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智库:中国崛起的两套理论—到底是熊猫还是龙？

来源: 明镜新闻

中美关系是国际政治中最重要的关系。展望21世纪，美国与中国相比，可能会在经济方面——也有可能在军事方面，黯然失色。据《经济学家》杂志，中国可能会在2018年以市场汇率计GDP方面超越美国。2000年，中国市场汇率计GDP是美国的八分之一，到了2010年，则为美国的一半，中国令人惊愕的相对快速增长由此可见一斑。

　　但是由于美国参与了针对苏联的冷战，该增长特别具有相对性，因为冷战代价高昂且危险，曾一度大约占用美国GDP的44%。该冲突帮助美国完成了转型，从联邦制共和国转为中央集权的俾斯麦民族国家。鉴于中美竞争对于美国安全和国内政治的潜在影响，正确对待中美关系是美国外交政策制定者最重要的挑战。

　　除了中国，印度的经济也在迅猛发展，印度拥有优越的人口结构，可能在地区与全球政治中发挥越来越突出的作用。日本尽管受到人口与财政问题困扰，仍是世界上一支重要的力量。众多东南亚国家正在迅速崛起。简而言之，未来数十年亚太地区可能会是全球力量增长最快的地区。国际体系中力量集中转向东亚，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战略师们应该关注该地区。

　　自从2001年9月11日发生恐怖袭击以来，百特威外交政策机构（Beltway foreign policy establishment）一直在着重关注伊斯兰世界和恐怖主义。而在9/11以前，该机构重要部门都把与中国的竞争作为潜在的重要问题。美国副总统迪克·切尼（Kick Cheney）曾读过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关于中美未来关系的悲观观点，他不喜欢其中一些段落，认为“愚蠢”：在这些段落中，米尔斯海默希望两国间的竞争能够被和缓。

　　乔治·W·布什政府执政初期，两国关系仿佛要走向大风大浪。2001年4月，一架美国侦察机在中国领空附近与中国一架战斗机发生冲突，美国飞行员与司乘人员被中方控制，直到美国外交官对他们的释放进行谈判。但是该事件在两国都激起了民族主义。在华盛顿，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和威廉·克里斯托William Kristol）报怨，两架飞机发生冲突的“准确背景”没有什么关系。相反，他们怒吼，小布什对于中国飞行员遇难表示歉意这一行为使美国“深深蒙羞”，并重申他们以前号召采取的“积极遏制中国”的政策。但是在2001年9月恐怖袭击发生后，布什政府把注意力转向了中东。

　　慢慢地，华盛顿的政策精英们转过神来，认为最重要的国际政治变革正在亚洲发生。2011年10月，美国国防部长里昂·帕内特（Leon Panetta）在访问亚洲时表示，华盛顿正处于转折点，要离开中东，转向亚太，这一转变必然需要“战略重新平衡”。相似地，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最近在一篇文章中表示“地缘政治的未来将决定于亚洲，而不是阿富汗或伊拉克，而美国应该在决定地缘政治的未来时起到中心作用。”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聊库尔特· 坎贝尔（Kurt Campbell）表示，“美国外交政策的最重要挑战之一就是要实现过渡，从当前令人烦恼的中东挑战转向长远的具有深远影响的亚洲事务。”

　　那些长远的具有深远影响的亚洲事务中最重要的就是中美关系。中国处于美国亚洲战略的中心。本文不对当前中美间的军事平衡做精确评估，更不去预测未来的军事平衡。同样，本文也不会重述过去数十年甚至数年内的中美外交。恰恰相反，本文重新评估了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揭示了该战略的根基自相矛盾，恐将华盛顿与北京推向安全竞争，使局面越来越有利于中国。

　　一、熊猫还是龙？中国崛起的两套理论

　　关于中美关系的未来主要有两种思考流派，每一种思考流派都产生了一套基本的政策导向。一种观点，非常悲观，受国际关系现实主义流派的影响，它的信徒有时被称为“龙杀手”。另一种观点，则非常乐观，受国际关系自由主义流派的影响，它的追随者被人们口头上称为“熊猫拥抱者”。两个派别的分歧通常在于是否中国军事实力的增长必然会威胁到美国的安全利益。鉴于正确回答该问题显而易见的重要性，反映分析家和政策制定者对于该问题观点的理论就值得仔细审查。

　　1、熊猫拥抱者的全面正和世界

　　支持乐观主义者理论的两套逻辑都借用于国际关系自由主义流派。首先是“自由机构主义”逻辑，该逻辑认为中国的政治和军事行为能够被国际机构的网络所制约。国际机构允许中国崛起，加入到现行国际秩序当中——现行国际秩序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美国领导创建的机构所发展形成的——并阻止中国演变管理该秩序的规则。

　　对于自由机构主义者来说，难以理解为何中国会对现状不满。他们想知道，在现行秩序下，中国已然大步迈向了繁荣并且影响力也大幅提升，为什么中国还会不厌其烦试图去改变这个秩序。自由机构主义者认为国际政治受到国际机构和法律的严格制约，并且以普林斯顿的G?约翰?艾肯伯瑞（G John Ikenberry）为代表人物的一派人物认为，虽然“美国不能阻挡中国的崛起”，但美国可以帮助确保中国在规则和机构的框架内行使其实力，而这些规则和机构是美国和其伙伴在上个世纪制定的，规则和机构能在未来更加拥挤的世界里保护所有国家的利益。

　　乐观主义者认为中国能够被制约是因为庞杂交错的国际机构网络会产生正和结果，使美国支配的秩序“难以被推翻，但易于加入”。如果华盛顿正确出牌，艾肯伯瑞写道，能够“使自由秩序足够庞大且机构制度化，中国将无从选择，只有加入并在此框架内行事。”

