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一篇题为《留英预备生》的文章中说到，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开始了，留苏和留英都没有留成。曾同是留苏和留英预备生的老王、小任和我经历了许多的磨难，吃了许多的苦。运动初期，老王当上了“外交部联络站” 的第一号头头。这个群众组织于1966 年12月成立,于1967年10月垮台。另一派随后掌握了大权。“联络站”头头从革命动力变成了革命的对象，受到批判和斗争。
1969年11月,外交部三分之二的干部被下放到了分布在湖南、湖北、山西和江西的四个“五.七”干校。下放的干部和家属都被注销北京户口。大部分都是全家下放，叫“连锅端”。这些家庭的住房都被公家收回。当大部分人去干校时，我被留了下来当搬运工，将退房干部家的家具和其它东西搬到外交部的仓库。我当时体重不到100斤，每天扛着、抬着几百斤重的柜子、箱子和桌子，从三楼、四楼、五楼搬下来，抬上卡车，再从卡车上卸下，送进仓库，每天筋疲力尽。这样干了三个月，到1970年1月下旬完成任务。
1969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主席生日，我的儿子出生，取名夏雷。两年前，我哥哥夏根宝的儿子也是12月26日出生的,取名夏东明。夏家与伟大领袖有着不解之缘。儿子的出生给我和我的妻子崔成兰带来了巨大的喜悦。我对当时外交部的掌权者充满了感激之情。若他们没有将我留下干了三个月苦力，我将会不能亲见我儿子的诞生。
在我儿子满月后不久，我只身出发去外交部湖南“五七”干校。外交部曾发文到我妻子工作的单位，要求她同我一起下放干校。我妻子单位未于置理。我提着一个装了几件单衣和漱洗用品的帆布箱。这个箱子是我母亲在我上大学来北京时给我买的，已经十分陈旧了。我身上穿着一件退了颜色的旧军面袄，坐火车到了醴陵。在火车上，有人告诉我，从醴陵去韶山很方便。我决定去韶山看看伟大领袖的故居，遂改变计划，坐汽车到了韶山。
站在毛主席的故居前，我思绪万千。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搬掉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使广大工人农民过上了好生活，使我这样一个贫苦工人的孩子上了大学，还进了外交部。想到这一切，我心中涌起了对毛主席的感激之情。但想到当前的一片混乱和两年来受到的压抑和痛苦，心中又一片迷茫。
照片No.3：作者在韶山毛泽东故居前
我来到了 “五.七”干校。该干校位于湖南茶陵县虎踞镇，原来是一个种茶叶的劳改农场。这里是丘陵地带，小山头一座连着一座，山上绿树常青,野花不断，清澈的洣江从这里流过，风景十分秀丽。一片片茶园内，茶树修剪得十分整齐，嫩绿的茶叶令人喜爱。刚到干校，看着这青山绿水，美丽风光，我心中充满了喜悦，两年来积聚在心头的郁闷顿时烟消云散。
开始几个月，我被分配在茶园劳动，班长是李道豫。李道豫是李鸿章的后代，上海沪江大学毕业，他当时是外交部的一名普通干部，比我大10来岁，当时还十分年轻。到天气暖和以后，他经常光着膀子，腰间围着一条当地买的粗布长毛巾。每天早晨，我们排成一队，他站在队前，给大家分配任务，然后领着大家到地里干活，路上唱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和“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等“语录”歌曲。李道豫同其他人一样在地里干活，而且干得十分卖力，经常撩起腰间的毛巾擦去脸上和身上的汗水。李班长很随和，对我们很好。他有一次与我聊天时告诉我，当时的红人戚本禹是他沪江大学的同学，还说：“现在人家是有出息了！”但这个人很快就垮台了。
我们这位当时没有太大出息的班长，后来先后担任外交部部长助理、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特命全权大使和中国驻美国特命全权大使等要职。
