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年底，我调回北京，结束了九年的与妻儿长期分居的生活。不久，我女儿夏雪出生。她和她的哥哥夏雷相差九岁。我在中国科学院环境化学研究所，负责外事工作并兼教该所科研人员英语，工作十分忙碌。
1981年3月的某一天，我接到了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办公室外事处邹宪荣处长的一个电话，他说：“老夏，请你到我这里来一下，我们有重要的事要与你商量。” 当时国务院环办挂靠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简称建设部。该部设有一个外事司，其中有一个处专门负责环保方面的外事工作，属外事司和环办双重领导。大家称邹宪荣处长为老邹。
我到了甘家口的建设部，找到了老邹的办公室。
老邹对我说：“我们想请你出国当翻译。” 我听了一阵惊喜。当时中国改革开放不久，出国的人很多。过去的两年中，我在环化所给不少科研人员办过出国手续，但自己还从未有过此等好事。
老邹然后给我介绍了具体的工作任务：“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将于今年六月中旬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召开第九届理事会，会议提供五种联合国语言的同声传译。环境署秘书处要我们从国内选派五名称职的中文翻译为会议服务。我们决定请你参加。此事已报领导批准。你看如何？” 我立即回答：“好啊！” 他然后给我介绍了有关出国的具体安排，包括置装和旅行等。他说：“待我们收到会议文件后，你再来一次取文件。你一定要仔细研究，这样才能做好翻译”。我连声说“是！” 老邹然后把我领到主管外事工作的环办副主任曲格平的办公室。曲热情地起立与我握手。他将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环境署理事会。我从1979年起，曾多次给曲主任当过翻译，他一直想把我调到环办工作。这时，曲问我：“你什么时候能调来呀？” 我答道：“刘所长不放我。” 他说：“我会让建设部人事局与环化所商量办理此事的。调来后作为环办的人出国，多好！” 我说：“是呀，我实在希望能办成。”
后来，建设部人事局派了一名干部，带了一封商调函去了环化所。但是也没办成。我仍安心在环化所工作。
出国准备工作有好几项。首先是业务上的准备。过了一个多月，我到老邹那里领了中文和英文文件各一套，有空就阅读、研究。两个月的准备，可以说是十分充分。我对会议要讨论的各项议题可以说是心中有数了。
护照、签证和机票等与旅行有关的事情，都是老邹和他的下属沈建国给办的。沈建国是个年轻人，因此大家叫他小沈。他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学院。这次和我一样要去当同声传译。我和他后来成了朋友，20多年后他步我后尘，也到了内罗毕，在联合国人居署做官。
到肯尼亚还有一件麻烦事，就是要接种预防两种传染病，即黄热病和霍乱的疫苗。我按要求早早的去办了。
除此以外，还要出国置装。“出国置装”是咱们中国人特有的一个词汇。现在谁要出国，走出家门那一家服装店立即可以买到合适的服装。那时要出国置装，可就麻烦了。全北京只有两个铺子可以办这事。一个是在三里屯的出国人员服务部服装部，另一个是东交民巷的红都服装店。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在那里做衣服。你必须持有部级单位开具的出国置装证明才行。红都服装店是个老字号，而出国人员服务部服装部是个新店。我决定去红都做。这时候，正好碰上了我的一个朋友、外交部所属外交人员服务局副局长张黎光，说起出国置装，他说：“红都有个陈文元老师傅，手艺很好，专门给中央领导做衣服的。我在礼宾司当处长时经常带外宾请他做衣服。我自己出国置装也总是找他，与他很熟。我给你写个条子，你让他做，比较保险。” 我当然很乐意。 我在建设部开了一个证明，到财务处领了出国置装费，拿了张黎光的条子，找到了陈师傅。陈师傅很忙。他正在给乒乓名将李富荣量衣。我等了半个多小时。他热情地接待了我，给我量衣。他一边量，一边对我说：“做衣服，最主要的是量这一道工序，俗话说，‘七次量衣一次裁’。把尺寸弄合适了，衣服就会做好。” 