　　第二种自由逻辑认为国家的国际行为的诱因是国家内部的国内政治结构。这种观点认为，中国外交政策目标与美国利益冲突，这是因为中国国内政治的不民主。相应的，该观点认为，如果中国民主化，中国能够继续崛起，同时臣服于美国的优势。

　　这种观点的倡导者几乎没有强调国际机构的重要性。对于他们来讲，问题在于是否中国的国内政治体系会由一党制演变为民主政治。如果能演变，那么就不用担心中国的国际抱负因过大而危险。这种理论在华盛顿很流行，在那里政策制定的部分依据是相信持续的经济增长会使中国的政治体系朝着民主方向演变。

　　倘若依计划行进，中国的经济增长会产生日益增多的中产阶级，然后这些中产阶级会要求更多的政治权力。政治权力的要求预期会产生更多的民主政治。随后，这些日益增多的民主政治会产生民主和平理论的雏形，在该理论下，民主国家的民主机构会阻止国家与其他民主国家进行战争（或者可以推测地，进行本文所指的严重的安全竞争）。

　　两个自由派都同意的一点是没有铁法规定中国实力的增强会创造一个中国与美国及其盟国间的零和安全折衷。这是乐观主义者与悲观主义者之间分歧的中心代表。

　　2、龙杀手的悲剧零和世界

　　悲观主义者理论体现在国际关系中的现实主义流派中，该流派认为国家倾向于把国际秩序朝着力量均衡方向推进，而与国内政治或国际机构制度无关。推进可以通过“内部平衡”的方式来实现，即把自己国家的财富和人口转换成军事实力，或通过“外部平衡”的方式来实现，即创建联盟，把军事力量联合起来对抗体系中最强大的国家。

　　悲观主义者认为华盛顿和中国之间的安全竞争和零和冲突更为可能发生。他们常常用语气肯定的“是”来回答中国的崛起是否必然会威胁到美国安全这个问题。他们不认可自由主义者的一个经济政治更加自由的中国会减少与美国发生危险的安全竞争的可能性这一观点。

　　约翰·米尔斯海默是最杰出雄辩的悲观主义者，他的观点值得引用。据米尔斯海默观点，如果中国的经济持续增长，出于合理的战略性原因，如同美国在19世纪在西半球所做的那样，（中国）一定会寻求地区霸权。所以，我们预期中国会通过建立其他国家不敢挑战的强大军队来试图驾驭日本和韩国，以及该地区的其他国家。我们还预期中国会发展中国版的门罗主义，指向美国。富裕的中国将不会维持现状，而会是一个攻击性的决心要实现区域霸权的国家。这并不是因为富裕的中国就会有邪念，而是因为任何国家要最大化其生存前景的最佳途径就是要成为世界上其所处的地区的霸主。虽然中国成为东北亚地区霸主肯定符合中国的利益，但是显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

　　米尔斯海默撰文写道，中国希望加强对其安全环境的管控，而华盛顿恰恰不希望中国加强安全环境管控，这就使未来可能会发生“美国与中国的激烈的安全竞争，相当大的可能会爆发战争”。出于此种原因，米尔斯海默建议华盛顿应该——且要下决心——结束经济合作的政策，开始致力于放缓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

　　3、美国在亚洲的外交政策

　　本文以质朴的语言介绍了关于中国的两个主要思想流派，旨在阐明争论。华盛顿的大多数分析家对于中国崛起以及中国崛起对于美国的意义有更为复杂的解读，华盛顿在亚洲的政策缺乏上述学术理论的典雅与连贯。相反，外交政策机构的左右派都同意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应该把两种理论的元素结合起来。

　　根据自由主义思想，华盛顿的政治精英几乎没有人支持结束经济合作的政策。虽然许多民主领导人支持制裁中国，因为其操纵货币、平衡对其贸易政策的反倾销指控、或者做出未指明事项来拉平中美贸易差额，但是在外交政策机构中号召完全改变与中国经济进行长期合作的政策的则鲜有人在。百特威外交政策精英们常常认为中国更加富有会更符合美国的外交政策目标——或者至少不会起反作用。

　　现在我们来看看美国对华政策中来自于现实主义的元素，美国政策制定者常常怀疑贸易产生友谊这一机制是否过于简单。相应地，他们建议美国采取挽救措施，以防中国没有过渡到民主就发展得过于强大，或者预防中国变得非常强大且民主但却不服从美国在亚洲的军事优势地位的可能性。华盛顿外交政策者们支持一种“遏制加接触” 的政策——即军事上的遏制与经济上的合作相结合。遏制加接触满足了所有的意图与目的，是自至少冷战结束以来美国一直采纳的对华政策。

　　虽然在外交政策机构中存在对遏制加接触政策的批评者，但他们中鲜有提出明确替代政策者。例如普林斯顿的亚伦·弗里德贝格（Aaron Friedberg）主管副总统切尼的亚洲政策室，他对于遏制加接触政策的逻辑进行公然抨击，但却不能提出替代方案。弗里德贝格所提出的替代政策——他措辞为“更好的平衡”——实际上仍在推销遏制加接触政策。可以肯定的是，弗里德贝格隐约建议“鼓励在中国进行政治改革”，“对于严肃分析家（这些分析家持有的关于中国的观点是没有代表性的另类观点，这些观点常是不受欢迎的）的研究提供经费”，他还警告美国人应该“少消费，多储蓄”，以结束贸易赤字。但是弗里德贝格既没有倡导结束经济合作，也没有倡导结束军事遏制的举措。