刚到干校，最大的问题是想家，想远在北京的妻子和刚出生不久的儿子。为了给当权者留个好印象，以便有朝一日调能回北京，与妻儿团圆， 我拼命地干活。初春时，要给茶园拔草。我常常跪在地里，一边爬一边拔。还要犁地，但没有铁犁。连长王同志带着大家做了几个木犁，头上包上铁皮，当作犁用。没有牛，我们“五七” 战士就是牛。我是最瘦弱的一头。我用一根绳子，系在木犁的头上，一步一步地往前走。
在地里干了一、二个月后，领导决定调我去给干校幼儿园打井。上面已经提到，由于许多家庭是“连锅端”，干校来了许多婴幼儿，因此办起了幼儿园。打井是为了解决幼儿园的供水问题。我们一共四人，其中一人是班长。没有任何机械。工具就是一把铁锹、一个竹筐和一个梯子。我们几个人都是秀才,谁也没有干过这个活，也没有技术人员来指导。我们自己琢磨着干。先在地面上画一个圆圈，然后再搭了个棚子。我们就这样一锹一锹地往下挖。一个人在井下挖，一个人在上面负责将装满土的筐往上提，另一个人将土倒到附近的一个地方。大家轮着干这些活。
就这样干了六、七天，挖了六、七米深的时候，一口井的样子出来了，心里很高兴。但就在这个时候，我受伤了。一天，铁锹坏了，工程停了下来。班长叫我去校部仓库取把新的。我骑上自行车就往校部去。这里是丘陵。到校部要上一个很陡的坡。平常骑车，到这坡时我就下车，推着走。但这次因怕影响工程进度，心里着急，就没有下车，只是一鼓劲地往上蹬。我从车上摔了下来。想爬起来，感到左手一阵疼痛，已不能动了，知道自己受伤了。我用右手撑着爬了起来，忍着痛，一只手推着自行车到了校部。打井班班长听说我受伤后，立即赶了过来。他在校部找了一个司机，又打听到了附近有一位祖传中医。我在班长的陪同下，乘着一辆吉普车到了医生的家。这位年轻的乡村医生给我作了检查，说我左手肘关节脱臼了，问题不大。我放心了。但是他说，“我给你点药，服了这药，在家休息几天就会好的。” 我们听了，觉得有问题，脸上露出了疑惑的表情。大夫看出了我们的心思，说：“我不是外科医生。若要好得快，你可以去看另一位医生，他家在攸县”。根据他提供的姓名、地址，我们找到了另一位乡村医生。这是一位老医生。他一边给我作检查，一边与我说话，问我怎么摔的。他的右手抓住我的手腕，左手捏住我脱臼的肘关节，说着说着，突然使劲往后一拉，往前一推。我感到一阵撕心裂肺的疼痛，“呀”的尖叫了一声。他在肘关节处揉了几下，说：“接上了！” 他随后用绷带将我的胳膊挂在脖子上，说：“不要动。休息两天就会好的。” 我自己这时也有了关节已被接上的感觉，心里十分高兴。班长付了费，我对医生一遍又一遍地表示感谢。
第二天，除了手还挂着以外, 我没有太不舒服的感觉，但打井的活是肯定无法干了。别人告诉我，今天地里活是挑粪施肥。我想，我肩膀没问题，挑粪这活还是可以干的。因此就跟着去挑粪了。
干这活的第一道工序是将粪池中的大粪用粪勺舀到粪桶中。我们来到了粪池旁，正准备舀粪，只见粪池表面板结了厚厚的一层“痂”，使我们无法将粪舀上来。 有人用粪勺去捅，费了很大劲，也不解决问题。这时，只见王连长脱去鞋子和外衣，奋不顾身，扑通一声，跳入粪池，用身体搅，用手扳，化了将近20分钟时间，将这层“痂”化成了碎末，与下面的粪水混为了一体。他从粪池爬上来时，所有在场的人都伸出了手去拉他。我也伸出了我的右手。他的全身满是粪便，但我们因为在粪坑边上已待了好久，久闻其臭而不知其臭了。看着这一池被他用身体加工过的粪水，王连长笑了。在那个年代，这是一种英雄行为。
目睹了王连长的英雄行动，我觉得自己带伤出工是做了一件正确的事。但干起来，困难很大。左胳膊受伤了,我的一只骨瘦如柴的右手是无法将粪舀起来的。开始我还试图用左手握住粪勺柄，右手用力将粪舀上来，但怎么也不行。一位同事在我耳边小声说：“你干不了这活，还是回去休息吧。” 我像木头似的站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他说完，见我没有什么反应，就帮我将粪桶装了个大半桶，说：“挑吧！” 我充满感激地对他看了一眼，将扁担放到了肩上，弯下腰，挑起了这担粪，向茶园走去。下一道工序是往地里浇粪。这活我还是干不了，还是好心的同事們帮我干。