我在环化所搞外事，按规定用公费做过一套毛料中山装。这次我决定仿效曲主任，做一套西服。量衣、试穿和最后取衣，我去了三次红都。这第一次出国置装，是件大事，我太太每次都陪着。我第一次穿上了西服，对着镜子一照，哈，还真不错！我太太说：“比穿中山装精神多了！” 我那时瘦，中山装穿在身上，撑不出体型，显得更瘦。而穿上剪裁合身的西服，就显得很漂亮。但是任务还没有全部完成。我还需要有几件像样的衬衣。那时商店里也有衬衣出售，但花色品种十分有限。在正式场合，穿西服要戴领带，衬衣领口大小必须合适，尤其是不能太大，不然就会变成“土八路洋打扮”。因为瘦，我走了许多大商场也没有买到领口大小合适的衬衣。没办法，只好去做。红都只做外衣，不做衬衣。我去出国人员服务部做了几套，同样化了很多时间。这样，出国置装任务总算完成了。不容易呀！
数年后从报上看到一则消息,说老布什总统卸任后来华访问,带着妻子芭芭拉到红都请陈文元师傅做衣服。陈师傅可说是那个时代的中国时装大师。
就这样怀着激动和兴奋的心情准备了三个月以后，我们踏上了奔赴那遥远的肯尼亚的旅途。我们不知为什么没有与曲格平同行。我们这一行由邹宪荣处长带队。同行的还有一位是外交部国际司的干部。他同老邹是代表团成员。翻译中除上面提到的小沈外，还有英语《中国妇女》杂志社资深编辑马先生，我们三人是英语翻译。此外还有两位法语翻译，一位是外交学院的女老师，另一位是后来先当外交部发言人,后当驻外大使的朱邦造。
我们一行七人在北京机场集合。我们中大多数人是第一次出国。为纪念这有意义的日子，我们在北京机场集体摄影留念。那时是六月中旬，已是夏天。男同志大多带了领带。这第一次出国，第一次乘坐国际航班，第一次带领带，给了我许多的好奇和兴奋。
我们乘坐巴基斯坦航空公司的航班，从北京到了卡拉奇，在那里停留了三天。第一次出国，原来的目的地是东非的肯尼亚，结果阴差阳错，第一个访问的国家成了南亚的巴基斯坦。这个故事在后面的一篇文章中再讲。三天后，我们又搭乘巴航飞往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在那里换乘埃航抵达内罗毕。中国常驻联合国环境署副代表李金昌和代表处随员王之佳到机场迎接。
我们被安排在中国驻肯尼亚大使馆居住。中国使馆位于WOODLANDS 路。一进大门，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我们高声欢呼：“呀！我们回家了！”一个很大的院子，院内长满热带花草树木，特别是开着花的大树般的仙人掌分外耀眼。办公楼有点陈旧。里边有一些很别致的平房。我们每人一间，安顿了下来。
代表团于我们到达的第二天上午召开预备会。这是个星期日。我们不是代表团成员，但也被邀请列席。曲格平团长主持。中国驻肯尼亚特命全权大使兼常驻联合国环境署代表杨克明为副团长，也出席会议。会议讨论了与会方案,总的精神是支持环境署工作,维护我国和发展中国家的权益。 照片12：曲格平主任（前排右二）和杨克明大使（前排右四）和代表团团员、翻译和打字员在大使官邸前合影，后排左三为作者
当天下午，我们到位于GIGIRI的环境署办理有关手续。我们首先见了执行主任办公室主任卡尼亚罗先生。他给我们交代了任务。卡先生是肯尼亚人。过20年后，当我成了一名环境署官员的时候，他成了我的顶头上司。然后我们到了理事会秘书处，注册和领胸卡。每人还还领了一张支票，包括支付给我们的两笔费用。一笔是per diem ，即生活费，另一笔是报酬。每人总共3000多美元。按当时的比价，约合人民币一万元，对我们来说，几乎是个天文数字。如果我们占为己有，立即可以成为万元户了。但当时国家有规定，公派出国工作的收入一律上缴。我们后来都按要求到设在联合国内的银行兑换成美元现金，然后交给老邹，由他统一带回国内上缴给建设部财务部门。
联合国环境署第九届理事会于周一上午10时召开。当时GIGIRI联合国大院内无大的会场，因此会议在位于内罗毕市中心的肯雅塔国际会议中心召开。肯雅塔是领导肯尼亚人民在1963年取得独立的肯尼亚共和国的开国元勋，第一任总统。肯雅塔国际会议中心是这个城市标志性建筑，建于1969年，1973年完工。中心由两个连在一起的建筑物构成，一座是高28层圆塔形的建筑，一座是伞型低矮建筑。外墙材料全部由天然花岗岩建成，显得十分雄伟。在中心外的广场当中矗立着肯雅塔的青铜塑像。坐像背面的英式建筑原为肯雅塔的总统府，现在是高等法院，坐像右手为英国风格的市政厅。看了这些建筑，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当时人们称内罗毕为非洲的小巴黎了。走进会议中心，我也为这座大厦的内部设计和装修的讲究所叹服。全体会议的主会场十分壮观, 但与北京的人民大会堂相比, 还略为逊色。但这里的卫生间给我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地面和墙壁都用天然大理石装修。中间两排洗手盆十分考究，前面是长条大镜子，还有电手干燥器。我在北京还未见到如此现代化的卫生间。 照片13 ：作者在内罗毕乌呼鲁公园，后面最高的建筑是肯雅塔国际会议中心
