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孕妈妈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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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过半百的文姨可以算是中国最年长的“代孕妈妈”，她的龙凤胎宝宝已经快7岁了

　　她们是子宫提供者，更是租赁者。怀胎十月，一朝产子，孩子要不转让他人，要不与她们没有天然的血缘关系。她们被称为代孕妈妈，颠覆了我们关于母亲最基本的定义和看法。

　　50岁的文姨躺在广东省妇幼保健院的产房里，一头花白发，满脸皱纹。即使是高龄产妇不鲜见的妇幼保健院，50岁，也算是个超高龄。

　　高高隆起的肚子里，一对龙凤双胞胎正窘迫地想出来，这让他们的胎心音听起来明显地变慢。宫内缺氧，随时可能发生窒息，医生决定立刻进行剖腹产手术。

　　文姨喜欢怀孕的感觉，喜欢小生命在自己的体内一天天长大的微妙，而这个感觉，已经离她20年了。

　　她的体形、年龄并不适合怀孕：50岁，绝经，瘦弱。但这些并不能阻碍她重新成为一个母亲的愿望。从20岁的儿子意外遭遇车祸死亡的那天起，“母亲”这个角色一直是她心中的痛。

　　1988年3月10日，中国内地第一例试管婴儿诞生。试管胚胎移植和人工授精技术在中国的发展，使得文姨成为中国年纪最大的代孕者之一：丈夫的精子加上一名捐献者的卵子，而她要做的是提供子宫，给胚胎做“房子”。

　　这是2002年的10月9日，一对龙凤胎的啼哭声中，他们的父亲刘叔才匆匆赶到产房外，笑逐颜开。对于龙凤胎来说，怀胎十月一朝分娩的“妈妈”并不是完整生理意义上的“妈妈”，只能算“代孕妈妈”。

　　如果说文姨是出于母性的爱，那王娟(化名)的选择则完全是出于一笔交易。

　　2008年7月18日上午9点，已经在深圳一家医院产科住了一周的王娟，阵痛，紧揪着她。

　　这种痛苦，3年前生女儿时她就体验过。那时，她发过誓，“打死我，这辈子也不生孩子了。”时隔3年，这位27岁的离异单身母亲，食言了。

　　产房外，还有王雨(化名)和他的妻子康丽(化名)。这对深圳夫妇看上去比产妇王娟更紧张。王娟阵痛呻吟时，康丽的惊叫声甚至引来了医生。“生了吗?”她的这句话问了不下十几遍，问丈夫，同时也是问自己。毕竟，她才是王娟肚子里孩子的母亲，卵子的提供者。

　　30多岁的康丽，习惯性流产，怀孕四次都保不住孩子。对于王雨和康丽来说，这笔交易的好处显而易见：7月18日，王娟只花了40分钟，给他们产下了一个健康的男婴。而王娟又得到了什么呢?当然，她得到了报酬：10万元人民币的酬金。在中国，代孕妈妈通常能得到4-15万元的报酬，而她们一直生活在“阁楼”里。

　　代孕妈妈的动机

　　什么样的女性愿意怀胎十月、一朝分娩后就将孩子拱手让人?对于代孕妈妈，世间有着繁杂的看法：保守主义者认为，这是在玩弄生命的奇迹;而极左的女权主义者则将代孕母亲比作，认为她们是在出租自己的身体。

　　过去的30年，美国有2.3万个孩子诞生于代孕妈妈的肚子。而在中国，根据广州计生部门统计数据，如果按照代孕网提供的1377例的平均数来算，中国代孕妈妈生的孩子也约有2.5万个之多。但即使如此，这个数据依旧满足不了高达15%以上的不孕不育率。

　　随着代孕做法得到更广泛的接受，加上高达80%以上的代孕成功率，更多的女性选择成为代孕母亲，虽然这在中国法律中得不到承认。8名接受过媒体采访的代孕妈妈，来自全国各地，她们有的正在扮演代孕妈妈的角色，有的曾经扮演这样的角色。她们的感受不尽相同，有的极为愉快，有的因能为他人孕育新生命而感到自豪，有的则为与孩子分离伤心难过。

　　在各不相同的感受后面，她们的动机则基本相似：她们都是“缺钱的女人”。

　　2009年3月，广州白云区京溪街计生部门发现辖区内的三名代孕妇女，该街道居委会一名工作人员证实，这三名女性均穿着朴素，“都说自己家里比较困难”。

　　王娟是江苏盐城人。2003年，22岁的她就结婚了，丈夫在私人公司做管理，收入不算低。第二年，女儿出生，在商场当营业员的王娟，就没再上班在家带女儿。2006年，丈夫感情出轨，离婚之后的王娟断了经济来源。她必须工作，对于只有高中学历的她来说，“代孕妈妈”成了最快速的赚大钱渠道。

　　2007年，王娟在一个代孕网的站长牵线搭桥下，接到了第一笔业务。第一次见面，她对王雨夫妇印象不错，双方都很满意。第二天，王娟在王雨夫妇陪同下，做了一次体检，确定身体健康，适合怀孕。即使一切看起来都很顺利，王娟的内心还是有些许斗争，“怀孕能救自己，也能帮上这对夫妻”，最后，她还是决定，做一回代孕妈妈。

　　在广州一家代孕网站上，在线客服开出了代孕妈妈的条件：初中以上学历，身高157厘米以上，20—35周岁左右，身体健康，除了身高、容貌、学历、家庭背景，连有无流产史、髋骨尺寸这样细微的标准都列入考量。尽管有自称全国最大代孕妈妈中介机构负责人对媒体称，中心大多“志愿者(代孕妈妈)”是未婚。但在接受采访的代孕妈妈中，不少人坦承自己是离婚的单亲妈妈。而那些从没生育过或者未婚的代孕妈妈，则又有着各种复杂心情。正在怀孕的代孕妈妈、25岁的济南姑娘李琦一直担心自己不能顺产，因为她怕将来无法和未来丈夫交待手术后的疤痕。

　　在记者面前，陈梅一再强调自己“不完全是为了钱”。对她来说，有能力帮助别人的感觉，是代孕妈妈体验到的最高奖赏。离婚后的陈梅，没有收入，丈夫无法支付赡养费，她接受了这个几乎是“最快”挣钱的方法。虽然报酬增加了5万，但她用了一年的时间“工作”，平均下来，每小时也只有13块钱的收入。

　　孩子被抱走时，陈梅非常冷静，她用了个比喻来形容整个过程：“代孕跟通过出卖劳动力或脑力赚钱没什么区别，只是用子宫为那些不孕的家庭生育孩子，就像把别人家的麦子种到我田里一样，只要有明确的协议，取得了一定报酬后，他们当然有权收回麦子。”

　　这些“麦田守望者”选择租出自己的子宫，来完成自己的心愿。对于她们来说，不菲的报酬有着不同用途：有的是为了还债，一场大病，大学四年，一次意外，足以让一个普通工薪家庭和农民家庭债台高筑，代孕的收入可以让她们还清或者减轻债务。

　　不为人知的世界

　　王娟说，怀着别人的孩子，感觉比怀自己的孩子还要责任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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