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双江”的危机

无心的男孩

未成年人犯罪究其成因有着复杂的家庭、学校、社会、法律背景，比如在这起事件中，我们除了反思家庭教育，还应探讨社会环境与司法实践，必须摆脱“仇富”、“仇官”情绪的裹挟，摆脱快意恩仇的围观心态，对未成年人犯罪予以正确的认识。

逐渐回归的理性，让这场全民讨论变得更有意义。李某从“根正苗红”沦为不良少年进而成为全民鄙视的“轮奸案犯罪嫌疑人”固然与其家庭特殊性不无关联，但其所代表的“星二代”、“富二代”、“官二代”成长中的问题，是不是对“民二代”、“穷二代”“农二代”而言就不具代表性呢？未成年人犯罪是中国乃至全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社会问题，来自人民法院的信息显示，我国每年判处未成年犯罪人数平均在7万人左右。
一起普通的恶性刑事案件因为涉案人员及其家庭的特殊性变得不同寻常起来，由此引发的社会激辩正在持续展开。
全世界都知道了那个不良少年的名字，有人给他贴上了“李衙内”的标签，而他童年时代的标签是“根红苗正”。
是时候了——狂欢让位给理性。
无论如何，在法律层面上，这个少年，目前的确切身份还是“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尽管有质疑“年龄真实性”的声音；这个少年的父亲，毫无疑问，养不教父之过，但他并不是罪犯。
因此，虽然世人皆知其名，《新民周刊》仍坚持以“李某”称之，这是基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五十八条——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新闻报道、影视节目、公开出版物、网络等不得披露该未成年人的姓名、住所、照片、图像以及可能推断出该未成年人的资料——应有的遵守。
“李某”目前已被羁押看守所，等待他的是进一步的警方调查和司法裁决，但他似乎并非焦点，舆论从一开始就转移至他的父亲李双江身上。现龄74岁的李双江头顶多项光环，他是中国杰出的男高音歌唱家、声乐教育家，他是国家一级演员、一级专业技术文职干部，他担任解放军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少将军衔。
这个当年因唱《红星照我去战斗》、《北京颂歌》而家喻户晓的“歌王”，如今因为儿子的恶行正陷入丑闻，成为家庭教育失败的负面典型。
身为名人的李双江自然是要让渡出部分私人空间，名人作为社会公众期待的典范，其家庭教育也并非完全属于家务事的范畴，而附有社会责任的含义。从这个意义上说，李双江成为舆论剖析的对象，他不冤。
除了案件本身，同样具有警示意义的是，在这场争论中，“李双江”已经不再是一个人名，他成为了一个沉重的符号——“明星”与“官员”，舆论正是围绕着这些符号迅速发酵。
儿子犯罪，李双江作为监护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然而，被符号化的他，在这场争论中，是不是也成为了符号的替罪羊？
对符号过度的关注与情绪的宣泄，一度让这场讨论偏离理性的轨道，我们是否忽略了“李双江”具有大众性质的另一个符号意义？
褪去所有的光环，李双江也是一个普通的父亲，他同样面临着“未成年人犯罪”这个具有社会普遍性的“成长的烦恼”。
我们该如何思考“李双江”的危机？

老年得子后的教育观
针对李某的年龄问题，北京警方的通报是“未成年，但年满16周岁”，不过，社会上仍存有疑义，记者注意到，此前根据某访谈内容作出的“已成年”的坊间推理已被推翻，从李双江夫妇早年的谈话内容中可以看出李某未成年应该属实。
17岁的李某是李双江与小他27岁的梦鸽之子，而梦鸽也是中国家喻户晓的军旅女高音歌唱家。李双江与梦鸽的婚姻，从23年前缔结伊始就备受关注甚至饱受非议。两人相识于1988年，当年的梦鸽22岁，李双江已是49岁，梦鸽考进中央音乐学院声乐系，一天，李双江的学生介绍梦鸽去听李双江的课，李双江正在听学生唱歌，梦鸽自告奋勇唱了一支歌给李双江听，唱完，李双江带头鼓掌，交往由此开始。1990年，两人结婚，人们质疑这段婚姻是否有功利因素存在。
