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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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屈指算来，父亲已经走了整整二十五年了。四分之一个世纪，足以使很多事情变得模糊，但有关父亲的一切，却像记录在芯片上的信息般，牢固地“刻录”在我的脑海里。每有闲暇，它们便会栩栩如生地浮现在我眼前，是那样的生动和鲜活。

    父亲年轻时当过几年兵，还给刘少奇担任过警卫员，这是他一生中最值得炫耀的一段经历。也许是因为这段经历，没有文化的父亲在复员后当上了村里的团支部书记。但是好景不长，“文革”开始了，荣耀变成了耻辱，父亲的村干部也当不成了。

    因为身体不好，治保主任让他参加了护秋队，还发给他一杆枪，也算是给他一条出路。记得有一年春节，我让父亲给我买鞭炮，父亲没钱，但他却让我放心，说到时候保证给我一个惊喜。果然，大年夜里，父亲朝天放了三枪。TOEIC为了那全村最响亮、最有特色的“爆竹”，我在小朋友中自豪了足足仨月。但父亲却惨了，为那三颗子弹，没少给治保主任赔笑脸。

    父亲的脾气很暴躁，经常无缘无故地发火，一发火便会没头没脑地打我，不管是炉钩子还是煤铲子，随手抓来就用，完全不计后果。

    但父亲更多的时候却是一个人默默地吸烟，一支接一支，吸得满屋里都是辛辣味。有时半夜一觉醒来，仍会看到父亲坐在小马扎上抽烟，模糊的轮廓映在窗户纸上，偶尔还会听到他粗重的叹息声。

    父亲的烟瘾极大，是一杆十足的“老烟枪”。黑土地上长出的关东烟素以味道辣、劲头足而闻名，没吸过关东烟的，冷不丁吸一口，能把人冲个跟头。アルバイト但父亲仍觉不够劲儿，他卷的烟筒比大拇指还粗。父亲有严重的支气管炎，一抽烟就咳，有时咳得气都喘不上来，咳得我心尖直颤。每逢这时，我就一边为父亲捶背，一边劝他戒烟。父亲喘息稍定，说，小子你懂什么，抽烟是治病的，我咳嗽的时候，抽上两口就能压咳呀。我仔细观察了一阵，发现还真像是那么回事。
    父亲种别的不行，种烟却不含糊。每到春天，他就在菜园里耙出一小块地，然后用塑料布和细沙做成苗床，把上一年秋天精心采摘的烟籽育上。几天后，嫩嫩的烟苗便出来了，这是父亲最操心的时候，他像呵护自己的眼睛一般，整天守在苗床前，直到移植成功。然后是田间管理，直到深秋把烟叶晒上架了，父亲才会松一口气。也难怪父亲这么用心，这三分地的烟不仅可以供应父亲抽一年，而且也是我们家一个重要的经济来源。キャッシング平时的油盐酱醋，过年时给我买新衣服，都指望着它们呢。

    一到年根儿，父亲就背上一大捆烟，搭车到县城的集贸市场上兜售，那时烟草还没有实行专卖，自种的烟可自由买卖。我家的老旱烟质优价廉，好卖得很，去买的人有很多都是回头客。有一年秋天，晒好的烟刚下架就招了贼，那贼“胆大心细”，一把都没给父亲留下。父亲伤心极了。几天后他到市场去明察暗访，就有人提供线索，说你的烟是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人，以什么价格卖的。尽管那年左邻右舍你一把他两兜的没少给我们家送，保证父亲的烟断不了顿，但油盐酱醋的供应明显少于往年，过年时我的新衣服自然也免了。

    现在想来，我仍替父亲感到难过，那是父亲一年的希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