　　弗里德贝格的著作认为，现实主义力量均衡的担心和中国的偏执政治都将会导致北京与华盛顿的安全竞争。当然，如果两个逻辑都正确的话，即使一个更为自由的中国也会对华盛顿构成战略性的挑战，使民主化基本上无关紧要。然而，令人好奇的是，弗里德贝格写道，华盛顿可能且应该允许民主的中国成为东亚的支配军事力量。

　　华盛顿两党中国政策还包括的内容有：使美国的同盟国安心——这些同盟国处于该地区华盛顿“轴辐”同盟国体系中辐的另一侧——承诺同盟国华盛顿会为它们提供安全。华盛顿没有强迫日本、韩国、越南和印度等国去担负起平衡中国的重任而自己采取等着瞧的政策来应对中国的崛起，百特威机构青睐于让这些盟国安心，华盛顿对它们的承诺是不会动摇的。在最近一次向澳大利亚议会的致辞中，奥巴马总统分别提及了与澳大利亚的“牢不可破的同盟”，“对韩国的安全承诺永远不会动摇”，以及美国“在该地区的更大更长期的作用”——“太平洋力量，我们会在这里驻足”，他如是说。在最近菲律宾与中国关于黄岩岛的冲突中，克林顿国务聊重申了美国对菲律宾的承诺，菲律宾外交部长即刻解读为美国承诺防御当前有争议的水域。

　　除了与澳大利亚、韩国、菲律宾的约定外，华盛顿还与日本、泰国和新西兰有正式的契约承诺，对台湾还有一个模煳的承诺。华盛顿把自己作为整个亚洲双边联盟轴辐体系中的轴，把遏制中国的担子挑在了自己的肩头，而忽略了一点，即如果华盛顿做得少的话，该地区的国家就会做得多。乔治城的维克多?查（Victor Cha）曾在乔治?布什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部工作，他指出亚洲联盟国的轴辐体系设计的基础是他称之为“力量竞争（powerplay）”的原理，在该体系下，美国创造大量不对称的双边联盟，以“最大限度地对其每一小联盟国行使管控”。另外，查写道，华盛顿寻求“扩大美国的管控，缩小其盟国间的沟通。”

　　总之，百特威外交政策机构的大多数青睐的对华政策具有三个主要内容：经济合作；军事遏制；利用美国部署、外交承诺美国的安全保证以及华盛顿自己的军事支出来防止美国盟国对它们自己的防御政策进行过多管控。

　　二、两种观点的问题（以及美国政策如何把两种观点结合起来的问题）

　　本部分批评关于中国的每种思想流派，以及美国的对华政策。乐观主义者常常假设军事问题中固有的零和折衷不存在。悲观主义者缺乏一个故事来讲述华盛顿具体怎么做才能在经济上抑制中国。

　　美国对亚洲的外交政策受三个问题所困挠：首先，华盛顿政策的中心是矛盾的：要让中国更强大，但同时寻求让它像是个弱国那样表现。政策的“遏制”和“合作”两方面彼此抵销。第二，盟国“放心”政策迫使美国承担遏制中国的日益增长的不成比例的负担。最后，虽然华盛顿同意悲观主义者的观点，认为中国日益增长的军事实力是一个问题，但是没有人能准确描述一个军事上强大的中国如何会直接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

　　1、乐观主义者的问题

　　乐观主义者过于信任国际机构，过于信任中国经济增长必然会带来当地的民主这一理念，过于信任民主中国必然会与美国对亚洲的军事控制和平共处这一理念。

　　通常来说，乐观主义者常常省去军事问题固有的零和折衷，忽略大部分美国在亚洲军事政策的问题。这就把关于美国在亚洲未来外交政策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置于他们的分析之外。哥伦比亚的理查德·贝兹（Richard Betts）在一篇严厉的批评文章中指出，约翰·艾肯伯瑞……只字未提美国（东亚）的军事政策应该是什么样的，分析被代之以温和的设想——互相核威慑会阻止大规模战争的爆发，并用惊人的信心宣称“促使战争爆发的变化已作为一种历史进程被废除。”

　　强大国家常常不依赖其他国家或者国际机构来为自己提供安全。即使是当今动机良善的国家明天就有可能形成威胁，国际机构只有在能够实施它们所写的规则时才会有意义。当美国认为国际机构不符合美国利益时，会常规性地公然反抗国际机构，无论该议题是打击科索沃还是伊拉克、避免行动以尝试阻止气候变化、解决巴以冲突或者任何其他问题。如果中国继续强大，国际机构对北京的影响力将有可能与它们对华盛顿的影响力相类似：不会多。国家更青睐于依靠它们自己能力，对它们自己的安全环境加以管控。而且，随着它们实力的增强，国家常常会扩展它们对于自己利益的定义，并利用自己的力量去追求它们。

　　美国政策制定者忽略或低估了这些现实，反而暗示中国是美国推进全球化和国际贸易的搭便车者。克林顿国务聊的说法听起来仿佛中国人应该给华盛顿写一封感谢信，“如以前的许多其他国家一样，中国作为美国帮助建立并努力维护的开放的基于规则体系的一部分，已走向了昌盛。”但是正如美国今天选择维护这一开放和基于规则的体系一样，美国也可以把中国排除在该体系以外或者可以选择违反它自己定立的规则。美国分析家认为中国人搭便车，但是许多中国人认为这是受制于美国政策制定者一时兴致的危险脆弱性。最近数月显示中国实力的增强已强硬化其边境需求，追求边境需求的愿望也更强烈。

　　在那段时间，中国反复重申了其对几乎所有南中国海的索求，至少部分违反现状与海洋法。中国在永兴岛新建了驻军、在黄岩岛与菲律宾进行了海军对峙，以及中国力排众议，甚至阻止了东南亚国家区域论坛协会的一项联合声明，这在该组织的历史上还是首次。