梦鸽是李双江的第二任妻子，在与梦鸽结婚前，李双江还曾经历过一段婚姻，前妻丁英曾是舞蹈演员，与李双江育有一子，后因感情不和分手。
李某并非李双江与梦鸽的第一个孩子，在此之前，梦鸽曾流产一次。梦鸽曾如此回忆：我知道上了年纪的人都爱孩子，我也想给李双江生一个孩子，可是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却夭折了。1995年，我决定报考中央音乐学院的研究生，我本来就是一个实力派歌手，但与双江结婚后，难免有人会误会，觉得我什么都靠双江。我一边面对这些舆论，一边想通过事实来证明自己到底是怎样的人。那时候我们住在金融街，是总政歌舞团的房子，那房子比较大，冬天比较冷，为了备考，我经常复习功课到深夜，困了就喝口浓茶提提神，一般到了夜里暖气就小了一点，觉得特别冷，双江就给我端来一盆一盆的热水取暖。没想到这个时候有了孩子，我当时已感觉有些情况了，可是我不敢去医院检查。我想没关系，反正学习也不是干体力劳动什么的，等考完了全部七门功课以后，一检查确实是怀孕了，我和双江都高兴极了，没想到半个月就开始流血。检查后，大夫说胚胎两个月的时候就死在里头了，我们两人傻了，当时就在医院里拥抱着哭了起来。
“其实李双江比我伤心，但是他表现得比我坚强，我知道他是考虑到我身体本身就受损害了，不能太伤心。他紧紧搂住我说：鸽子，不要紧，上学重要，还有机会的。你要保重。 我依偎在他的怀里，听着他的心跳，心里觉得特别特别温暖。心里想：孩子没了，可我还有你，还有你啊。这件事以后，我们的感情更深了。半年以后，我又怀孕了。我已拿了录取通知书。正好研究生可以休学一年，我决定往后续一年再上。这回可把李双江给乐坏了。他最高兴的样子就是在家里乱喊乱叫。”
这个孩子应该就是李某，并于1996年4月出生，老年得子对当年已经57岁的李双江而言自然是乐开怀的大喜事，他近年作客《鲁豫有约》时曾回忆孩子出生后面呈紫色，因此被放进保温箱，李双江生怕护士有闪失，愣是守在暖箱前“三天三夜没有合眼”。
此后17年中，对于这个孩子的教育问题，目前已知的确凿信息少而零碎，片段概括起来便是：李某4岁被选为中国最小的申奥大使，10岁加入中国少年冰球队，先后就读中关村三小、人大附中，后留学美国。
望子成龙是中国父母普遍的心态，李双江夫妇从一开始给儿子设想的也不是普通人的道路，李双江曾在节目中流露出对梦鸽过高要求与期望的不同意见，当然，李双江夫妇的能力以及拥有的社会资源，为这条“星光大道”提供了可能。
李双江究竟有没有在儿子成长过程中动用“潜规则”，甚至违反公平占取不该有的社会资源，如今不得而知，但对现在重新解读这起事件的普通民众而言，至少李某成长过程中“原罪”的可能性极大，比如4岁被选为申奥大使，显然不是一般家庭能做到的。
在李某成长过程中，李双江夫妇多次携子同台献唱，被誉为“根正苗红”、“前途无量”，在《鲁豫有约》中谈到儿子时，李双江也不掩饰他对儿子的疼爱，“长得比我漂亮，天赋好，喜欢运动、喜欢交朋友，英语单词随便就能记几千个，钢琴九级，冰球痴迷”，“孩子嘛，就是有个性有棱角的，不能要求他都听话”，“不要把孩子得罪了”。
2011年3月，李双江作客新华网时再次谈到孩子的教育问题，“我儿子天赋好，但我们现在不逼他。他喜欢运动、喜欢交朋友，电脑在他手里我看就像弹钢琴一样，他思维非常灵敏，英语单词随便就能记几千个。这代人是我们的希望，所以我们的下一代，我认为了不得，我非常高兴。孩子总归学不坏，因为我们所给他的东西都是正面的东西。”
李双江还表示，自己舍不得打孩子，“有时真想打，但不能打，劝说，我们吓唬一下。还没有打，自己的眼泪先掉下来了。”
李某遗传了父母的艺术细胞，2011年，李双江还曾为儿子举办歌友会，许多歌坛大牌到场助阵。
平心而论，李双江的话中包含着与天下所有父母一样的拳拳父爱，当斯时，人们对这些谈话多停留于感动，并没有发觉其中家庭教育的异常，更无今日专家们语重心长的忠告。
再高调的明星生活对公众而言也只能是远观，李双江家庭教育17年的历程目前披露仅限于此，因此从严谨的角度，并不足以证明他在教育儿子的问题上“过于溺爱”。
