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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将在二十年内主导世界?田方萌 为纽约时报中文网撰稿 如果工业革命发生在中国,历史将会展现怎样的情景?斯坦福大学教授伊恩·莫里斯(Ian Morris)曾在其著作《西方为何统治至今》中虚构了这样一段历史——19世纪中叶,中国炮舰驶入泰晤士河,英国女王乞求向中国进贡,她的丈夫阿尔伯特亲王被迫出使清廷。事实当然与此截然相反:英军在两次鸦片战争中沉痛打击了中国。
如果说可能发生的历史已如逝水东去,将要到来的历史还是未定之数。皇帝轮流坐,今天到我家。美国经济学家阿文德·萨勃拉曼尼亚(Arvind Subramanian)在新著《大预测》中即构想了2021年中国主导全球经济的一幕。那时中国已经拥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大份额的投票权。为了缓解美国面临的经济危机,新任总统不得不与该组织的中国总裁签下一份协议,在紧急融资三万亿美元的同时,承诺美国将遵循一系列限制条款。萨氏以史家的口吻总结道:“世界主导权的交接仪式业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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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预测》英文名为“Eclipse:Living in the Shadow of China's Economic Dominance(天蚀:生活在中国经济崛起的阴影下)”,中文版在2012年5月出版。在英文版的封面上,奥巴马总统与胡锦涛主席握手言欢,只不过前者上身前倾三十度,似乎对后者甚为恭敬。萨氏在此书中预测了中美未来二十年,即2030年之前的经济走势。据他按照购买力平价推测,2030年中国的比重接近全球生产总值的四分之一,相当于1950年的美国;而美国将只占12%,仅为中国的一半。换句话说,二十年后两国的经济地位不仅是伯仲之间的变化,而且中国会取得绝对的经济优势。即使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跌至4.9%,这一预测也不会发生性质上的变化。
萨氏在书中举出决定经济表现的六大因素:整体资源、军事实力、财政实力、外部融资、贸易和货币。他在自己构建的“经济主导指数”中只保留了资源、贸易和外部融资,并认为其余因素很大程度上由这三项决定。尽管承认军事实力构成经济实力的主导因素,他还是以大师的口吻谈到:“在硬实力和软实力之间,或是支撑起二者的,则是经济。”萨氏同时也强调了经济力量的政治影响力——经济不仅为其他权力提供基础,本身也是一种具有强大奖惩功能的权力。比如,2020年中国的进口额将达到美国的一倍半,那时中国就能够通过市场准入左右自己的贸易伙伴。
苏伊士运河事件发生后,英国首相麦克米伦曾以报复的口气预言:“英国(在苏伊士)的行动是一个日渐衰落的强国所做的最后喘息……也许在两百年之内,美国也会知道当时我们的感受。”
当时美国的国际地位如日中天,它击败了凶狠的对手纳粹德国,也从老友英国手中完成了权力交接。之后半个世纪,苏联在冷战中被美国拖垮,日本在复兴过后也陷于停滞。即便中国和印度两个东方巨人逐渐苏醒,山姆大叔难道不会像以前那样成功应对下一个挑战者?
几年前,我曾和一位作家朋友讨论过中美关系。他不太相信国外关于中国的乐观预测,并认为那是西方人“生于忧患”的自我警醒。这的确符合美国学者的自我表述,如美国经济学家劳伦斯·萨默斯所说:“从一定意义上来说,美国的历史是一段自我否定的历史——一段充满恐惧和忧虑的历史。”
然而,麦克米伦的预言也许会早些到来。历史并不会简单重复自身,美国的每个挑战者都有其自身特点。不同于德国、日本和苏联,中国拥有比美国大三倍的人口规模。人口众多长期被认为是中国发展的阻碍因素,可在经济持续增长的条件下,人口也可以转化为国力优势。简单的计算告诉我们,只要中国的人均产值超过美国的四分之一,前者的经济总量就会大于后者。萨氏甚至声称,就购买力平价而言,中国在2010年已经成为最大的经济体。
一大帮穷人聚在一起,仅仅因为他们的收入总和超过一小帮富人,就意味着前者主导天下吗?
与之前的世界强权相比,萨氏也承认中国崛起后的一大特征是“超级而不富裕”,这意味着政府不得不将更多资源用于治安扶贫等国内事务,而少用于军事和外交支出,更缺乏文化和科技方面的软实力。可作者为了强调该书主旨,立即想当然地写下一句:“……2030年,作为一个中等收入国家,中国同样可以获取内部凝聚力、为外部目标调配资源的能力,以及创造值得效仿的民族价值观和理念。”这种美好愿景令国内读者欣慰,却表明作者对中国的解读仅停留在纸面上。
《华尔街日报》称萨氏为“全球一流经济学家”,他自然对宏观统计数字了如指掌,却也容易被这些数字所蒙弊。经济规模的确重要,可还不足以取得主导地位。产业结构、技术优势、战略资源的控制力等因素,都影响着一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位置。萨氏富有洞见地指出,穷国可利用的知识并不因富国增长放慢而减少,比如中国可以持续引进发达国家的现有技术。然而随着赶超差距缩小,中国企业将逐渐由西方企业的合作者转为竞争者,后者也会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中国的技术进步未必会像萨氏想象得那样“很容易传播和赶超”。就科技论文的发表数量而论,中美之间的差距在逐渐缩小,然而中国的科技人员依然追随着西方的前沿研究。除非美国像纳粹德国那样驱逐大批科学家,中国不太可能在短期内成为全球科技中心。
即使中国取得经济主导权,也不必然会拥有美国式的全面霸权。经济实力是否转化为军事实力,取决于一国的战略谋划和组织效能。当年荷兰人身为“海上马车夫”,富裕程度冠绝欧洲,可还是被英国人抢走手上的生意。在意识形态领域,所谓的“中国模式”尚不足以与西方的发展模式相抗衡。提出“历史终结论”的美国学者法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曾指出,前者只适用于儒教文化影响下的东亚国家,绝非四海皆准的普适价值。如果说大国崛起凭借“王霸道杂之”,那么中国的经济规模仅为两者提供了必要条件,还不足以捍动美国。
《大预测》以浓重的哀伤笔调描绘了美国未来的衰落态势。可正是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为中国崛起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我们也很难想象中国主导世界之日,即是这一秩序终结之时。中国也许会取代美国,成为地球上的第一强国。那时希望它并不仅仅完成一次权力交接,而会将人类文明推向全新的繁荣时代。这是笔者更乐于作出的“大预测”。
田方萌是书评人,在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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