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小二儿 于 2013-5-28 20:30 编辑
名人都是由技术、广告与公关所带来的
在「振兴的20年代」里,现代意义上的名人开始在美国产生。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F. Scott Fitzgerald)的《了不起的盖茨比》(Great Gatsby)里充斥着印有网球手与社交界人士的杂志跨页、流行歌曲歌词、影星、狗仔队、黑帮和体育界丑闻——这一切千篇一律,名人都是由技术、广告与公关所带来。盖茨比是个神秘的私酒贩子,从中西部的无名小卒到拥有华丽壮观的西卵(West Egg)大宅,他的故事揭露了一部分成为名人的密码——这种身份天生就有不正当性。菲茨杰拉德凭直觉把握到这一点,19世纪束缚人的旧神死了,他那一代人的信仰受到「一战」以后的动摇,名人成为了代替旧神而家喻户晓的新神明。
名人到底是什么?
那么名人到底是什么呢?他们在地平线上拔地而起,就像象征着抱负、成就与进取的丰碑。他们既庄严又亲密,他们把自己拿出来,供寻找忠诚对象的普通人膜拜。但在机会很多的年代,神与凡人之间的距离会缩短,他们的丰碑缩小为普通人身材的大小,名人在文化中的核心地位会削弱。而在如今这样的时代,也就是不平等现象增加,对大机构(政府、公司、学校、媒体)的信任感下降的年代,他们的身影又变得高大起来。
这些被人憎恨的东西被称为官僚主义,但它们也有一个优点,那就是它们强迫每个人,不管其身份背景如何,都能遵守一系列共有准则;它们天生就是平等的。威廉·H·怀特(William H. Whyte)的《听话的职员》(Organization Man)和C·怀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s)的《白领》(White Collar)等书警告着个人身份的丧失,但这些中产阶级的焦虑只有在标准更高时才能产生。「明星」仍然那么令人着迷,特别是当电视到来之后,但他们并不是生活必需品。亨利·方达(Henry Fonda)、芭芭拉·斯坦威克(Barbara Stanwyck)、贝蒂·戴维斯(Bette Davis)、吉米·斯图尔特(Jimmy Stewart)、佩里·科莫(Perry Como)、乔·迪马乔(Joe Dimaggio)、杰克·帕尔(Jack Paar)、多丽丝·戴(Doris Day)与迪克·克拉克(Dick Clark)同美国人一起崛起,而不是从美国人中间崛起。他们的成功与失败就像是附带的娱乐表演,而不是什么主要事件。大萧条结束了菲茨杰拉德的爵士时代,带来了新秩序,也许可以称为「罗斯福共和国」。「二战」结束后的20年里,美国没有建立起帮助普通人实现抱负的个人主义丰碑,而是建立起一系列集体主义的社会结构:诸如州立大学、累进税制、州际公路、劳资谈判、老年人的健康保险与可信赖的新闻机构。
而我们的时代闹哄哄地充满了名人,在社会的每个环节都随处可见,包括那些看上去不那么迷人的行当。我们有名人银行家(杰米·戴蒙[Jamie Dimo​​n])、名人电脑工程师(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名人地产开发商兼阴谋论者(唐纳德·J·特朗普[Donald J . Trump])、名人媒体执行官(阿丽安娜·哈芬顿[Arianna Huffington])、名人记者(安德森·库珀[Anderson Cooper])、名人市长(克里·A·布克[Cory A. Booker])、名人经济学家(杰弗里·D·萨克斯[Jeffrey D. Sachs])、名人生物学家(J·克雷格·文特尔[J. Craig Venter])和名人大厨(马里奥·巴塔里[Mario Batali])。
成功的名人都有自我创新的痕迹