　　中国面临的安全问题包括航线安全，该航线既用于中国的进口（包括能源供给的进口），也用于出口（出口大大促进了其经济增长）。当前，中国的海上航线受到美国的封锁。对于中国海运贸易尤其是海运能源供给的脆弱性，中国政府持续表示担忧。中国对海运石油的依赖性正在增多，中国对于这一现状仿佛无能为力。大约中国石油的40%是从海上运来的，而中国目前对于石油通过的路线没有管控。在解释中国海军建设时，大多数中国分析家都接受的一个原理是：中国希望更多管控其沟通的海上航线，以帮助确保其贸易运输，包括能源供给。但是乐观主义者难以解释为何中国与美国都对中国近海的管控权进行推让，对于这个问题没有提供政策性建议。

　　日本经历了1941年美国主导的石油禁令，中国人还记着日本人所经历的教训，他们不希望自己的能源供给安全受制于外国。除了能源，中国进出口的价值占其GDP的多半，而进出口的绝大部分都是通过海上运输。美国人可能认为中国人对受制于潜在的美国封锁感到担忧是杞人忧天，但是如果位置互换，他们就不会那么认为了。确实，即便是华盛顿，尽管拥有无与伦比的海军优势，也持续表达着对自己能源安全的担忧。确保能源供给的通道是数十年来世界大国所痴迷之事。

　　最近，美国的中国观察家之间开始了一场辩论，论题是关于是否中国的军事现代化是由于似是而非的军事目标而引发，而不是由于“海军民族主义”——即希望利用其强大的海军来树立其国内与国际威望。罗伯特·罗斯（Robert Ross）认为，作为一个大陆国家，中国应该集中发展其陆军，而其发展蓝水海军的努力则是一个战略性的民族主义的荒谬产物。在该辩论中，即使那些认为是民族主义引燃了北京海军现代化进程的人也仿佛只是认为中国的海军建设是出于威望的需求，而不是出于要建设以航空母舰为中心的未来力量投射的海军，更不用说其他的海军进攻了。

　　但是签于中国军费支出的巨大顶线增长，中国在陆军不留有危险的薄弱环节的情况下，也可以承担得起海军进行实质性的现代化。而且，如果中国希望为数十年后一支蓝海海军做准备，中国也必须有起步的时候。中国对全球经济的巨大依赖性——以及其预期该依赖性会继续——在把中国推向海洋方面发挥了最为重要的作用。

　　自由党还希望经济增长会产生一个政治上更加自由的中国，与美国在东亚的海军优势合平相处。但是许多经历迅速政治自由化的国家在过渡过程中变成了恶毒的民族主义，结果变得越来越具有战争倾向。有相当迹象表明民族主义正在影响着中国的大众和精英政治，包括一部分自由的知识分子。美国是一个自由的国度，但是美国的民族主义对于其外交政策施以强大影响。没有理由相信一个强大自由的中国不会受类似影响。

　　过去十年北京与华盛顿的外交突出强调了一个事实，即悲观主义者在谈及中国时说对了一些要点。虽然华盛顿经常宣称它没有遏制中国，它希望中国经济发展，但是其行动清楚表明它并不希望中国的军事实力增强。空军参谋长和海军作战部长为高度吹捧的新美国“作战理念”海空战争进行了辩护，声称“一些似乎在寻求地区霸权的新兴国家希望利用拒绝进入战略来使其他区域国家不受美国的军事介入，使自己能够更加有效地恐吓和威慑邻国。使用这种拒绝进入战略的最可信的候选国家便是中国”。

　　从中国方面讲，中国人对于其实力的增强，直到最近都一直保持低调。中国领导人惯于用口号来描述政策方向，在2000年代早期，提出了“和平崛起”作为中国的目标，但迅速以“和平发展”取而代之，部分原因是因为甚至使用“崛起”这个词对于美国来说，会被认为太具有挑衅性。事实也表明在政治影响力方面中国悲观主义者在处于增势，频繁表达观点。

　　简而言之，没有迹象表明中国愿意信任美国或流行的国际机构。尚不清楚是否自由的中国会阻止安全竞争。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其抱负和实现抱负的能力也会水涨船高。

　　2、悲观主义者的问题

　　悲观主义的主要问题是悲观主义者没能讨论出美国具体怎么做才能遏制中国的经济增长。他们没有讲述一个有说服力的故事来解释遏制中国经济增长的政治碍障如何能够被克服，他们也没有使人信服的是，对美国所造成的特别的经济损失与潜在的利益相比是值得的。

　　悲观主义者支持从经济上扼杀中国，这虽然理论上可行——确实，逻辑上必要，但是要拟想华盛顿实际上如何去运做却极为困难。据本文作者所知，无论是米尔斯海默还是其他任何人，都还没有详细描述要扼杀中国经济美国要采取什么样的政策，代价才不至于过高。2001年，米尔斯海默建议华盛顿“尽其所能来放缓中国的崛起”，到2010年，他建议/预测华盛顿应该/要“以冷战时期对付苏联的类似方式来对待中国。”

　　但华盛顿和莫斯科并没有从经济的紧密依赖突然转向互掐。由于各种原因，莫斯科寻求苏联自给自足，华盛顿对此给予放任。而且，即使美国停止经济合作政策，仿佛其余世界不可能会效仿，导致美国巨大的经济错位，中国也会发生稍小的经济错位，但最终会产生贸易转移，而不是贸易中断。

　　除了美国如何能够/将转向一个更为直接的遏制政策这个问题之外，有一个更大的问题：强大的中国会产生什么样的危险而值得放弃这么多的经济利益？即使中国变得，假如说，美国的两倍富有，军事上也比美国更强大，它仍然与美国有数以千英里的水域相隔。