但这并不妨碍深入探讨，因为人们可以从中窥探到一些蛛丝马迹，足以展开联想。
李双江夫妇对儿子的教育确实失范，问题出在哪里？
红顶家庭出了个不良少年
李某以负面形象首次高调出现在公众视野，正是其父母在不同场合对他褒奖有加的2011年。这一年，15岁的他没有驾照，但却花费27万元将母亲的白色宝马车进行了非法改装，李某请人拍的一组照片表明其酷爱这辆豪车，而且无证驾驶。
李某对车的爱好以及驾车的技能来源于父亲李双江的“言传身教”，遗憾的是，李双江夫妻二人显然忽略了合法性的问题，他们没有意识到爱好的培养不应挑战法律与社会秩序，个性的宽容不等于行为的放纵。
梦鸽对儿子非法驾车的事实不可能不清楚。这一年的9月6日晚9时许，在北京市海淀区西山华府小区，李某无证驾驶这辆宝马车与驾驶奥迪车的苏楠在小区与一对业主夫妇发生冲突，两个年轻人对这对夫妇殴打约3分钟，导致男业主头部外伤，前额后脑缝合共计11针。
在逃逸未果被围观群众拦下后，一直被称为“根红苗正”的这位“星二代”对着围观的人群叫嚣：“谁敢打110！”
发现李某是李双江之子后，舆论一片哗然，今天针对李某以及李双江夫妇教育方面问题的批判，与前年的论调并无二致。
德艺双馨的李双江，事发第三天赶到医院探望被殴打的业主夫妇，哽咽着赔礼道歉，“我没有教育好儿子，我对不起你们夫妇，我宁愿你们用棍子把我打一顿。”
临走前，李双江向受伤夫妇深深鞠躬，称一定会给个说法，不会放纵自己孩子犯错，此事民事部分，双方后来达成和解，但李某并未能逃脱法律制裁。因为构成寻衅滋事罪，公安机关决定对尚未成年的李某由政府收容教养1年，收容教养制度是我国根据刑法规定，对不满16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未成年人而采取的强制性教育改造措施，是一种行政处罚措施。建国以来，我国出台了一些关于收容教养的政策性文件，最早可追溯至1956年2月7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内务部、司法部、公安部《对少年犯收押界限、捕押手续和清理等问题的联合通知》，其中规定，在少年犯管教所收押的人员中，其犯罪程度不够负刑事责任的，对无家可归的，则应由民政部门负责收容教养。
根据媒体的报道，李某收容教养期间表现尚好，服从管教，没有享有特权，甚至还发挥了艺术特长的积极作用。
由于造成的后果并不十分严重，加之李双江的诚恳致歉，尤其是公众对李双江品德的认可，舆论给予了宽容。
在信息爆炸的网络时代，人们很快淡忘了此事，以至于2012年9月，李某获释回到家庭也没有引起舆论的注意。
谁也没有预料到，李某的再次回归新闻焦点会以惊人的“轮奸案犯罪嫌疑人”的方式，更没有想到时间间隔如此之短。
2013年2月22日，农历正月十三，网友微博曝料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对一名涉嫌轮奸案的男子刑事拘留，并暗指该男子为李某。消息很快得到警方证实，只不过此时的李某被人们发现更换了名字。
改名引发了第一波舆论对特权的质疑。不过，姓名权其实是公民的基本权利，更名并不需要任何特权，很快便有知情人士解释，李某收容教养结束后，李双江受文化高人指点，给儿子改名，为的是求平安以及便于今后好好学习。
一向爱子深切的李双江为儿子前途着想，更名以期消除此前肇事带来的负面影响，应该是可以理解的，问题在于，儿子行为失范后，这位红顶艺术家有没有对家庭教育方式进行反思并有改进。
有消息称，儿子犯下恶性刑事案件，让74岁的李双江经受不住打击，气得住进医院，但随后解放军艺术学院的工作人员又否认，称李主任这几天都来学校，很正常。
由于李双江一直保持沉默，我们对李某获释半年来家庭教育的细节还无法得知，一说，梦鸽原计划春节过后的3月份送李某去美国留学，但没想到他犯下如此大的过错。
丑闻发生后的舆论“狂欢”
