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频频传出政治“谣言” 中央高层大为震怒

来源: 多维

　　从2013年3月29日开始，海内外网络和舆论中疯传一份中共宣传部长会议要求清洗“新三反”人员（反党、反国家、反民族人员）的传言，该传言也引起众多媒体强烈关注。随后该传言遭到中共体制内人士与多家媒体否认，并认定其为谣言。不过随后陕西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任贤良在《红旗文稿》刊登名为《统筹两个舆论场凝聚社会正能量》文章表达的观点却与这份“新三反”内容极为相似。北京消息人士透露，原本传言的产生和传播是社会中的的常见现象，但近年来中国坊间传言呈现数量多、传播快、影响大的迹象，而且盛行政治类的传言，这让高层很头疼。就以这次“新三反”来说，甚为恼火。但相关部门也意识到了这种中国式传闻的泛滥，与多年来政府运作不透明开放，与民众双向交流少有直接关系。所以，此番在应对H7N9的时候，舆论透明化，是怎么样就怎么样。以此作为一个突破口，改变政府的应对处理方式。

　　“清理新三反”传言仍无定论

　　今年3月29日，从具有明显左倾特色的中华主流文化网流传出一份据称是中共最新宣传讲话部分内容的帖子。帖子中写道，在最近召开的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今后不能允许反马列毛言论公开地堂而皇之地在媒体上出现，宣传战线将清理反党、反国家、反民族立场的“新三反人员”。帖子中所提到的“清理新三反人员”口号尤其引起外界强烈关注。该帖子随即在网络间疯传，海内外媒体亦纷纷予以报道、分析和猜测。

　　然而，该帖子内容自始至终未得到中共宣传部门或体制内人士的确认。不仅如此，据中共体制内人士透露，中共绝无可能召开此种类似苏联“秘密决议”式宣传会议，也无可能提出此种文革式表达，习李更无可能重回“运动治国”。他进一步指出，中共高层对于这一传言也十分不满。该人士的这一表态也得到了部分应验：现今中国局域网内已经将所有有关“新三反”的帖子删除，首先发表这一帖子的中华主流文化网也由于不明原因无法访问。这些迹象似乎已证明所谓的中宣会议及其指示都是谣言。

　　值得注意的是，4月11日中共重要思想理论阵地《求是》杂志刊发陕西宣传副部长任贤良的文章，新华网、人民网亦同步转发。文中以严厉措辞批判互联网舆论场，不仅指责2013年“南周”新年献词事件，将网络舆论称为“网上文化大革命”，更是指出要“该警告的警告，该禁言的禁言，该关闭的关闭。只要违法违规违纪，就坚决依法处理，决不手软。”该论调与之前流传的“清理新三反”极为相似。似乎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会议的真实性。不过这一文章很快又被中共各大党媒、官媒同时删掉，再次引发舆论揣测。

　　观察人士认为，此篇指向极为明确的文章先发后删，表明中共宣传系统政策方针的不统一、不明确。

　　事实上，中共新领导集体上任以来一直都在采取迎合左右或棒打左右的模煳态度。也正是在此种背景下，才出现了“清理新三反”会议的疯传，也才会出现中共前线宣传系统进退失据和态度反复。这种情状一方面会加重外界对于中共内部权斗的猜测，另一方面也会激发出数量更多、更难预防和处理的政治传言和谣言。

　　中国频传“政治传言”

　　一般认为，“传言”是指一种据称是真实，但缺少证据的信息，也可以被简单理解为一种人与人之间，口耳相传，但缺乏可靠证据支持的陈述和信念，是中性词。而“谣言”多是指无事实依据，凭空想象或根据主观意愿编造的传言，是贬义词。制造这种传言的行为被称作“造谣”，传播行为则被称为“传谣”。不过也有部分民众将“谣言”理解为“遥遥领先的预言”。有观点认为，之所以会产生这种理解差异，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中国有两种话语体系，也存在着大量的“政治传言”。对于这些政治传言，官方多认定其为假，而民间却怀疑其可能为真。

　　在中国历史上，民间一向盛行政治类传言。在约一年前薄熙来落马时期，传言和谣言尤其兴盛。2012年时任重庆公安局长王立军遁入美国领事馆，引爆中国政坛地震，一时间海内外媒体、民间都流传出难以计数、有真有假的传言。不仅有“王捕头夜奔美领馆”、“平西王黯然离山城”的隐晦表达，也有“军车进京、北京出事”、“京城放枪”、“机场封锁”、“长安街戒严”、“钓鱼台外媒云集”等简单快讯。

