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孙立坚教授解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还是那片枫叶

中国经济网上海12月13日讯(记者吴凯 王剑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2月10号至12号在北京举行。针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明年经济工作六大任务的话题，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孙立坚接受了中国经济网记者的专访。

    【记者】孙教授，您怎样看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以往相比政策内容上有什么显著的变化？

    【孙立坚】从内容上还是体现了政府近两年来所强调的发展方式转变的大思路。如果说局部上有什么“新”变化，我感到了在两个方面印象颇深：一是面对当前复杂的宏观经济环境，在坚持科学发展观不被暂时的动荡所左右自己的发展战略的同时，更强调“务实”的做法，或者为完成“十二五”所制定的规划应采取怎样的最佳“战术”。比如，以前“审慎灵活”更多地用在汇率政策上，而现在扩展到宏观调控政策上，充分说明政府驾驭今天复杂形势为我所用的坚强决心。二是感觉政府更加重视当前影响“十二五”规划顺利进行的一些棘手的问题，而不是孤立地去强调结构调整和民富民生的问题。比如，今天政府非常重视防通胀，压泡沫的问题，甚至让我们感觉到，这些问题如果不率先解决，就会影响到宏观经济的稳定，进而影响到“十二五”规划顺利实施的效果。因为通胀不解决，老百姓的财富得不到保障，即使工资涨、利率升，也会被进一步抬高的物价所吞噬。而且，流动性泛滥导致的价格泡沫若不消除，政府积极财政政策所扶持的新兴战略产业投资也留不住资金，很多产业资本就会和热钱、社会游资和老百姓的储蓄一起，去价格涨得快的农产品或房地产市场，追逐短期资金堆积起来的财富效应。于是，政府的结构调整战略就会大打折扣。所以，宏观环境梳理好就是“十二五”规划实施的第一个重要环节。

    【记者】胡锦涛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中提到“要准确把握世界经济结构进入调整期的特点”，您是怎样认识这种在“危”中有“机”的战略意义的？

    【孙立坚】我觉得报告已经把这种的辩证的关系阐述得非常清晰了。我只想强调的是一定要重视这次十二五规划中所强调的一个方法问题，战术问题。如果我们对复杂的局面认识不足，把西方发达国家在今天所做的“调整”看成是一种他们“衰败”的表现，那么，很有可能我们抓住的机会被自己的浮躁和狂热的行为所干扰，应有的能力和实力因为受到本来可以避免的挫折而大打折扣。另外，我们要爱惜今天在很多结构调整、技术升级的产业和部门中，海内外的差异并不大，只要我们踏踏实实做好自己长期坚持的、而且现在已有可喜成果的技术创新，那么中国的国力和竞争力确实在这场危机中会渐渐地培育和强大起来。但是，我们千万不能不顾自己的国情，无视自己的比较优势和比较劣势，好高骛远，放弃我们改革开放30年已经证明是成功的东西，去跟别人竞争我们不擅长的东西，那么，因为匆忙破“旧”而又无法立“新”的缘故，可能会耽误我们增长的进程，甚至会因为没有增长的趋势而削弱市场参与结构调整的积极性。从这个意义上讲，虽然六大任务中排在最后的是开放战略，但是只要我们处理好国际间互利共赢的关系，我们还是可以利用发展中国家积极倡导的自由贸易理念，去发挥民营企业的对外竞争力和他们善于从竞争中学习成熟国家技术等长处，为他们创造一个能够加快社会“民富”、进入小康社会的外部市场环境。