有人后来将王连长的英雄行为编了一个活报剧，在干校的一次文艺晚会上演出。王连长自己演自己，其他当时在场的人几乎原班人马，全部出动，我也跑了一下龙套。
春天，虎踞山下的茶园一片翠绿，一行行整齐的茶树已长出了嫩芽。带伤挑了一天粪以后，看着这片美丽肥沃的土地，想象着我们的辛劳将带来的丰收，心里涌出了一点点的快乐。太阳落山了，我们在班长李道豫的带领下，排着队，收工了。
我先在食堂匆匆地吃了点东西，就回到了我们住处。那时，李道豫那样全家来干校的人都住在当地老乡家。而我们这些单身汉则睡在虎踞中学的几间教室里。我们一进教室，第一件事就是搭舖，将椅子堆到教室的一角，然后将所有课桌拼成两排，中间留一个过道。20来人住一间，十分拥挤。大家然后爬到各自的床位，有的躺下，有的坐着，有的在看书，有的在写信，有的在写检查，有的在写揭发材料，有的则在那里发呆。
一天带伤劳动下来，我瘦弱的身子像散了架一样，靠着墙，脑子里浮起了远在北京的妻儿的影子。那时已是1970年的4月初，儿子有三个多月了。我来干校前，我和妻子一起将他送到了住在北京东郊豆各庄的他姥姥那里，托付给她老人家抚养。我们那时住在雅宝路的外交部宿舍。送走他的那天，儿子才40天，我妻子抱着他，乘公共汽车到大柳树。从大柳树到豆各庄没有公共汽车。我骑着自行车到大柳树，然后妻子抱着儿子，坐二等车到了姥姥家。我到干校后，收到过妻子写来的两封信。信中除诉说对我的思念之情外，就是告诉我儿子和她一切都好。她每个周末和做夜班时的白天都去照看儿子，儿子会笑了…… 我想写信告诉她，我受伤了，我想你们。我从放在枕头边的书包里拿出了笔和纸，写起了信。 我告诉她，我一切都好，请她放心， 没有提受伤的事。她已经够辛苦的了，不要再让她为我担心了。此时，思念妻儿的心情分外强烈。这种思念引起的痛苦超过了伤残和苦活带来的痛楚。我眼里流出了泪水。
我脱臼的胳膊完全康复后,被分配在干校的食堂烧火。这活没有在地里种茶那么辛苦，我感到高兴。教我烧火的第一个师傅是大知识分子陈辉。陈辉父亲曾是解放前的中央银行行长，后来到了美国定居。他从小在美国长大，在美国上的大学，说英文比说中文还流利。解放后回国，进了外交部，入了党,工作相当出色,深得领导赏识，当时职务是新闻司三处处长，据说是外交部重点培养提拔的对象。文革初期，与新闻司其他两人一起，被打成新闻司“小三家村”分子，成了批斗对象。陈比我早去干校几个月，自学成才，学会了烧火。我去食堂后，他自然成了我的师傅。这位师傅由于不但智商高，而且肯钻研，发明了一套“科学”的烧火方法。他将原煤与煤灰以1: 1的比例用水混合，做成湿煤以后送入灶膛， 说这样可以大大节约煤炭。我父亲夏阿二从小在上海的一个纺织厂当锅炉工,是地地道道的烧火师傅，大家叫他阿二师傅。后来他对锅炉很有研究,什么故障都能排除，就这样自学成才，成了一个锅炉保全工，算技术工人，也就不再烧火。我小时候曾到他锅炉房看过他烧火，但从未学过此手艺。想不到大学毕业后竟能继承父业。
这样， 我的三年干校生活就大部分在食堂度过了。与我们当伙夫的还有大林。我们两人都老老实实地向陈师傅学习，完全按照他的方法来烧火。食堂有四个联在一起的灶。每天清早，就要去捅开灶膛内的火，添入昨晚已经和好的煤，关上灶膛门。然后火焰会慢慢上来，烧开了锅里的水。这时，炊事班的伙计们做的馒头也好了。几屉馒头被放到了锅上。我们就再将原煤与煤灰以1: 1的比例相混合，在几个破锅里搅拌。和煤时，当见到灶膛内的火焰开始变小，就必须用铁杆将底下的还没有充分燃烧的煤撬上来。如果在蒸馒头的过程中，火力突然减小，馒头就会夹生，没法吃了。这是一种非常愚蠢的烧火方法。但当时并没有认识到此点，只是觉得很累。新煤刚添进去不久，煤就枯了，火力就减弱了。这样，我们就要不停地和煤、添煤、出炉灰。出来的炉灰再和原煤搅和，再添入灶膛。有时，负责做主食的小任会大叫一声：“小夏，怎么搞的？气怎么还不上来？快加火！”听他一嚷，我同陈辉就立即紧张起来，拿起铁杆，在灶膛内使劲撬来撬去，设法将火弄旺。这样一天下来，我们俩满身煤灰，筋疲力尽。即使我们这样拼命干, 馒头因火力不足而夹生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尽管如此，陈师傅的这种“科学”烧火方法得到连队领导的肯定和表扬。