对于这起轮奸案，社会公众予以了高度关注，但由于案件尚处于调查阶段，更多细节未披露。已知的情节是，2月17日凌晨，包括李双江之子在内的5个男孩在北京市五道口东源大厦B1一家酒吧内喝酒，酒后，5个男孩将一名女子带至了海淀区湖北大厦。酒店工作人员透露，凌晨5时许，5个男孩带着一个醉酒的女孩来到前台要求开房，因为几个男孩表示开房是为了让女孩醒酒，把她送到房间就离开，工作人员予以放行。之后几名男孩并没有离开，酒店认为那么多人在应该没事，没想到会发生轮奸案。大约一小时后，李某等人离开房间，未见女孩走出。工作人员回忆，李某等人订的是折后550元一晚的高级标准间，不过对当时6个人来到宾馆时的醉酒状态，酒店工作人员的描述并不统一。
根据警方通报，5个男孩通过暴力殴打、言语恐吓等手段强行开车将受害女子带至宾馆，在违背被害人意愿的情况下轮流与其发生性关系。2月19日，受害女子报案，20日晚上，警方在北四环某温泉酒店停车场布控，21日凌晨将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令人唏嘘的是，5名男子中只有一名出生于1989年的男子成年，其余4个都未成年，不过都年满16周岁，其中，包括李某在内共3人是北京户籍。
消息最初有些混乱，比如受害女子是否成年，媒体表述最初是“十七八岁”，但随后又有消息“已成年”，法律规定，对未成年人实施强奸属于法定加重情节。记者注意到，关于这个细节，以及受害女子与李某等人的关系，警方至今未予公布。
梦鸽事发后唯一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儿子犯下了大错，该怎么处理，我们就怎么处理，根据法律事实来评判这个事。”但她也请求，“儿子还是未成年人，希望得到媒体和大众的宽容，将来他的人生有一个新的生存空间。”
从丑闻曝出开始，围绕这个家庭的各种评判都有，人们感叹于“儿坑爹”，叹息、同情李双江晚年名声因此不保，亦有人反思到底是“儿坑爹”还是“爹坑儿”。
在当前的社会大背景下，对一部分人而言，唱红歌的李双江代表着过去几十年来政府一成不变的宣教模式，而李某的犯案正是对这种宣教模式的嘲讽，因此难免借机吐槽。
但公众人物乃至媒体落井下石、过度解读、恶意消费，在理性的法律等各方人士看来实属不该。一起严肃的法律案件，一个原本具有深入探讨价值的社会问题，异化为一场娱乐的狂欢。比如，“大嘴”宋祖德先是大尺度曝光李某轮奸其家庭女教师，后又曝料李某非李双江亲生，而是梦鸽与著名歌唱家金铁霖所生的“野种”。对于这些内容宋祖德并没有提供任何的证据，而宋祖德到底有德无德早在他诽谤已逝导演谢晋等案例中得到了验证，问题是，对这些不靠谱的八卦，一些媒体、网站不加核实便将所谓曝料发布出去。
轮奸案的过程，以及李某担当的角色以及应该承担的法律责任，从司法上来说目前都没有确认，但舆论俨然已经言之凿凿，有人称李某有“银枪小霸王”的称号。更有网民搜索出了李某与未成年女友开房以及大尺度艳照，而媒体与网站则不加任何处理便转发，浑然不知这样的行为与未成年人保护法相抵。
中国的“星二代”、“官二代”、“富二代”犯罪、坑爹的案例屡见报端，李双江之子绝非唯一，只不过暴露得更典型，更具名人效应而已。那些拥有更多“拼爹能力”的他们，如果家庭教育在其人格形成的过程中不加以正确的引导，不能让他们正确思考拥有的“资本”，家庭将成为滋生他们恶念的温床。
家长是孩子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启蒙老师，李双江夫妇当然应该好好反省他们在儿子犯罪过程中的推动作用，比如梦鸽为儿子乞求宽容的那段言论，之所以引发普遍质疑，便在于她的话护犊情深，但却缺乏应有的反思，尤其是对受害女子应有的歉意与关怀，她的眼里只有儿子的未来，没有受害女子“人生新的生存空间”。
人们也“理所当然”地从中揣测出李双江夫妇对待错误的态度，为了追溯家庭教育的问题，媒体挖出李某小学时期的“劣迹”，比如三年级时将二年级的学生从楼上推下去，比如曾抢夺同学游戏机，并指出发生这些问题后李某最终都平安无事。
话说回来，错仅仅是李氏夫妇吗？沸沸扬扬的争论中，舆论同样将受害女子冷落在角落。
未成年人犯罪是个社会病
逐渐回归的理性，让这场全民讨论变得更有意义。李某从“根正苗红”沦为不良少年进而成为全民鄙视的“轮奸案犯罪嫌疑人”固然与其家庭特殊性不无关联，但其所代表的“星二代”、“富二代”、“官二代”成长中的问题，是不是对“民二代”、“穷二代”“农二代”而言就不具代表性呢？