    【记者】关于第一项任务，能否给我们分享一下您的学习体会？

    【孙立坚】好的。主要有两点：一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的组合对明年宏观调控的效果将发挥重要作用。这种组合拳的意义如下：1.引导和管理资金走向实体经济部门。前两年“适度”(有不少学者认为是“超”)宽松货币政策是为了配合积极财政政策，实现“保增长，促就业”的救市目标；而现在转向“稳健”是为了缓解宽松货币政策所可能带来的副产品：即很多产业资本今天转向了金融资本，造成了某些领域价格膨胀过快的现象，比如最近农产品市场的价格飙升就是来自于市场流动性的一些不正常需求引起的，还有大家有目共睹的房地产市场。所以，矫枉过正，防通胀，压泡沫将是目前宏观经济政策的重中之重的目标。2.从过去多年的经验看，我们的信贷和增长联动一直很明显，信贷紧了，增长就慢了。所以，积极财政政策将对冲稳健货币政策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冲击作用。3.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还离不开政府的扶持。积极地财政政策还能够带领产业资本重回实体经济部门，尤其是目前全球市场活力普遍不足的情况下，通过“输血”型的政府减税和产业扶持等政策，能够起到缓解企业投资和个人消费所面临的成本压力，以及市场不确定性压力，从而尽快培育出由新一轮经济增长点所支撑的市场健康的“造血”机制。

    【记者】关于第二项任务中提到的农产品有效供给问题，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答】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是，我感到农产品市场的供求关系学问很深，农产品价格涨表面上看，对农业人口有利，但是，如果它给农村居民带来了生活成本的增加，那么，农产品价格上涨，尤其是认为囤积农产品，利用高价兜售的做法就不利于中央强农惠农的意图。当然农业生产的补贴也要防止农产品交易条件恶化会影响到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村人口的消费能力和社会和谐问题。当然，我们还要严防和打击一些不法分子利用农产品的供求关系进行自己的投机买卖，从而导致农民利益受到严重损害的行为。不管怎样，农业现代化才是农民致富的源泉，为了保证这种致富渠道的畅通，我们还需要对农村土地、农业建设资金等棘手的问题拿出有效的市场化解决的方案。

    【记者】关于第三项任务，我们注意到中央在继续强调结构调整的同时，这次还提出了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和竞争力的要求。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孙立坚】我也觉得特别的重要，这就是在这两年结构调整的过程中，中央看到了一些好的调整，也注意到了一些缺乏发展协调性和竞争力的结构调整，有的形式上出现了破旧立新结果，但从经济绩效上或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上看，“新”的模式甚至还不如被实践检验是成功的“旧”的模式。所以，关键是要看效果，或者是要把主要精力放在解决影响效果正常发挥但可持续发展又必不可少的结构调整所受到的阻力上。我已在前一篇的文章中详细阐述了我们结构调整所遇到的问题。比如，没有钱消费的问题，有钱不敢消费的问题，消费能力外流的问题，同时，我也指出了要解决中国内需不足的问题，不能光从内需本身去找原因，还要去看影响企业竞争力提高的因素，因为它直接关系到“民富”的物质基础问题。在这方面，我指出了四个核心问题：一是企业家精神不足问题，二是市场垄断问题，三是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四是金融歧视和金融发展不到位的问题。

    【记者】第四个问题是我们百姓最关心的问题，就是怎样通过完善基本的公共服务，创新社会管理机制等制度改革来缓解民生问题。您看了以后，有何感想？

    【孙立坚】关于这方面的内容，报告已经阐述的足够详细了。只不过内容越多，让我感到我们面临的挑战越严重。尤其是我看到很多内容，从每一个层面来讲，都有大力改善的必要性，但是，我感到如果一起推进，就有可能会出现互相之间利益冲突，机制冲突、效率冲突等问题。总之，如何理顺民生问题之间的矛盾关系和内在互动机制，找到循序渐进的改革方案是接下来有关部门需要拿出智慧和勇气来应对的重要任务。这里，我想特别提一下政府教育投资和文化产业扶持的问题。因为教育问题不仅决定受教育本身的市民能够缩小和少数富裕阶层子弟在机会不平等问题上的差距(今后因为能力的制约和岗位的差异也会影响到他们之间初次分配不平等的问题)，而且也会关系到因为我们社会没有做到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地步，由于这样所引起的人力资本不足会严重干扰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问题。另外，贫富分化的原因虽然复杂，但是，其中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今天中国具有消费潜力的群体没有在中国找到他们所需要的消费标的物，而将大量宝贵的资金流失在外，在帮助其他国家解决就业和提供商业利润的同时，也给世界对中国消费能力的判断造成极大的误解，所以，如何将这些少数人而拥有大量财富的“局部优势”发挥到中国内需扶持的市场上，这就需要我们的企业要改变生产结构和产品质量，社会也要尽力改善诚信制度，通过中低收入阶层为他们提供所需要的服务和产品的劳动方式，获得由这些少数人自愿消费所转移出来的宝贵财富。这种收入再分配机制可能比简单的高收入高税收政策效果会更明显，更可持续。在这方面，开始越来越重视精神产品需求的高端消费群体将会在今后文化产业的振兴中寻找到自己的物有所值的消费品和由此带来的幸福感。