　　悲观主义者具有根深蒂固的“自由漫步”逻辑，但该逻辑很少演变为遏制。美国数十年来都一直自由漫步，但在此期间挑起战争，在政治和经济上都鲜有获利。最近一项详细评估中国边境扩张可能性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中国扩张不可能，因为预期收益有限、成本高昂、成功前景不确定。如果悲观主义者不同意这个观点，他们应该详细说明他们具体在惧怕什么，如何以可以接受的成本去阻止它。然而，在这方面还没有提供详细的情况。

　　三、美国对华政策的问题

　　美国战略的第一个问题是它的“遏制加接触”政策路线建立于矛盾的政策之上。遏制加接触频繁用迷惑性的公式来辩护，如“华盛顿必须要与中国合作才能与其抗衡，抗衡它是为了与其合作”，但这是没有条理的。遏制加接触的两个方面并不互相补充——他们的目标相反。

　　华盛顿的政策分析家和博学者喜欢把遏制加接触说成是一种“对冲”战略，但是这一类比是没有根据的。对冲指进行保守投资（低收益低风险），以帮助补偿高风险投资（高收益高风险）的潜在损失。在与中国政策的类比中，大型风险的赌注是与中国进行贸易，这将会缩小两国间的相对力量差距，寄望于中国会被演变，不会与美国在军事上进行竞争。对冲类比不成立是因为风险赌注持续时间越长，华盛顿需要注入保守赌注（遏制所需要的军事设施）里的资源就越多，才能够在合作不能成功时补偿潜在的损失。遏制加接触不是一种对冲战略。

　　1、美国的亚洲军事战略真相

　　美国领导层常否认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旨在遏制中国，美国的军事意图已经在亚洲地区显现，很明显是要将中国的海上贸易商业推入风险之中。对此，美国资深亚太记者理查德·哈罗伦（Richard Halloran）在美国空军协会（US Air Force Association）官方刊物中写道，华盛顿开始部署的军力将威胁到中国通过南中国海的补给线。经过这些航线运输的石油和原材料是保证中国经济增长、扩大军事开支的重要因素。

　　哈罗伦认为华盛顿应该利用这个脆弱性——中国对海上交通线的依赖。美国前太平洋司令丹尼斯·布莱尔和中国分析家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则表示：“美国已经部署并可能在未来必要之时继续利用海军对太平洋的封锁，”特别是对中国。华盛顿在亚太地区彰显出的军事姿态会加深北京对美国意图的担忧。

　　尽管这样的真相显而易见，但美国领导层否认做出这样的决策是与中国有关。美国防长帕内特曾表示华盛顿在亚太地区部署美国绝大部分的海军资产“不是为了遏制中国”。而是要将中国带入解决两国共同挑战的关系中，包括处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核扩散、毒品走私、打击海盗、提高双边贸易和海上通道等。

　　但实际上，如果要应对上述问题，根本用不了美国半数以上的海军兵力。如果中国与美国一样，也以同样的理由在西半球部署半数以上的海军兵力，那么美国的领导层会毫不犹豫地认定中国是在威胁美国。如果美国亚洲政策的成功取决于中国是否相信美国的论调，那么这个政策本身就有问题了。

　　西太平洋的实力平衡仍然取决于美国的好恶，但局势与30年前已经大不相同了。近几年来，相比美国，中国的军事支出激增。表明中国正在着手缩小两国的实力鸿沟。

　　但是有不少反对意见认为华盛顿的军事支出在有关方面与中国的相比仍在上升，但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为了得出结论，在计算中国军事预算比率的过程中可能会使用市场利率，而不是购买力平价转化，例如劳动力，这就会产生误算。简而言之，如果有任何迹象表明目前的趋势会持续下去，那么中国仍将努力在经济实力和军事方面缩小与美国的差距。

　　美国的军事目标在于应对人道主义危机、保护其全球海上航行和能源航道、打击恐怖主义、制止种族灭绝、并领导维和任务。而中国的军事支出主要于军事任务，并非震慑或打击美国在其近海海域的力量，与华盛顿相比，北京已经限制了其军事目标，这有利于缩短与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差距。

　　对于北京采取的获得战略优势的传统战略，华盛顿方面也会不停的复制。罗姆尼建议未来10年内，国防开支方面应增加2万亿美元，大部分可以通过向中国出售国债来融资。这一建议旨在利用部分来自于中国的资金来制衡中国。但这很难成为连贯的战略模式。

　　同时，华盛顿采取对华经济接触的政策，这有助于缩小双方的实力差距。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中国诉求在亚洲地区发挥更大的政治－军事影响力，而中国与日俱增的经济实力势不可挡。很难想象中国会被动接受美国在亚洲地区的主导权，中国民众也无法接受中国的国家安全被美国掌控。

　　美国对华政策的底线就是“围交”（congagement），这取决于经济接触和改革诉求能否成功转型中国的政治体系，或是取决于这样的观念：就算中国缩短两国间的军事支出差距，美国仍会超支以遏制中国有更大的雄心。

　　2、美国的盟友和伙伴尚不成熟

　　美国战略的其他问题在于确保盟友可靠性的政策也占其对冲中国支出成本的一部分，最终都是由美国的纳税人买单。美国不断向亚洲的盟友保证华盛顿会扮演一个先发制人的制衡者，而不是要求这些国家在中国的地盘自我防御。这就造成了“搭便车”问题。这些盟友都相信美国会对其国家安全负责，因此对自身的国家安全较为懈怠，这无疑增加了美国的成本。当一个国家要遏制潜在威胁，或是把重担转移给其他国家之际，力量的分配和布局是重要的决定因素。东亚的力量分配和布局都暗示美国应该把重担转移给该区域的国家来制衡中国。

