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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人民日报/中广网
红会再身陷囹圄 "8470万善款改用途"遭质疑1
中国红十字会的负面消息犹如离离原上草，颇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势头。
4月28日上午，红会常务副会长赵白鸽在回应了郭美美事件、与壹基金的关系以及红会综合改革方向等社会热点问题之后，立下“军令状”——如果两到三年仍然翻转不了“黑十字”的印象,她自动请求辞职。
她还表示，红会已经公布了每一笔捐款和捐赠人信息，未来还将向公众交代清楚每一笔善款的去向。
但就在此前一天，100多位艺术家向汶川地震定向捐助的8470万资金被更改用途用于“博爱家园”的消息曝光，令赵白鸽所立的“军令状”黯然失色。公众对于8470万资金去向的关注远远大于对赵白鸽去向的关注。
红会再身陷囹圄 "8470万善款改用途"遭质疑2
红会一位中层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在2008年之前，红会对存在问题作出的种种解释还有人听，如今，不管他们再说什么，似乎都没有人相信了。
赵白鸽虽然一再声明郭美美与红会无关，但她承认确实因此陷入了信任危机。郭美美事件引发了公众对红会效率、管理的质疑，也引发了红会的综合改革。
成立社会监督委员会（下称“社监委”）、倡导4·20中国社会组织灾害应对平台、快速反映社会热点都是红会的新尝试，但这些努力短期看来效果相当有限，红会重建信任之路前途茫茫。
8470万事件实际上反映出了红会工作当中的漏洞。
赵白鸽在4月28日的发布会上也表示，红会对于捐款人的服务不够。“捐款人捐完钱，你后面的服务在哪里？你是否向人家全部公开你资金到哪里去了？有的都是一些冷冰冰的数字，这个我们是要改的。”
社监委新闻发言人王永也是社监委官微的管理人。他向本报记者表示，社监委完全独立于红会，所有的工作经费都由一位委员捐赠。
王永认为,更改捐款用途虽合法不合情，但红会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红会失误在没有和捐款人进行沟通，而只是通过执委会决定，事后也没有和捐款人进行及时说明。
“这件事不应只是道歉了事，应该有人为此承担责任。”王永说，红会应该对所有的款项用途进行详细说明。
虽然红会体量庞大，但公布每笔捐款的信息并不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与2008年汶川地震相比，红会已经做到了网站信息和银行信息的联网，每一笔捐款信息都会按照捐款时间在红会首页上滚动显示。
王永认为，其中的关键是红会和各地分会进行分割。总会的捐款用途由总会公布，各地捐款用途上报到总会之后进行报表合并，总会有权对地方报表进行监督。
赵白鸽说，社监委是中国红十字会的首创，世界上没有其他国家的红会有这样的机构。芦山地震之后，红会邀请社监委全程参与救灾资金和资金的募集及使用。
4月24日下午，红总会召开了紧急采购2000万元救灾物资协调会。王永代表社监委参加了这次会议，与红会副会长郭长江、红会部门负责人以及中央国家机关政府采购中心有关负责人一起就采购事宜进行商议。
4月28日上午，社监委翟晓梅与人民网选出的志愿者参加了开标评标过程，还指出专家和相关企业具有一定的关系，有关专家须回避。
红会的内部人士对本报记者表示，如今红会工作可以用“如履薄冰”来形容。以此次招标为例，按照国际惯例，对于救灾物资其实可以不通过招标，以便更快速地获得物资以支援灾区。但他们现在不敢那么做。只能采取折中的办法，招标公示时间缩短为两天。
4月28日，4·20中国社会组织灾害应对平台在京成立。赵白鸽表示，红会绝对不是这个平台的领导者，红会只是起到协调以及提供资源的作用。红会将采取项目合作的方式，为NGO组织提供资金以及技术等方面的支持。
这也是红会与草根NGO资源共享的一种尝试。
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教授陶传进对本报记者表示，红会自我改革动力比较强，这一点应给予肯定。但红会改革目前面临两大难点：一是浓厚的官方背景；二是社会对红会的需求程度在下降，很多公益组织已经形成了竞争关系。这两点使红会改革前景并不明朗。
中国广播网：红会再次身陷囹圄 再建公信力迫在眉睫
红会常务副会长赵白鸽在回应郭美美事件、与壹基金的关系以及红会综合(行情专区)改革方向等社会热点问题之后，立下“军令状”——如果两到三年仍然翻转不了“黑十字”的印象，她自动请求辞职。
她还说，红会已经公布了每一笔捐款和捐赠人信息，未来还将向公众交代清楚每一笔善款的去向。但100多位艺术家向汶川地震定向捐助的8470万资金被挪用于建设“博爱家园”的消息曝光，又让赵白鸽所立的“军令状”黯然失色。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昨天(1日)通过官方微博表示，尽管善款没有按原指定意向使用，但具体使用与捐赠人的意愿总体上是一致的。红十字会在捐款使用、灾后重建从决策到实施的全部过程中，与捐赠人沟通做得不够，对捐赠人的服务也做得不够。为此，红会向相关捐赠者致歉。