    【记者】第五点好像是在谈要素市场及其价格机制完善的问题，您能谈一下这方面今后中国会有怎样的变化？

    【孙立坚】确实这个问题很重要，又很复杂。比如，关于劳动力市场中的收入分配问题。现在给我最大的一个感觉是，真正需要加工资的民营企业，却因为盈利模式的竞争力缺乏，而没有能力将劳动力成本转嫁到客户头上，结果在劳动法等措施强制性的压力下以及其他生产成本的推高压力下，他们放弃了产业投资的主营业务，而开始进入到非理性繁荣的“资金市场”(资金最集中的地方)中。相反，国有企业和央企等大企业工资越加，社会的收入差距反而就会变得越大。我这里特别想指出的是在解决民生问题上，我们特别要处理好国富和民富之间的内在关系，同时，也要特别处理好差异性很大的国有企业、央企群体与广大的民营中小企业群体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后者看上去不是一个简单的涨工资和减税的问题，而是非常重要的市场公平竞争问题(包括金融歧视现象)——它影响到中国经济的活力和创新能力的有效发挥，影响到广大劳动大军收入增长的空间和国家民生改善的物质基础扎实与否的问题。另外，如果要发挥税收政策对结构调整的积极意义，那么，我感觉到一定要增税和减税政策一起用，否则，激励机制就会扭曲，政策套利的现象就会越来越多。最终税收政策使用不当，还是有可能会导致“阴(虚拟经济)盛阳(实体经济)衰”、事倍功半的结局。

    【记者】孙教授，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第六点中阐述了今后的努力方向，您能再帮我们解读一下吗？

    【孙立坚】谢谢！事实上，报告已经把关键点都指出来了。比如，利用比较优势，坚持出口和进口并重，重视引进和改善外资的政策、鼓励企业走出去等问题。我认为这些都很重要。这里我想就外汇储备的有效利用问题，再强调一下自己的观点：当今美元和欧元所在国家和地区的货币政策都进入一个超宽松的状态，这和它们作为全球的核心货币地位是极其不相称的，所以，全球流动性都开始恐慌性地躲避这些货币和与其相关的金融资产，一窝蜂的争夺农产品和工业大宗商品，并拼命流入以中国为代表的高储蓄、高增长的国家，通过套汇、套利的投机手段，来寻求资产价值攀升的财富效应，补偿在金融危机中所造成的财富损失和持有美元所带来的机会成本。于是，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越大，中国金融资产价格膨胀的越厉害，确实让我们的对外资产的价值大幅缩水，继续持有的机会成本在增加。所以，和全球流动性一样，中国政府也应该思考“软通货”转向“硬财富”的战略。但是，我们要清醒认识到，美元外汇储备我们持有量世界第一，轻易离开，对我们自己资产价值的负面影响会很明显，更为严重的是，在目前国际货币体系还没有替代美元的世界货币出现的时候，会导致美国政府加剧宽松货币政策的力度，从而影响到我们新兴市场国家发展所需要的外部健康的宏观经济环境。因此，我们要做的是：一方面利用国际合作的机制，敦促美国和欧洲与日本尽快结束超宽松的货币政策——这对已经没有黄金约束的货币体系而言，这些承担货币锚功能的世界货币的稳定性就显得更加重要！另一方面，我们还是要活用外汇储备，用它购买我们所需要的技术和资源类产品，鼓励企业走出去，通过资本运作的方式，用它来做强自己。当然，我们也要学会在金融市场上分散投资，保持中国财富价值的稳定性。最后，我们也要适度利用自己丰富的外汇储备去支援发展中国家和我们的盟友国家的经济建设和摆脱危机的努力，为中国企业和中国经济今后可持续的发展创造一个宝贵的、良好的外部环境。

来源：中国经济网 http://district.ce.cn/zg/201012/13/t20101213_22045772.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