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夏堃堡 于 2011-10-18 23:02 编辑
1972年底，我从外交部茶陵“五七干校”，被分配到了中南矿冶学院工作，担任该院和湖南大学合办的英语专业的教学工作。英语专业共有两个班，矿院和湖大各一个班，每班为20人左右。设置该专业的主要目的是为这两个学校培养英语教师，所以也称英语师资班。这个班已经上了一年，我去时他们已是二年级了。两个班都设在湖大，因此，我就在湖大工作了。湖大在一个教工宿舍给我安排了一间房子。这宿舍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静一斋。静一斋就在岳麓山下，离号称中国四大名亭之一的爱晚亭不到100米。经过了六年文革的狂热、沉沦、痛苦和磨难，我在这里度过了一段快乐的时光。
湖大依山傍水，前临湘江，后枕岳麓山，校园是开放式的，四周没有围墙或篱笆，到处林木荫翳，环境幽静雅致，各种花草树木，四季繁茂。湖大的前身是岳麓书院，是宋代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始建于北宋开宝九年（公元976年）。南宋著名的理学家朱熹曾在这里讲学。1925年成立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的老房子就在我住的宿舍对面，当时大多用作教工宿舍。外交部分配到湖大的老吴夫妇就住在那里。静一斋是一组由几排两层小楼组成的建筑，设计别致，每排房子前都有走廊，走廊前有小花园。我住在一排一层，前面是高大的桂花树。每年8月，桂花开的时候，花香扑鼻。湖大的礼堂、图书馆和教室等大多数建筑是解放初期按梁思成的设计风格建的大屋顶房子，青砖灰瓦，十分雄伟。
一位叫刘恭斐的老师原来教矿院那个班，学校让我与她合作一起教这个班。刘老师是一位年轻女教师，上海人，留一头短发，戴着近视眼镜，显得文质彬彬。她一开口，我就知道她是上海人。我告诉她我也是从上海来的。大家都很高兴。她告诉我，她原来和一位姓蒋的老师合作教这个班的主课《基础英语》。两人教一门课，用同一本教材，按周轮流执教，一人在一周内教完一篇课文。蒋老师是马来西亚归国华侨，全家已被批准回马定居，因此把我调来代替他。她说这个班现在已是二年级，问我是否仍按此办法合作。这种教法以前我没有听说过，心里十分怀疑它的效果，但刘老师说这办法效果还不错。我从来没有教过书，不便提出不同意见，因此说：“就按原来的办法吧。”
我和刘老师合作得很好。刘老师毕业于上海外语学院英语专业，语言功底十分扎实。她已教了几年书，有相当的教学经验。我按北外我上学时老师教我的办法来教，原则是“听说领先，听读说写全面发展”。刘老师也给我传授了许多的经验。开始时，我上课时，她总来旁听，对我的教学经常提出非常好的意见。我也经常听她的课，学习她的教学方法。我们也经常在一起备课。在刘老师的帮助下，我很快熟悉了教书这个工作。上课以前，我都非常认真地备课，写好教案，然后在静一斋我的宿舍里彩排一遍，才上课堂。我的这些学生是文革大学停课后通过高考招收的第一批学生。他们大多出身工农家庭，学习都很用功，但因为智力和文化基础等方面的差异，成绩参差不齐。刘老师和我对所有学生都一视同仁，对成绩差的学生往往多花点时间和精力。学生一般都在宿舍里做晚自习，复习功课。刘老师和我经常晚饭后到学生那里给他们辅导功课，重点帮助那些学习有困难的学生。
我和学生和老师们建立了非常友好融洽的关系。当我站在教室里，对着那些可爱又好学的学生，用英语讲课的时候，当我的学生用流利的英语回答我的提问的时候，当学生们亲切地叫我“老师”的时候，我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快乐。文革以来，我做了一场恶梦，所学知识和本领一点也没有得到应用。现在用上了，我觉得自己的人生价值得到了体现。
我每天早上一个人爬岳麓山，呼吸新鲜空气，在那里做小学时学会的早操。我经常钻到松林里采拾蘑菇,拿回宿舍做面条吃。刘老师也住在静一斋。记得第一次拾了一堆蘑菇回到宿舍时，刘老师连忙走过来，表情严肃地用上海话说：“有的蘑菇是毒的，不能随便吃的！” 她然后从我手中挑出了几个可能的毒蘑菇，然后教我怎么识别，说“凡色彩鲜艳或背面是平的都可能有毒，不能吃的”。开头几次，我都请她为我鉴别，但我很快掌握了诀窍，以后就可放心大胆地吃我自己采拾的蘑菇了。我从北京带去一个煤油炉，早晨用它做蘑菇肉丝汤面，当早餐，那真是美味可口。