　　美国现行的战略实际上使美国及其东亚盟友达成了一个协议：美国同意为盟友的防御负责，而这些盟友也允许美国的掌控。这样的协议就是盟友为美国军队提供必要的基地和港口，并慷慨地支持美国的军事存在。作为回报，美国为这些国家承担防御和震慑的义务。但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华盛顿同盟的可用国防开支、美国经济增速的持续放缓都成为其外交政策步入破产的威胁。

　　美国的亚洲盟友对于遏制中国的雄心并没承担相应的责任。美国在反复重申对中国忧心忡忡的同时，美国盟友却不断缩减军事开支。日本的国防支出仅占其GDP的1%，最近还宣布要在这个基础上削减2%。台湾和韩国国防支出不足3%。作为一个大型经济体，占GDP1%的国防支出已经足够日本发挥，包括打造一支强有力的海军，如果没有美国的安全承诺，日本将可能会有更激进的动作。

　　在冷战期间，美国扮演先发制人的制衡者，目前，这样的角色仍未退色。华盛顿自愿担负这个重任，那么其他国家希望美国来负责也是可以理解的。但现在，美国不应该再支撑像亚洲这样的一个联盟体系。

　　美国决策者鼓励其伙伴国家和盟友搭便车并不是新鲜事。在联盟中，搭便车是很危险的，特别是当强大的伙伴在数十年内一致控制弱小伙伴之际。曾有专家以一个模型来解释北约成员国（美国除外）不合比例的责任，在共同事务机构条款方面（如国家安全），强大、富裕的国家倾向于承担“不合比率的大部分共同负担。”

　　这个模式已经存在许久，要迫使美国的盟友增加军事或国防开支，就要让他们明白美国是把亚洲国家的安全看作“私事”，而不是大家的事。与此相反的是，美国不断给盟友吃定心丸，如果美国不顾风险创造一个与北约相仿的军事同盟，那么亚洲存在一个外交或安全隐患。当美国高级官员，如希拉里国务卿表示美国盟友“需要被纳入美国外交政策”，这实际上是在鼓励盟友搭便车。

　　美国的外交决策层似乎并未意识到这种做法直接抵消了给盟友的忠告——无论在亚洲还是北约，对于自己的国防，自己应该承担大部分责任。但由始至终，美国就希望最大化自身影响力，这已经盖过其希望盟友承担相应责任的欲望。

　　3、美国诺言中的道德风险

　　美国很多官员都支持这种“轮辐式”联盟体系，但很少有人慎重考虑美国与中国开战的必要条件。据此，美国的盟友应该对美国做出的承诺三思而后行。

　　部分美国的盟友和伙伴在其国家安全方面对美国过度信任。有历史学家曾分析并表示，“在战争爆发之际，摇旗的总比冲锋陷阵的要多得多。”这种情况比比皆是。例如，台湾的军事开支完全不够其负担军事任务，这暗示台湾坚信美国的承诺。关于美国对台湾的承诺是否是浪费资产的争论，台湾外交思想家断言，如果失去台湾这个盟友，那么美国将陷入地缘战略灾难。但最近一份研究显示，大部分年龄在12－17岁间的台湾民众都不愿自己或是家庭成员参与抵制中国的战争。

　　此外，还有迹象表明美国不会就台湾问题与中国开战。一位美国学者提及他与希拉里的一次对话，希拉里强调认为美国为支持台湾而与中国开战的想法太荒谬了。就算日本和韩国想让美国代其对付中国，都得再三筹谋。

　　因此，这就存在一个道德危机。美国的伙伴坚信美国的承诺，一方面就推卸自己的国防义务，另一方面则频繁挑起区域事端。中国安全政策专家哥德斯泰恩博士（Dr Lyle Goldstein）甚至担忧南中国海上会出现“格鲁吉亚局势”：一个国家过度相信美国的同时，挑起超过自身管控能力的战争，最终会发现美国根本没有参战的意愿。

　　4、中国会如何作为

　　美国企业研究所（AEI）学者卜大年（Dan Blumenthal）曾表示中国对美国来说是个威胁，因为中国的“雄心威胁到美国的亚洲盟友，使这些国家开始质疑美国战略承诺可靠性，并会危害到美国的军事战略”。卜大年的观点突出了盟友的重要性，但其逻辑有些落伍了。美国应该与同仇敌忾的国家建立联盟关系。但不应该在和平时期给予盟友各种承诺。美国的联盟战略主要是为了帮助盟友防御，而不是美国的国防。

　　对此，米尔斯海默（Mearsheimer）认为，今天，由于中美两国间隔着广阔的太平洋，再加上美国核武库的震慑，中国无法征服美国，同样，美国要征服中国几乎是不可能的。目前，解放军还在努力提高对近海的控制能力。中国高调亮相的首艘航母在美国看来不足为惧，几十年来，中国都没有真正发展蓝水海军，更不用说去挑战美国。

　　当然，美国还存在不少小问题。一个更加强大的中国能利用海军切断美国与亚洲的商业接触。如果周边国家都被中国影响力掩盖，那么中国就能把持亚洲的海上航道，其他国家不得不与中国妥协。对此，美国必须考虑出现这一局面的可能性和必要条件，特别是中国要取得这些成就所需的巨额成本。

　　米尔斯海默属于悲观派，上述观点解释了为何中国要扩大军事以提高安全：中国并未感觉到能长期依赖美国决策层出台双赢的政策。与米尔斯海默的观点相反，华盛顿鹰派决策者，如美国前防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曾调侃：“由于没有国家能威胁中国，那么有人就会想：中国为何还要增加（军事）投资？为何还要持续购买扩大军备、进行强势部署？”

　　三、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

　　美国决策层应该采取一个离岸制衡的战略。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只是简单从亚洲抽手而回。美国需要改变政策。