他们的成功中都有自我创新的痕迹: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从笨拙的极客成为好莱坞热门影片的主题;肖恩·卡特(Shawn Carter)摇身一变成了Jay-Z;玛莎·科斯蒂拉(Martha Kostyra)结婚后成长为玛莎·斯图尔特(Martha Stewart),又成了「玛莎·斯图尔特真人秀」。「个人」进化为「人格面貌」,之后成为品牌,再然后就成了帝国,他们的事业不可避免地会发展,或者会死亡——这是一个扩张与修正的过程,它越过界限,用「名人」替换了「机构」。我们有了扎克伯格对纽瓦克学校的「挽救」,取代了粗暴的公共教育;我们有了奥普拉(Oprah)的读书俱乐部,代替了充满活力的文学文化。我们有盖茨基金(Gates Foundation),而不是对公共健康的投资。名人不是买下机构,就是「破坏」它们。
毕竟,如果你本身就是某个机构,那么你也无需按它的规则行事。扎克伯格的创业神话开始于哈佛的纪律约束,结果他退学开了公司,公司的格言是「快速行动,打破常规」。Jay-Z的贩毒前科变得不仅仅是个时乖命蹇的故事——它被歌迷们赞美(他自己也不吝赞美),成了他的进取心与聪慧的早期征兆。玛莎·斯图尔特因为做假证而入狱,但这段经历只是证明她获得胜利的意志有多么不屈不挠。这些新名人多少都有创业精神,他们按照黑客的准则生活:只要求原谅,不要求许可。
名人现象导致为了出名而出名
对名人的迷恋超越了超市小报、花边消息网站和真人秀电视节目。高雅文化与低俗文化、严肃工作与琐碎工作、牟利与慈善这些东西之间旧有的边界都被这种迷恋统统抹去,导致了一种为出名而出名的现象。一个歌手兼社会活动家(波诺[Bono])在Facebook的首次公开募股中获利颇丰。一个贵族政治家(艾尔·戈尔[Al Gore])成了有钱有势的媒体执行官和技术投资者。美国最富有的人之一(迈克尔·R·布鲁姆伯格[Michael R. Bloomberg])统治着美国最大的城市。
这些常常坐着喷气机到达沃斯开会的名人们形成了自己的团体,他们经常去看同一场TED演讲、创意大会或是集资宴会,出现在同样的脱口秀表演中,互相为对方的项目投资,穿戴对方的品牌服装,为对方的事业做宣传,彼此通婚也互相欺骗。来自谷歌的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与杰拉德·科恩(Jared Cohen)所著的未来社会指南《新数码时代》(The New Digital Age)封面上有亨利·A·基辛格(Henry A. Kissinger)和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这些「技术」专家的推荐语。金·卡戴珊(Kim Kardashian)必然采取的下一步就是加入一个新兴技术公司的董事会,主持一个全球反贫穷活动,写一本关于行为神经科学的书。
美国梦就是名人梦
这种新的名人文化其实就是终极化妆舞会,他们的排外和奢靡,甚至连好莱坞制片厂时代最势利的富豪也没法想像。他们肤浅的多样性在我们面前炫示着这样一个神话——在美国,一切皆有可能,就算美国梦已经悄无声息地死去也没有关系,而美国梦其实就是社会体系已经快要僵化为世袭制的牺牲品。
把公众的注意力潜移默化地从停滞的经济与长期不满情绪转移开来,在这方面新贵族们扮演了有用的角色。但他们的出现提醒人们看到几十年来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不公正的机会分配与报酬制度,乃至被侵蚀的公共机构。我们已经回到盖茨比的时代,或者比那个时代更堕落。我们时代的名人纪念碑变得如此巨大,令普通人的抱负相形见绌;普通人被告知他们只能让「神」来实现他们的梦想——在演唱会上挥舞他们心爱歌手的logo、把他们的生活(以及数据资料)在Facebook上和盘托出;把苹果产品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来接受。
我们知道,明星们并不希望我们觉得自己可以和他们一样。因为他们的成功就是建立在把其他人的利益抛在身后的基础之上。
乔治·帕克( George Packer )是《纽约客》杂志专职作家,最新一部著作是《循环:新美国秘史》(The Unwinding: An Inner History of the New America)
本文最初发表于2013年5月19日。
翻译:董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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