中午和晚上都到食堂打饭，拿到宿舍吃。我在干校时的第二任烧火师傅李朝增分配在湖大教英语。老李也是单身一人，也住在静一斋。星期日，我和老李常常一起到岳麓山下的一个小饭馆吃价廉物美的三鲜炒面。与我们一起工作的湖大老师也常在周末请我们去作客，吃湖南特产腊肉、腊鱼，鲜美异常。刘老师更不时在星期日请我和老李与她全家一起喝肉汤。刘老师家在静一斋的二排一层，全家三口，与我一样只有大约12平方米的小屋。刘老师的丈夫在衡阳的一个中学教书，星期日才能回长沙与妻儿团聚。那时猪肉凭票供应，每人每月半斤。这点有限的猪肉，刘老师都用来做每周一次的肉汤了。星期天早上，她就在她家门口的走廊里架起煤炉，生上火，将一个装满水和猪肉的砂锅放在上面。水烧开以后，放进葱、姜，然后用微火慢慢地炖。一个小时后，猪肉已经烂了，再放入盐，再煮一个小时，放入白菜，过几分钟，这鲜美的肉汤就煮好了。要请我们的时候，她就打发她的儿子王钢来叫。有时我们推辞，她不是亲自出马，就是让她丈夫来叫。盛情难却，我们就去了。
那时文革尚未结束，但我好像躲进了一个世外桃源。在这里，已看不到人与人之间的争斗和撕咬。我和老李经常在晚饭后，一起散步。有时走到已是面目全非的岳麓书院，缅怀昔日曾经孕育了博大精深的湖湘文化，培养了许多伟人的书院的辉煌历史；有时在爱晚亭里坐一会，重温唐代诗人杜牧的诗句“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有时走到山上的麓山寺和云麓宫，追寻历代文化名人、思想巨子、得道高僧、骚人墨客在此留下的足迹；有时走到旧民主主义革命先驱黄兴、蔡锷的墓前，缅怀先烈为中国的富强和民主建立的丰功伟绩；更多的时候是欣赏山上那无比美丽的景色：冬天玉树琼枝，银装素裹；春天满山葱绿、杜鹃怒放；夏日泉水流淌，幽静凉爽；秋天枫叶流丹，层林尽染。
（照片5：作者在爱晚亭旁） 我也经常来到湘江边上，但见江水如曳帛带，桔洲浮碧江心。对着流淌着的湘江水，心里总会涌起对远方亲人的无比思念。我常常默唸着经篡改了的革命样板戏中的台词：“盼星星，盼月亮，只盼着深山出太阳，只盼着早日与妻儿来团圆。”
除思念之苦外，我也遇到过别的不如意的事情。我有一件的确良面料的中山装，是刚从北京化了18元钱买的。这衣服，在当时是最时髦的男装，我经常穿在身上。湖大不止一位老师对我说：“夏老师，你总是穿得那么漂亮。” 一个星期日的上午，我把这件衣服洗干净后晾在了宿舍的天井里，然后到岳麓山上去散步了。中午回来时，发现这衣服不见了，我连忙找到了居委会主任。她是一位热心的老大妈。我告诉她丢了的确良中山装，请她帮忙找找，她答应了。过了几个小时后，她来到我的房间，对我说：“我到处都找了，没有找着，看来是被人偷走了。以后不要把好衣服晾外边了。”我对她表示感谢，心里十分难受。我当时每月工资50多元，18元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后来，我回北京又买了一件同样的衣服，洗后就晾在房子里了。
1975年英语师资班进入了最后一个学年。5月，学校组织学生到韶山毛泽东家乡劳动。我和学生一起徒步走到韶山，在那里和他们一起在毛泽东故居前的稻田里插了几天秧，就回长沙了。学生们则在那里劳动了一个月。学生回来以后，接受了一项新的任务。当时武汉钢铁厂从日本进口了一套1.7米轧钢机设备，其安装和运转的说明书全部是英语的。部分负责安装的工程技术人员还将派往日本学习，学习班将用英语教学。中南矿冶学院受冶金工业部的委托，负责对这些工程技术人员进行英语培训。因此办了一个“0七工程外语培训班”。刘老师和我，还有我们的学生就担当起了教学任务。两个老师负责上课，学生们负责辅导。这项工作算作学生的毕业实习
这个班设在中南矿院。因此我和刘老师都搬到矿院居住了。当时我属基础课部下的外语教研室领导。基础课部办公室有一位女干部，40多岁，我们叫她张老师，她的丈夫是矿院一位很优秀的教金属材料学的教授。我到办公室办事，经常能见到她。张老师见我孤身一人在长沙，也可能从我的眼神中看到了我的忧郁。我去她办公室时她常主动与我聊天，说一个人在外边不容易，问我有什么需要帮助。我告诉她：“我在这里大家对我很好，一切都好，就是想家，希望调回北京。” 她安慰我说：“不要着急，你早晚会调回去的。” 她还对我说：“夏老师，星期日到我们家坐坐,别一个人闷着。”