　　中国正在优化与台湾的紧密关系，并提高捍卫其海上交通线安全的能力，但总的来说，却引发亚洲国家的不安，担心中国为了阻止美国海军对东亚海域的控制，而发展抵制进入或是区域驱逐的能力。重要的是，地域条件和技术意味着其他亚洲国家在面对中国经济和军事崛起之际，为确保国家安全，无需像美国一样，与中国实打实地比拼军事开支。中国潜在的挑战者分为两类：像日本、台湾的海事挑战，和像印度、韩国（甚至朝鲜）这样的陆上挑战，越南对中国而言，中国需要在广大领域部署陆军和海军，建立亚洲“门罗主义”。此外，亚洲国家也无需建立打败中国所需的军事部署，相反，只需要集中精力推高中国的战略成本。

　　美国不应该再向其亚洲盟友和伙伴做出防御保证。也不应该再宣扬抵制中国的偏执观点。这样的措施应该包括与日本、韩国等老牌盟友和印度、越南等新伙伴的单独对话。美国需鼓励这些国家在没有华盛顿参与的情况下加强合作。这样一来，有利于减少搭便车的情况。

　　其中，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迫使美国的盟友承担更大的责任，技巧之一就是：如果华盛顿向中国明确表示美国不鼓励韩国或是日本的核扩散，那么随着中国在亚洲的影响力日益加深，这些国家只会更加不满和担忧，从而导致更大范围的核扩散。这是中国极力要避免出现的结果。

　　相对地，华盛顿应该重新审视在亚洲的基本部署。特别是，应该优先考虑韩国基地事宜。并利用日本各政党无止境的抗议，开始将陆战部队基地转移到日本。

　　四、对另一种战略的反对意见

　　对于上述战略，主要存在三大反对观点：首先，美国盟友在该区域不断尝试制衡中国，只是很难持续，这些盟友与中国经济和军事实力相差甚远。第二，如果美国要拉大自己与盟友之间的距离，那么这些盟友将不再牵制中国，而是见风使舵，转投中国阵营。第三，亚洲国家的确能牵制中国，但这样一来就会造成亚洲地区陷入军备竞赛。本文认为，亚洲国家在牵制中国方面功不可没，这些国家今后仍将继续给中国制造障碍，在这一背景下发生战争的风险并不高。

　　1、反对意见之一：其他亚洲国家无法有效制衡中国

　　有学者认为美国在亚洲的盟友势单力薄，无法有效制衡中国，就算把日本、俄罗斯、印度、韩国和越南联合起来，也无法抑制中国军力的增长，因为军力最终是依赖经济实力和人口。

　　经济指标

　　对亚洲经济各种预测的结果相差甚远，但都有一个共同点：亚洲国家的经济，尤其是中国和印度，在未来数十年仍将继续增长。这些预测都显示，到2030年，中国GDP将占世界总量的23%，其他亚洲国家预计将占22%，美国则占到17%。对此，美国今后可以将遏制中国的重担大量转移到亚洲国家身上。

　　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奠定了一个有利于国家实力增长的基础。但经济增长也取决于生产力效益和人口优势。一个国家要想利用这样的优势在国际安全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就可能会发展更加强势的军力。

　　人口趋势

　　人口通过两方面在国家政治中具有重大意义。首先，国家军队需要大量青年人口服役。其次，年龄分布情况将直接影响军事支出。例如，如果一个国家的青年人口和生产力占据绝对优势，这就意味着该国对养老的支出绰绰有余，也能负担更多青年人口在部队服役。

　　目前，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医疗技术发达，人口平均寿命延长，但人口出生率下降。这给财政带来严重负担。此外，在亚洲某些国家，适龄服役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已经萎缩。如何应对这个问题，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方法。有些国家尝试向家庭提供财政刺激措施鼓励生育，另外一些国家则鼓励移民、进口劳动力。

　　亚洲国家也面临不同的人口挑战。俄罗斯人口平均寿命较短，人口数量在不断减少。从1992年至今，已经减少了700万人，人均寿命甚至低于上世纪50年代。这给俄罗斯未来的经济和军事都造成不少潜在问题。

　　相比之下，日本和韩国的人均寿命较长，但适龄劳动力人口所占总人口量的比率较低。特别是日本，正面临人口老龄化和衰退的双重挑战。预计到2040年，日本14%的人口将在80岁以上，15岁以下的人口数量将减少40%，适龄劳动力人口也将减少30%，这给其经济、养老和医疗体系带来巨大压力。韩国也面临类似问题，但人口老龄化和下降的速度要比日本缓慢些。

　　中国和印度的人口结构目前很相似，但在未来数十年内，将彻底改变。在中国，由于计划生育政策和人口平均寿命延长，中年人口数量巨大，但这是中国存在的一个人口泡沫。到2040年，中国的适龄劳动力将锐减1.1亿，占总人口量的 11%。老龄化问题也给中国不断推高中国经济产出的消耗。中国的人口泡沫和计划生育带来的问题严重制约了中国未来经济和外交政策的发展。

　　印度军队高度集中了该国的青年人口，这为印度在政策抉择方面创造了更大空间。到2040年，印度将有大约68%的适龄劳动力人口，相比目前水平增长了3 亿。这意味着在适龄劳动力方面，中国和印度之间的差距到2040年将达到4亿，对印度有利。到2030年，印度将至少有1亿人口受过高等教育，而届时中国只用7500万。这些人口问题能使印度在亚太地区的安全事务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不少学者都在分析老龄化对未来全球政策的影响。有人提出，主要大国的老龄化将带来不少障碍。这不仅会抑制整体经济产出，还对国内财政预算施加压力，因为要支付越来越多的老龄人口福利，这些使政府将大部分可支出的资金用以人事，而不是武器开发和采购。老龄化的国家，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也逐步降低。

