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试水“柔性社会管理”凸显服务型政府

还是那片枫叶

新华社记者

广州市萝岗区联合街道拥有９．６９万居民。２００４年之前，这里是一片农田。政府征地建设科学城，绝大多数居住在这里的农民转换身份成为城市居民，住进了黄陂等５个社区。因为还有大量的打工仔入住本街道的社区，如何让这些人能够更稳定地生活一直是这个街道办事处的重要工作。

在位于联合街道黄陂社区的“联合一家社区服务中心”一楼大厅，一位背粉色书包的小女孩边跑边问：“今天晚上有活动吗？”还没等工作人员回答，她已经来到通知栏。“晚上７：３０有晚会！我要赶快回去把作业做完，再和爸爸妈妈一起来！”说着就蹦蹦跳跳地跑出了门。

社区内的“联合一家”是广州市萝岗区每年花费２５０万元为联合街道所有已经转换身份为居民的失地农民购买的一项社工服务。街道办事处副主任段传立说：“这项服务的主要功能是疏导化解尽可能多的微小社会矛盾，为幸福和谐的家园做有益的工作，让老百姓切切实实感受到生活的幸福。”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社会管理注重社会矛盾在萌芽状态中的疏导化解，是中国社会管理向注重以人为本，服务为先转变的一个标志。

近年来，中国出现一批小矛盾累积酿成的悲剧性事件。２０１０年，一位１７岁的少年成为Ａ级通缉犯，据一些媒体报道，这位名叫白中杰的少年通缉犯在成长过程中，因为没得到足够的家庭关爱等原因，走上不幸的人生道路。

中山大学社工服务中心总干事张良广博士说：“每一个社会悲剧在最开始的时候都有改变的潜质，而此时社会能否提供其改变的渠道和资源则显得尤为必要。”

本月１９日，在中国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要求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稳定。

在即将成为今年全国两会热议话题的中国“第十二个五年规划建议”中也明确提出，健全基层管理和服务体系，加强和改进中国共产党在基层的组织工作，发挥群众组织和社会组织作用，提高城乡社区自治和服务功能，形成社会管理和服务合力，建立调处化解矛盾纠纷综合平台。

从深圳到广州，如今在中国经济最发达的珠江三角洲，地方政府已经开始尝试改善社会管理模式——从过去单纯依靠强力手段的刚性管理转变为兼顾柔性服务，软化社会管理的身段，通过服务实现柔性管理，前置处理社会矛盾，实现政府提出的将矛盾消融在萌芽状态之中，为飞速发展的经济创造柔性社会机制。

“区政府第一年总共拿出４００万元左右的资金，用于‘联合一家’的场地建设和购买‘联合一家’服务，这样大的力度为一个街道购买专业的社工服务不多见。”段传立说。与传统的信访、维稳综治和司法调解等事后处理社会矛盾的机构不同，“联合一家”这样的社工机构更注重事前防范，构建和谐人际关系，最大限度创造稳定的社会氛围。

这样一个拥有十几名工作人员的社工服务机构可以为半径３公里范围内的居民们提供老人儿童和残障人士的康复娱乐服务、孵化社区组织、家庭个案辅导、提升家庭应对自身危机能力、动员邻里之间的互助关爱、为出走儿童提供庇护所等社工服务内容。黄陂社区的“联合一家”开业至今已开展专业社工服务覆盖近１万人次，其中不少服务对象程度不同的心理阴影都得到了及时的矫正。

广州市公安机关对流动人口，尤其是外籍人士的管理服务更进一步凸显了中国经济最发达地区社会管理向以提供更多服务为标志的柔性机制转变。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分局石牌派出所辖区内，居住着近８０００名境外人员，但却实现了三年来境外人士的犯罪为零的纪录。

派出所所长洪声明说：“外籍人士聚居区的社区民警就是‘维和警察’，最好的服务就是最好的管理。我们以服务来促进管理。”这个派出所招聘大学英语四级以上的大学毕业生，率先在全广州市成立了外国人管理服务站，管理登记实行送证上门，使民警的上门走访更为和谐，了解境外人士的生活状况更为顺畅。这促进了石牌派出所对境外人士的日常服务和管理工作。

广东警官学院副教授孔雯等一些学者认为，完全依靠政府的公共安全管理和应急模式，已经不适应当前的社会形势。若要建设服务型政府，政府行政管理就不能停留在监督、管理等职能上，不能总是习惯于使用以行政强制力为后盾的执法方式。“柔性管理”最大的意义在于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完）（采写记者 张泽远杨定都 王攀 刘景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