　　在中共十八大之前，各类传言再度甚嚣尘上。不仅有近十个中共新常委名单版本，爆出大量有关派系纷争、权斗和复杂人事关系的内容，另外还夹杂众多虚实难辨的各类八卦和小道消息。如中共十八大将被推迟的传言已被证实虚假，而对于现任中央统战部长令计划之子车祸案的猜测、有关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财富的争执、对于多次缺席重要会议的前军委副主席徐才厚的传言，则继续在舆论场发酵，至今尚未有定论。

　　虽然传言是世界各国政治和社会各界正常现象，但是中国政治传言如此之多，影响如此之广却是世界罕有，具有了鲜明的中国特色。这些政治传言的传播，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传递最新信息的功能，不过对于中国政治却是消极作用多于积极作用。中共宣传部门一向积极向外界塑造正面形象，但是政治传言却多是一些负面消息，而且其中一些爆炸性的消息的传播和反应，还有可能对中国政治运行产生较大的现实影响。因此，中共一向对传言采取严控态度。有观点指出，每当传言或是谣言产生之时，不论其真实与否，中国政府相关部门第一反应便是紧急辟谣，之后才根据情况决定是否进行、或是以何种方式进行调查处理。

　　减少传言需政府改革放权

　　观察人士指出，中国政治传言一向较多，乃至在近些年成为中国特色，与席卷全球的信息技术革命，及其背景下中国网络技术和通讯手段的大发展有较大的关系。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互联网获得了突飞勐进的发展，各类网络媒体、论坛、贴吧、即时交流工具、微博等纷纷出现，再加上电脑、手机、电视设备的普及，催生了信息大爆炸，并加速了信息的传播和交流。这为各类传言甚至是谣言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

　　而中国政治传言的盛行，还有着更为复杂深刻的原因。中共历来十分重视宣传塑造自身正面形象，在早期争夺中国政权，执政后维系持续统治、掌控中国全局各个时期，其宣传系统始终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在中共执政前三十年，经过从“双百方针”到“反右”、文革等一系列涉及中国各个领域的运动，“消灭”了中国社会，统一了全国人民的思想和社会舆论，传言自然也无从谈起。毛泽东死后，中共通过改革逐步实现体制转型，集权弱化，社会和广大普通民众获得解放和发展，思想和舆论方面亦逐渐活跃起来。但是，这并不必然意味着中国民众已经具有对传言的甄别能力。

　　改革至今，中共对中国社会新闻和舆论管控仍然十分严苛，尤其是高层负面信息更是舆论禁区。这一传统的延续一方面对于塑造中共正面形象，维系执政合法性、保障社会稳定有着一定的作用；另一方面也激起社会各界更强烈的好奇心，一些或真或假的有关中共高层的负面信息反而会得到急剧放大，对中共造成较大的杀伤力，并且威胁到其执政权威和合法性。更值得注意的是，有许多难证真伪的信息其实是从中共体制内流出，成为个人争权夺利的手段。

　　其实，除中国外的其他国家也经常产生一些政治传言，但与中国相比往往存在时间较短，影响也较小。不仅政府会及时反应以正视听，一些相关的社会组织也会从社会内部进行消化。由此也反衬出中国在这方面的不足。虽然中国相关部门也经常及时表态，但是民众往往怀疑其立场和态度，而社会组织的发展又不够健全，难以提供全面准确的调查、分析和判断。也就是说，对于谣言的判定，政府没有取信于民的权威，而社会不仅没有权威，也没有足够的能力。

　　分析人士认为，中国特色政治传言的盛行，自然有其中国特色的原因。从西藏连续自焚事件到汶川地震救灾，从SARS到H7N9，中国政府的应对处理方式展现出明显的进步，但是政治传言长盛不衰的现象表明中国的政治制度仍然有待改进，而社会发展和民众自身智识则有待培养和提高。减少、减轻传言和谣言的产生和影响，关键在当政者。中国政府的运作不仅要更为透明开放，与民众进行近距离双向交流，还需向社会放权，培养社会组织和公民意识的成长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