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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开始了在外交部的实习生活。我和老王被分配在新闻司一处，小任在三处。一处主管外国记者事务，三处负责编写一份叫做《新情况》的供领导参考的反映每天重大国际事件的内部资料，还出一些综合性的调研资料。小任一开始就跟着老科员们白班、晚班轮流上，非常忙碌。我和老王不是太忙。每天上班后，第一件事是打开水，然后看报，主要是《人民日报》和《参靠消息》两份报纸。看过后要挑选出重要的国际消息，剪下来，按类别贴到剪报本中。那时，北京有一些外国重要通讯社和报社的常驻记者。老科员们做这些记者的管理工作，如有的记者要求采访北京的一个单位，或要求到外地采访，都必须经过新闻司的批准。报批手续由老科员们办，我和老王事情不多。
我们也做过一、二件比较大的事情。第一件是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于1965 年9 月29日举行记者招待会，就中国政府的外交政策和当时的国际形势发表了重要讲话。我和老王参加了招待会的准备工作，其中一项工作是准备“口径”，就是设想记者们将会提出什么问题，然后根据我国政府当时的政策，写出回答的口径。一处处长王增壮把起草“口径”的任务交给了我、老王和处里另一个年轻人小林。小林是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的，文字很好。王处长先给我们讲了一遍，提出了一些问题，并讲了口径的要点。我们都做了记录。我们三个人分头看了一些资料，特别是以前的剪报，做了一些准备工作。然后，我们坐在一起集体拟稿。每人既提出问题，又提出对案，大家做补充，老王做记录，并整理成正式草稿。草稿出来后，我和小林分别看了一遍，做了一些修改。我们将草稿交给了王处长。王处长对我们的工作表示肯定，说：“不错。” 他肯定也对稿子做了进一步的修改，然后报给司长秦加林和主管新闻司的部长助理龚澎，最后报给陈毅副总理。记者招待会在政协礼堂举行，我们都去会场做组织工作。记者们的提问和陈副总理的回答基本上在我们的口径范围内，但大多数情况下，陈副总理都没有看我们提供的稿子，而是随口回答。他回答了关于越南战争、中印边界和中日关系等方面的问题。他的讲话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我还于1965 年12月接待了瑞典《斯德哥尔摩日报》主编、著名记者文德先生和他的夫人，我既是陪同，又是翻译。这是我此生第一次独立做的一件事情。为了接待这两个外宾，我专门化了20元左右买了一套锦纶面料的黑色中山装。当时是冬天，要穿大衣，我没有力量买。外交部行政处备有一些服装，可借给接待外宾人员和出国人员。我从那里借了一件大衣。穿着中山套装和大衣，自己觉得很神气。外宾住在新桥饭店。我第一次见他们是在旅馆房间里。我进门以后，与他们握手，并作自我介绍。文德夫人拿出一个彩色的铁盒，打开盖子，递到我的面前，说：“Please”,是要我吃的意思。我见里面是一块块褐色的似糖果一样的东西，就拿起了一块，并说了声“Thank you”。我将这东西拿在手里，有些犯难了。我知道这是可以吃的，但看着外面那一层褐色的表皮，不知这是应当剥去的果壳还是可以食用的糖果的外衣。我将它放在母指和食指之间轻轻的揉搓，突然，表皮破了，里边竟是液体，我未多加思考，将它放到了嘴里，既有甜味，又有酒味，这种味道，是我第一次尝到，真不错。后来我知道，这是酒心巧克力。这是我此生第一次见和第一次吃巧克力。
我陪同文德夫妇在北京和呼和浩特两市参观了学校和工厂，还游览了名胜古迹。当时中国由于实行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发展经济的八字方针，经济形势有所好转。但各单位还都很穷，招待外宾的茶叶都是我从外交部领取后带到各单位。我那时参加工作不久，没有手表。为掌握时间，我经常要问外宾时间。
回国以后，文德先生在《斯德哥尔摩日报》上连续发表了四篇文章。新华社编辑的《参考消息》在1966年1月 12日在头版头条摘译刊登。文德在文章中用了“中国物资供应丰富”、“人们诚实友好，助人为乐”、和“令人愉快的中国”等词语来描写他此次访华的印象。当时国外媒体对中国的报道负面的多，正面的少。文德先生的文章对使外国人全面了解中国，改善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他在文章中还说：“我们在北京游览，并有一个外语好的向导，这是非常愉快的经历……” 这个外语好的向导就是我。我打响了这第一炮，心里很高兴。
1966 年1月， 根据中央的决定，外交部派工作队到湖南省浏阳大瑶公社搞“四清”。四清运动是当时在全国城乡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和清经济”。许多干部在这场运动中挨了整。我被分配在由著名国际法专家何戊双任组长的一个工作组。何当时是外交部所属印度问题研究所所长，我们大家都叫他老何。其他组员大多来自这个所。我们这个组负责一个自然村，分别吃住在老乡家里。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是进行所谓的阶级状况调查。手里拿了一张表，到各家各户了解，包括家庭成员、解放前有多少土地等，然后填在表上。还要调查地主和富农等五类分子有没有反攻倒算和拉拢腐蚀干部的情况，以及各级干部有没有与地富关系不清和经济上不清的情况。过几天集中到组长住的老乡家开会，进行“阶级分析”。我们也经常参加地里的劳动。对我来说，这段时间最大的问题是吃饭。我们给房东交粮票和伙食费，但我的房东每天吃两餐，每餐一碗饭，有点青菜和咸鱼等副食。我在困难时期在大学里也是一日三餐。这一日两餐，我实在不习惯，经常觉得饿。老何体谅我们的处境，对我们很关心。我们去他那里开会时,他安排他的房东给我们准备午饭。不知道他哪里弄来的额外的钱和粮票。房东老大娘做饭的手艺很好，每次我们都吃得很好很饱，印象最深的是她腌制的腊肉。我还参加过在大瑶市举行的一次全体工作队成员大会。别的事情都忘了，只记得我们中午吃的那顿午饭，每人一大碗米饭和一大碗米粉肉。米粉肉很肥。我是不喜欢吃肥肉的，但这次竟把一大碗肥肉吃了个精打光，而且吃得津津有味。
大约过了三个月左右，外交部通知我回北京，说有新任务。老王和小任也接到了同样的通知。我们三人一同去了干部司教育处。该处一个同志对我们说：“你们在英国学习的大学已经联系好了，现在要办护照和签证,你们去照相馆照一个小二寸免冠照片,印六张,给我交来。” 我们照了相，送到了这位同志的手中，等着出国的通知。
这个通知一直没有收到。1966年5 月，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开始了。到年底，在国外的留学生们都被招了回来。我北外的那些在英国学习的同学们也都回来了。他们被派往广东省一个叫牛田洋的地方劳动。1966年夏天，牛田洋发生了一场洪水，有六、七位归国留学生在抗灾中献出了生命，其中有我的一位同学。外交部举行了一次追悼会，我的另一位同学也是归国留学生的小孟在会上宣读悼词。
大多数那些在英国学习了一年的我的同学们是幸运的。1967年是外交部最乱的一年，他们躲过了这一劫难。后来，他们大多成了杰出的外交官，其中姜恩柱和王英凡等都成了部级高官。
老王、小任和我则经历了许许多多的磨难，吃了许许多多的苦。留苏和留英都没有留成，后来派我们到了外交部湖南茶陵“五七干校”“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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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0-16 14:0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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