1971年秋，我在食堂劳动中受了重伤。某天，开完晚饭后,和往常一样，我用湿煤封好了灶膛内的火。然后到上面厨房和别人一起打扫卫生。厨房内每个大锅后边的墙上都有一个水龙头，主要是用来往锅里放水的。此时，有人正在用一条橡皮胶管接在最东边的一个锅上面的龙头上冲地。我刚从烧火间走到厨房，突然看到橡皮管从水龙头上脱落了下来，水正嘩嘩地流到锅上的木盖，再流到地上。我毫不犹豫地跳到了锅盖上，想关上龙头，然后再把橡皮管接好。此时，可怕的事情发生了。锅盖是由两片组成的。当我的脚一接触到锅盖，先是右腿，然后是左腿，立刻掉到了满锅滚烫的沸水里。我感到一阵剧痛。此时，就在锅边的王处长立即把我拉了出来。右腿在水中大概泡了二秒钟，左腿大概是一秒钟。就在这一、二秒的时间内，我的双脚和两条小腿都给泡烂了。我躺在了水泥地上，感到撕心裂肺地疼痛，几乎要昏厥过去。当时我穿着长裤。炊事班的同事们立即用剪刀将裤脚管剪开，把它剥了下来。班长小沈用酱油倒在我受伤的脚和腿上，我尖叫了一声。班长说，“酱油可治烫伤的”。同事们叫来了司机和汽车,把我抬上了车。小沈和小任陪我去医院。
经过二、三个小时的颠簸，我被送到了醴陵的解放军医院。在门诊室，大夫对我进行了检查，只见双脚和双腿上已起了许多水泡，右边比左边严重。大夫说：“你右腿重度烫伤，左腿中度烫伤，必须住院治疗。”我被送进了病房。
就这样，我在医院里住了一个多月。解放军医院的医生医术高明，给我提供了十分出色的治疗。他们采用以中医为主，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收到了很好的疗效。护士们的服务也很优秀。同上次受伤一样，我没有写信告诉我妻子，怕她担忧。一个多月中，没有人来看望我。刚住院时，情绪一度曾经十分低落，想起两年多来所经历的风风雨雨，看着不能动弹的双腿，惦记着北京的妻儿。我离家时，儿子还没有满月，现在快两岁了。妻子来信说，他已经会走路，也开始呀呀学语了。我是多么想见到他们呀！护士们见此情景，常常抽空与我聊聊家常。每个周末，医院内总要放一场电影。这是那时人们能享受的唯一文娱活动。在我住院期间，总有一位护士，放弃这种享受，在这时候陪着我，与我聊天。当我能下地走路时，她们扶着我到院子里散步。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住院。
出院以后，我给妻子写了一封信，告诉她，腿受了点伤，现在痊愈了，请她不要担心。过了一个半个月左右,收到了妻子的回信,信中责怪我为何不早点告诉她,说收到我的信后非常悲伤,又非常想念，又说儿子长得活泼可爱，盼我早日回到北京。
1972年春天，由于中美关系正常化等外交工作的需要，干校专案组的人和一部分经审查后被认为没有问题的人陆续被调回外交部恢复工作，因此干校人数减少了许多。校部这个点原来有两个食堂，这时也就合并为一个了。我出院以后还是回食堂烧火。我原来的师傅陈辉已调回北京。我有了一个新的师傅，名叫李朝增。我们叫他老李。老李与陈辉一样，也是解放初期从美国回来的大知识分子，是外交部所属国际关系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这位师傅的性格与陈师傅很不一样，说话做事总是慢条斯理，为人十分随和。他告诉我，解放的时候，他刚从美国的一所大学毕业，听说祖国解放后，立即买了船票回国，在海上走了几个月，才到中国。不知什么原因，文革中一直受到审查，到我与他一起烧火时还是没有搞清楚。但老李很乐观，脸上总是挂着笑容。后来我发现，老李才是一个真正的好师傅。他的诀窍是一点不摻煤灰，全部使用好煤。我发现，这种烧法，一点也不多用煤，而火势总是很旺，从来也没有发生将馒头蒸夹生的情况。更重要的是，添一次煤以后，你可以放心地找个阴凉地方歇着，过20分钟以后再回来加煤。你也不会弄得浑身是灰。与李师傅一起烧火，简直是一种享受。不久，我和老李成了好朋友。