《央广财经评论》，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人文学院副院长于长江，评论这个话题。
于长江认为，现在红十字会面临一个困境，就是承认也不好办、不承认也不好办，这反映了公众对它的信任危机。公信力的丧失是红十字会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
红十字会虽然作出了道歉，但是于长江认为这还远远不够，至少和当下公众的认知还是有落差，这个道歉只是技术手段上的，而公众对红十字会的不满是在态度层面。这种说法其实会激起某些人对它的指责和质疑，引起另一些更为激烈的反应。
红会在这次四川芦山地震中的表现不错，但是这一切都没有让红会从质疑中脱身，如果从根本来看，于长江说，红十字会的决策身份、运作方式有一些行政化的倾向，与它本来从事的慈善工作有很多不符之处，这是在特殊历史背景下形成的。红十字会犯的很多错误是行政化、官僚化造成的，实际上深层的问题还是体制问题。
于长江说，公信力不是一个机构内部能改变的，实际上像红十字会这样的问题是公信力层面的，不会红会常务副会长赵白鸽辞不辞职能改变的，必须建立外部处理力量和监督方式，这才是人们恢复对红十字会信任的根本途径。
首先，对于组织构架和现在半行政的身份必须做根本改革，而且要公开透明，让每一个细节都在外部监督下进行，这个监督既要有官方监督，也要有民间监督。另外，还要有问责机制，不能“既往不咎”。解决了这两个问题，才能再建公信力。
人民日报：用行动找回对红会的信任
不能指望某一次或几次给力的救助，就令公众刮目相看、既往不咎
“红十字”是什么？灾难中，它是救死扶伤的天使。饥荒里，它是起死回生的希望。战场上，子弹都为红十字会旗让路，因为它代表无条件的同情、博爱、奉献和拯救。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近乎圣洁的组织，这些天来却要承受无休止的怀疑和质问。仍在持续的芦山地震救援中，中国红十字会，这个全球最大的人道组织，先是在募集善款时遭遇了众多网民的质疑，募款一度落在其他民间组织的后头，此后又一次次为“虚开发票”、“收取买路钱”、“工作人员戴名表”等谣言所扰，陷入百口莫辩的困境。
平心而论，中国红十字会在这次地震救援中的表现，不可谓不尽心竭力。台湾红十字会的同行评价，“现场看看就知道，他们是没吃没穿没睡没厕所，更没私心”。连它严厉的批评者也承认，没有一个组织能够像红十字会一样掌控着如此多的资源，有着如此完善、深入的组织形态，它的十几支救援队的队员在尽力为灾区作贡献。
不过，由此就断言红十字会已经走出信任危机，显然为时过早。尽管网站捐款平台上，连那些明显带着嘲讽意味的“一分钱捐赠”都恭恭敬敬记录在案，尽管红会社会监督委员会宣布“将于5月重查郭美美案”，尽管迅速贴出了5年前百名艺术家的捐款建设项目分布表，并为沟通服务的欠缺向捐赠者道歉，但这些补救措施，一时之间显然难以洗刷掉几年来一连串事件所形成的负面印象。重建公信，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信任就像一张弄皱的纸，即便抚平，再也不会变成原来的样子——希望红会会懂 ”。
红会当然懂。这个几十年计划经济时期硕果仅存的“非政府组织”，不可避免地保留着浓厚的行政化色彩。面对社会管理创新的大趋势，它的转型，一方面要与多年形成的垄断习惯作斗争，迅速提高组织管理能力，让数以亿计的慈善资金和物资发挥最大效益；另一方面要面对各种商业利益对慈善机构的诱惑与侵蚀，做到预算过程科学、执行过程公正、监督过程透明，随时准备接受公众的质询和批评。与此同时，它还要理顺与政府管理部门、其他社会组织和企业、公民的关系，建立起协调共赢的体制机制。这其中任何一项任务，都难以在一朝一夕间完成。
正因如此，不能指望通过某一次或几次给力的救灾行动，就令公众刮目相看、既往不咎，更不能因为自己人道救援的主渠道作用一时之间难以取代，就急于喊冤道屈，把公众近乎严苛的监督视为敌意和挑战，以对抗心理消解进一步改革的动力。
回首中国红十字会109年历史，在公众记忆里，它曾经是负面新闻最少的公益组织。然而随着社会管理的复杂程度不断加深，任何机构团体都不会对利益交换、管理混乱、效率低下等病毒具有天然的免疫力。只有接种好信息公开、社会监督、公众参与的疫苗，大刀阔斧推进慈善改革，才能寻回失去的世界，重获社会的信任。
在这一点上，红会负责人的态度值得肯定——“老百姓的任何情绪，都是我们改进工作的重要推动力”，“我们没有更多别的办法，只能加强自身能力建设，将红会的工作装在玻璃盒里，一举一动都能让公众看到。除此以外，别无他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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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5-2 12:4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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