　　显然，如果其他因素相同，人口数量多有利于军力发展。但是，日本、中国和韩国老龄人口上升，而青年人口萎缩使经济发展面临一个取舍（养老金v。s。武器）。兰德公司最近有报告也指出，鉴于目前的人口现状，如果美国未来数十年内保持其联盟体系不变，那么就需要在盟友内成为更主导的伙伴。

　　这一结论并不时凭空想象出来的，如果美国现在能明确不会无限制地资助盟友的防御，美国的盟友和伙伴会对亚洲联盟内部的关系、政府首要支出和各自的防御做出不同的决策。反之，华盛顿给其亚洲盟友和伙伴撑腰的时间越长，那么上述情况出现的可能性就更大。

　　像日本、印度、印尼、菲律宾和越南这样的国家在扩大影响力被寄予厚望。虽然日本面临严重的经济和人口挑战，但拥有先进的军事技术、有利的地理位置，在极端情况下，还有作为其核心的核震慑。日本缺乏陆地作战能力和严峻的财政、人口制约，对此，应该放松对日本的担心——日本会利用这一局势作为其采取进攻战略的掩护。此外，日本也希望和其他国家合作。

　　2、反对意见之二：其他国家不愿有效制衡中国

　　该观点认为不论亚洲国家的实力，目前美国的盟友不会强化其制衡中国的努力，而是向中国示好，将国家安全交到中国手中。这也是美国各界长期热议的问题。

　　国家都倾向于制衡潜在对手。亚洲国家的表现是为了确保自己能掌控自己的命运，或是比较极端的情况下，能以政体的形式存活。但美国并不能完全理解这些观念。

　　如果美国与其亚洲盟友和伙伴之间创造一定距离，那么可能会发生以下几种情况：第一，这些国家会更加努力去牵制中国实力。的确有这样的例子，70年代当苏联增强其在东亚的军事建设，日本担心美国不会跟进，于是开始奋发图强，军力倍增。

　　最近，有不少报告都指出越来越多的国家都在担忧中国的行为，这些国家的外交充分反映了这一点。比如菲律宾和日本就“战略伙伴关系”发表的联合声明，并阐述“共同战略利益”。

　　印度海军司令也强调面对中国的挑战，“南中国海是让印度高度担忧的区域”。印度、菲律宾、越南和日本都表示其升级军力的意图。但如果没有美国做后盾，该区域的其他国家则无法摆脱中国的操纵。日本和印度有望发挥中心作用。虽然还不明确华盛顿和东京之间的距离感如何，但日本仍将会成为制衡中国的前锋。

　　对于日本来说，虽然面临不少挑战，但美国卸下部分责任有能给日本不小的压力，日本很可能会走上诉诸核武器项目的道路。可以肯定，日本获得核武器所需时间要比普遍看法长，基本在6个月左右。目前还没有迹象表明日本已准备好这样的时间表。但实际上，制造核武器存在很多技术障碍，例如生产武器级的裂变材料。实际时间可能长达数年。但如果美国坚持要让日本承担大部分责任，日本将会不遗余力克服这些障碍。

　　3、反对意见之三：其他国家制衡中国之际，美国也将承受更多的战略成本

　　这个观点认为放手让其他亚洲国家去抑制中国，会造成亚洲地区恶性的军备竞赛，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大增，一旦发生海上军事冲突，东亚的贸易，甚至全球经济势必被破坏。

　　可以肯定，发生小规模海上冲突是有可能的，但是无论美国是否提前进行部署，对于冲突与事方来说，成本都会激增。更重要的是，该观点显示了贸易和战争后局势的关系。贸易和全球化弱化了对单个国家的依赖。这对中美两国来说，意味着中国和其中一个领国之间的战争，如果没有美国的参与，那么中国面临的成本会非常高，而美国则不用付出太多成本。

　　考虑到军备竞赛，希望维持现状的学者表示确保美国的存在和对其盟友的承诺对美国的可靠性有重大意义。必须保障美国－日本联盟，因为这是亚洲的重点，如果这个联盟开始解散，那么华盛顿对其他亚洲盟友的承诺就会受到质疑。

　　让美国的亚洲盟友自主防御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核震慑的吸引力，这对日本这样的国家来说有致命的威力。亚洲一旦发生核扩散，全球核不扩散的努力和局势就被破坏了。但是，如上文所述，日本或是韩国核扩散的影响会相当受限。

　　日本核威慑的预期只能起到威慑的作用，因为日本缺乏实际意义上的陆地作战能力，并且面临着严重的人口压力，这使得日本即使装备了核武器，也极不可能试图去重蹈上个世纪30年代的覆辙。核武器不会帮助日本征服中国东北九省和朝鲜。当今的日本没有能力侵犯邻国，核威慑在未来也不能帮它这样做。

　　海军竞赛本身并不会导致战争，安全竞争或者甚至是中国近海的有限的小冲突，都不会预示美国经济的大灾难。筹备与中国开战来保护美国盟国或者我们联盟的可信性的行为是愚蠢的。如果华盛顿的政策制定者认为这个或那个同盟国的生存对于美国本身安全绝对重要，他们应该明确地公开这一点。最后，美国在亚洲的伙伴有可能会面临核扩散的风险，但不会造成通常假设的巨大不稳定威胁或者战争。朝鲜发展了核武器也没有造成什么灾难性后果。这是因为核武器对于确保国家的生存是十分有用的，但是在力量投射或者迫使有利解决海事争议方面却功效甚微。频繁被以核扩散提及的国家都没有能力在国外投射力量，这一事实使得上述国家要利用其核武器来得以进行侵略的预期成为无稽之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