劳动的辛劳和伤残，并不是最大的痛苦，最令人痛苦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争斗和撕咬。干校三年中，看到过一位著名外交家和一个九岁孩童冰凉的尸体，目睹了许多人挨整时痛苦的呻吟。我自己也受了一些冤屈和痛苦。这些事曾折磨过我许多年，它们经常在我的梦中出现。但现在它们已成过去，我不想再来重温这些令人痛苦的回忆，我决定不去写这些事了。
那时，每当我心情不好的时候，就会来到洣江河畔，对着流淌着的河水，默念着革命样板戏中的几句台词：“盼星星，盼月亮，只盼着深山出太阳，只盼着能在人前把话讲。”萧瑟的秋风在江边轻轻吹拂，清澈的河水在江中静静流淌，树木和庄稼染黄了洣江两岸，菊花和各种无名野花漫山遍野，起伏的丘陵上茶园密布，一片片竹林簇拥着宁静的村庄，青瓦白墙的低矮农舎屋顶上飘出缕缕炊烟。看着这美丽如画的景色，心里就涌起了一丝希望，这世界终究还不是一片漆黑。
照片NO.4: 在井岗山合影，
前排右起：王连长、小任、三位女士；
后排右起：大 林、陈师傅、小卢、作者、老毕
干校的三年中的确还有一些令人愉快的回忆。1971年秋天到井岗山的旅行，就是其中之一。这是干校组织的。我们参观了茨坪的井岗山革命博物馆，游览了美丽的黄洋界，吃了当年红军吃的黄米饭、南瓜汤。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次公费旅游。同行的有新闻司副司长毕季龙（我们都叫他老毕）、连长王雨林，师傅陈辉、同事小卢、小任和大林等。这些人后来在各自的岗位上，都做出了很好的成绩，毕季龙当上了联合国副秘书长，小卢成了的中国航空公司（香港）总经理，陈辉是中国日报副总编辑，王连长当上了外交部机关党委书记。大林成了一家报社的高级编辑，发表过许许多多的文章，出版过两本书。小任在北京一家国营公司当经理，主要做外贸，为国家赚取了大量的外汇。
另一件令人愉快的回忆是结交了一个农村朋友蔡清元。他原来是虎踞公社的干部。文革开始后因为他当小学老师的妻子是地主出身而被罢免了职务，在镇供销社猪肉店当屠夫。干校自己养猪，食堂用的猪肉都是自己屠斩，干校干杀猪这活的是大林。大林的师傅就是蔡清元。杀猪时，我小任和小卢等也常去帮忙做下手。猪被屠杀时，总会垂死挣扎，我们的任务是将猪按住。大林的任务是动刀子，然后去毛，开肠破肚，收拾干净。这样，我们几个人都成了蔡清元的好朋友。
蔡清元夫妇都是知识分子，比我们这几个小青年大几岁，与我们很合得来。他常邀我们几个人到他家喝酒。酒是他自己酿造的米酒，酒精含量不高，很甜。我的家乡也有类似的米酒，因此我非常爱喝。下酒菜是从洣江边上沙滩上抓来的甲鱼和他从镇猪肉店拿回来的下水，还有刚从自己家菜园子中割下的新鲜蔬菜。这些东西经过蔡清元爱人精心制作后，实在是太鲜美了。每次在他家吃喝，就好像是神仙过的日子，感到人间还有真情在,忘却了一切痛苦和烦恼。这是我在干校最美好的记忆。
干校自己养猪，种菜。食堂里干活的除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外，还有一位名副其实的大师傅，是我的一个很要好的朋友，我们叫他孙师傅，是特级厨师。外交部从全国各地调了许多高级厨师，主要是派往中国驻外各使馆工作，他们都能独立地做出最为丰盛的宴会。由于这些原因，干校食堂的伙食很不错。我们在食堂干活的人，吃得比别人还要好一些。当地老百姓编了一句顺口溜来形容我们这些“五七战士”：穿得破，吃得好，每人一块大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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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0-16 14:1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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