未成年人犯罪是中国乃至全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社会问题，来自人民法院的信息显示，我国每年判处未成年犯罪人数平均在7万人左右。
李某的表现被称为“权富综合病”，这个“病”其实并不局限于权贵阶层，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在经济条件相对较好的普通家庭，尤其是北京、上海这样经济发达的城市，80后、90后甚至00后们的沉沦欲念、缺乏责任意识、行为边界模糊等问题，不也是近年来被热议的社会问题吗？
所不同的只是，对社会秩序、法律规则的漠视，对李某们而言，也许更多的来自家庭长期灌输形成的特权意识而已。
李双江的家庭特征同样具有社会共性，比如老年得子现象早已变得不再稀奇，比如“421”的独生子女家庭结构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未成年人犯罪即便在社会底层同样严峻，以“农二代”为例，来自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检察院的调研数据，近年来，农民工二代未成年人犯罪案件逐年上升，犯罪率不仅比城市同龄人高很多，也比老一代农民工高得多。进一步的调查显示，农民工二代犯罪呈现出侵财性犯罪占多数、暴力犯罪占相当比例、结伙犯罪突出、犯罪随意性大等特点。
青浦区人民检察院的调研显示，2009年至2011年间，青浦区院未检科共计受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253件，涉罪未成年犯罪嫌疑人343人。其中，非本地户籍293人，占涉罪未成年人总数的85.4%；非本地户籍中208人系随迁子女，占涉罪未成年人总数的60.6%。
《新民周刊》列举这些数据，无意于为李某们辩护，旨在提醒公众，未成年人犯罪的问题是一个考验全社会的时代病。
湖南某地农村去年曾发生一起留守少年弑亲的恶性案件（《新民周刊》2012年5月总688期曾有报道），倘若李某的身份换为留守少年，舆论想必会呈现截然相反的表现，同情甚至会试图去寻找背后社会与制度之恶，但那真能为恶行开脱吗？
必须摆脱“仇富”、“仇官”情绪的裹挟，摆脱快意恩仇的围观心态，对未成年人犯罪予以正确的认识，明星家庭一样培养出了很多优秀的人才，穷人的孩子一样会犯罪。
未成年人犯罪究其成因有着复杂的家庭、学校、社会、法律背景，比如在这起事件中，我们除了反思家庭教育，还应探讨社会环境与司法实践，《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三十六条和三十七条明确规定：“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等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的场所，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经营者应当在显著位置设置未成年人禁入标志；对难以判明是否已成年的，应当要求其出示身份证件。”“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经营者应当在显著位置设置不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的标志；对难以判明是否已成年的，应当要求其出示身份证件。”涉事酒吧允许未成年人进入，向未成年出售酒绝非孤例，未成年人犯罪呈上升趋势，多数与他们长期混迹经营性网吧、酒吧、娱乐场所有关。
在司法层面，是否有比收容教养制度更有效的矫正机制也值得探讨，英美等国不是没有可以借鉴的成功经验。更重要的是，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方面，家庭、学校、社会、司法机关如何形成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