工，因为调错了代码被女线长“发配”去“上挂”——上挂需要一直站着工作。次日，不堪其重的女工央求女线长将她调回喷码线。女线长对她说，“我心疼你，谁心疼我？”

从工人中提拔出的线长，是富士康最基层的管理者，直接与工人打交道。“线长们压力很大，每天都要受到排配量的考核。”一位车间中层管理人员说，若线长带领工人完不成当天的排配，就要受到组长或课长的批评。

这些大多面孔还显稚嫩的线长，迅速将上司简单粗放的管理方式复制过来。有的线长会在挨骂后朝自己的工人发上一通火。

在富士康的日子里，关于“线长与员工冲突”的消息或段子几乎每天都能听到。一位山西当地的“二次进厂”的20岁左右的员工称，他之所以上次逃离富士康，是因为“与线长对骂”。

几乎每个工人都不愿意自己的脚步离开生产线太久，哪怕是在周末。这主要是因为加班的“馅饼”诱惑太大。根据入职培训时人资部门的介绍，富士康目前有“加班1”、“加班2”、“加班3”3种加班。

一位入职不久的员工称，“上厕所前要汇报线长”的要求应无视。因为上厕所是“他的人权”，“没有人可以剥夺”。“出门打工，受累不怕，就是不能受气。”一个“90后”的员工这样阐述他的打工底线。

有些极端点的年轻工人，甚至会替那些“受气”的工友出主意——等欺压他的线长下班后，在厂区外面搞次“伏击”。

“现在的工人比以前更有个性、更难管理了。”前述管理人员深有感触地说。他说，几年前，组长、课长去车间视察时，所有的工人一声不吭埋头干活；而现在即便当着视察的领导的面，有些年轻工人们仍旁若无人地有说有笑。

富士康式“减压”

在发生多起坠楼事件后，近几年富士康在管理、生产等方面变得更人性化。入职时先签一份《珍爱生命承诺书》。园区内有心理咨询室、电影院、联谊俱乐部等。

2010年8月，在富士康连发多起坠楼事件后，时任富士康副总裁的程天纵从员工主体变化的角度，分析过坠楼事件的深层次原因。程天纵说，过去的队伍以“70后”为主，而现在的队伍则由“80后”和“90后”为主体。

“‘70后’的需求排序是工作、生活、医疗、感情、娱乐；而‘80后’或者‘90后’的需求排序恰好反了过来。”程说，因为互联网等因素的存在，他们过早体验了这个世界，在他们看来，工作排在最后。

据前述管理人员的观察，近几年富士康在管理、生产等方面变得人性化了一些。他举例，体罚工人的现象比以前少多了，底薪由他入厂时的800元左右涨到现在的1800元；喷码线的线速也比以前放慢了。

还有一些举措也被推出：入职时，工人与富士康签合同前，会先签一份《珍爱生命承诺书》。根据相关报道，该做法亦起源于多起坠楼事件发生的2010年。

太原富士康园区内有一家“心情驿站”的心理咨询室。我曾在13日以“入职没多久，感觉工作单调乏味、对未来感觉迷茫”为由，前去“心情驿站”进行过咨询。

接诊的是一个女医师。女医师允诺，会为我的工号、心理问题等个人信息保密。

“我手忙脚乱，却跟不上流水线的速度。我为此很焦虑。”我说。女医师说，这是个很寻常的问题，你得多向同事请教。

“领导为此会训斥我。”我又说。女医师建议道，学会换位思考；或者可以装作听不到他们在骂你。

“我看不到自己的未来在哪，很迷茫。”我倾诉道。女医师反问我，“你干好活就行，想那么多干吗？”

“心情驿站”南边的商业街上，或者在操场和A区的餐厅墙壁上，各有一块巨大的LED屏幕。傍晚和晚上时，屏幕上会播放台标为“FTV”的富士康内部电视台的节目。几大播放率靠前的“王牌节目”是《新闻联播》、《体育新闻》以及喜剧《武林外传》。天气晴好之时，总会有几个年轻人坐在操场上，仰望着大屏幕里的快乐。

电影院向员工免费开放。还有一个影厅时常播放素来受到少男少女追捧的湖南卫视的节目。

离电影院不远，有一个联谊俱乐部，有两三间中学教室大，平时的作用类似于一个大型KTV。11月1日晚上，我第一次进去时，一个青涩的年轻男工正深情地唱着：“星星点灯，照亮我的前程”。

十几分钟后，隔壁超市的手机专柜前，两个20岁左右男工正在打听iPhone 4S——他们或者他们在深圳、郑州等地的几十万名同事，在日夜流转的生产线打磨、组装出的手机——的价格，老板报价4000多元。

“再考虑下吧。”两个男工转身，讪讪而去。

“心情驿站”南边的商业街上，或者在操场和A区的餐厅墙壁上，各有一块巨大的LED屏幕。傍晚和晚上时，屏幕上会播放台标为“FTV”的富士康内部电视台的节目。

（文中“张顺地”系化名）

采写/新京报记者 尹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