在一个星期日，我到了张老师家。她的家在矿院的教工宿舍区，是一个有两间卧室和厨房、卫生间的房子。在当时来说，这是很好的了。当时，她丈夫和大女儿在。她给我介绍说：“这是我爱人。这是玲玲，我女儿。” 玲玲是个20岁左右的大姑娘，圆脸，肤色白晢，十分美丽。她与我打了招呼以后，就到另一间房间去复习功课了。张老师告诉我，玲玲在湖南某市一个师范学院上学，所学专业是中国语言文学。玲玲还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妹妹，都在上学，那天不在家。我和教授开始聊天。他给我介绍中南矿院的情况，说该校的采矿、矿物加工、地质、冶金、金属材料等学科在全国是名列前茅的，有多位从苏联和美国留学回来的教授。这时，张老师给我端出了一碗吃的东西，送到了我的面前，说：“没有什么可以招待你的，你乘热吃了吧。” 我一看，是一碗牛奶，里边放了两个鸡蛋。我犹豫了一下，鸡蛋当时是定量供应的，我有点不好意思。张老师一个劲地说：“吃吧，吃吧，别客气！” 盛情难却，我就吃了。这时，玲玲从里间走了出来，手里拿着一本书，有点腼腆地说：“夏老师，我在复习英语，有一句话不会，你教教我好吗？” 我告诉了她。
过了几天,刘老师对我说: “ 张老师让我问你，能不能请你在周末给她的女儿玲玲辅导英语。她自己不好意思开口，让我对你说。” 我当时就一口答应了。因为，周末我也没什么事。这样，从1975年8月开始，一直到年底，我几乎每个星期天都到张老师家给玲玲辅导英语。每次去，第一件事是吃张老师给我端来的牛奶鸡蛋。开始时我还推辞，后来就不推辞了，因为推不掉。她有一本英语教科书。我按课本顺序，一课一课地辅导，开始纠正她的发音，后来又给她讲解语法，帮她练习会话。玲玲聪明好学,进步很快。她母亲对我说:“玲玲觉得收获很大。” 我很喜欢这个学生，学生也很喜欢我这个老师。她母亲后来对我说：“玲玲说：‘嫁人就要嫁夏老师这样的人’”。
1976年初， 我被借调到岳阳化肥厂担任外国专家翻译。1978年11月，经过中国科学院我的朋友潘世起的帮助，我调回北京工作。我从岳阳回到长沙，穿梭于静一斋、荣湾镇和左家垅之间，与湖南大学和矿冶学院的同事和朋友们告别。三年前，我在那里结识了张老师和玲玲、刘老师和其他几位老师，他们们是我最好的朋友，还有分配在矿院和湖大的我的学生，他们已经担负起这两所高等学府外语教学的重任。他们都为我在北京找到了工作而高兴，向我表示祝贺。我感谢他们对我的关心和帮助。
一个狂风暴雨的傍晚，我刚走出一个朋友的家，行走在矿院的校园里，突然响起了轰轰的雷声，下起了瓢泼大雨。我立即在校园里逛奔起来。当我回到我居住的矿院招待所时，已是浑身湿透。我全身发冷。我得病了，当天晚上就发高烧。我住进了矿院医务室，医生给我做了检查，说体温摄氏39度，得了重感冒，给我打了针，吃了药。第二天，可能是医务室通知了外语教研室，刘老师、张老师和玲玲都来看我来了，还有杨楠老师，他是外语教研室主任，还有我的学生们。以后三天中，刘老师和张老师轮流给我送饭，给我送来适合病人吃的面条、米粥、牛奶，还有鸡蛋。
三天以后，我病好了，我启程回北京。刘老师、张老师和我的学生们，一大堆人将我送到矿院大门口，与我告别，依依不舍。留校当老师的彭金定等两名学生把我送到车站。他们都说：“到了北京，你不能忘了我们呀，你一定要回来看我们呀。”
在长沙的三年时间里，他们给了我许许多多的体贴和温暖，给了我许许多多的力量和勇气，使我这几年孤苦伶叮的生活中有了一些欢乐；使我在严寒以后得以复苏；使我获得了前进的勇气。我以后在事业上能取得一些成绩，要归功于他们。我是永远也不会忘记他们的。
照片No6: 与毕业班学生合影，第二排是老师， 左二为刘老师, 右一为李朝增，右二为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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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0-18 20:5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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