我们找到了我们工作间。当时有五种联合国语言，即中、英、俄、法和西班牙语。每个语种一间。我这是有生第一次见到同声传译室及设备。秘书处的技术人员过来给我们讲解如何使用这些设备。我们很快掌握了。我们五人分成两组。开头两天会议称为全体会议，只在一个会场。我们两组分上下午工作。以后往往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会同时进行，每组负责一个会议。在一个组的每人翻译20分钟，轮流进行。 同声传译实在是一件苦差事。你的耳朵、大脑和嘴巴得同时紧张地工作。中外文都要好，反应要快，对会议讨论的内容要熟悉，还要有一定的技巧，才能做好工作。我们几个大多开始时有些不习惯，一天下来后，基本摸到了门道，关键的是那些重要的地方，特别是有争议的地方，一定要翻对了。理事会开了两周，我们五个翻译工作都很卖力，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在周末，使馆司机开着代表处的轿车，送我们到内罗毕国家公园等旅游景点参观。回国后我还写了一篇题为《内罗毕天然动物园漫游》的文章，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 照片14：在肯尼亚十四瀑布前，左起：邹宪荣、朱帮造、外交学院法语教授、沈建国、大使馆司机、作者
会议结束前几天，大使馆参赞华人琴找到了我，对我说：“大使翻译储广友生病了，使馆没有其他人能胜任此工作，想请你留下来给杨大使当一段时间翻译，你看如何？” 杨大使是一位老革命，文革期间担任外交部干部司司长，曾亲自到湖南，将我们分配在当地工作。华参赞提出要我留下给他当翻译时，我开始有些犹豫，但也不好拒绝，就说：“这事恐怕要请示曲主任,还有我的工作单位．．．．．．” 华参赞说：“已经请示曲主任了，他已经同意，还请示了国内，外交部和国务院环办也都同意了，也征得了中科院环境化学研究所的同意。” 这是组织的决定，我只好服从了。
每天上午上班以后，第一件事是给杨大使读报，将当天《Daily Nation》(国家日报) 等肯尼亚报纸上的重要新闻讲给大使听。如有重要内容需要报给国内和需要处理，大使会指示馆内有关人员去办。但作为大使翻译的最主要的任务是陪大使出席外交活动，出席在国家宫举行的欢迎外国来宾的仪式、肯政府的庆祝或纪念活动和外国驻肯大使举行的招待会等。
我陪大使参加过的最隆重的一次活动是在乌呼鲁公园举行的一次莫伊总统出席的群众大会。各国使节都在主席台就座。杨大使被安排在第二排，我坐在他的边上。肯尼亚各部部长等要人坐第一排，这排中间放一把像中国古代皇帝的宝座那样的大椅子。是总统的座位。当所有人入座以后，总统才入场。总统手持权杖，精神抖擞地上了主席台，首先和前面两排的来宾握手。走到杨大使面前时，还停了下来，说：“阁下，欢迎你。” 杨大使连忙说：“总统阁下，我郑重地邀请你到中国大使馆作客。” 莫伊说：“谢谢你。” 我如实地做了翻译。这是我有生第一次给大人物当翻译，心里有点紧张。杨大使显得很高兴。整个活动，就是莫伊总统一个人讲话，他一会儿说英语，一会儿说斯瓦希里语，慷慨激昂。我将他说的英语的一些主要内容在大使耳边轻声译为中文。大使事前已经交代，说不必细译，第二天报上会登他讲话全文，那时可再给他详细翻译。
总统讲完话后，会议即宣布结束，总统首先离开，然后各国使节也顺序走出会场。当杨大使和我正走着时，一位也是从主席台上走下来的外交官向我们走来。此人穿一套黑色竖领制服，白色内衣，颈上套一个白圈，非常奇特。他用英语对杨大使说：“对不起，阁下，我能与你说一句话吗？”。我把此话译了出来。杨大使立即说：“可以。” 他们两人就走到了旁边，我也跟了过去。那先生说：“大使阁下，我受梵蒂冈政府的指令，向你转达我国政府希望与贵国建立正常关系的愿望。” 这句话我听得很清楚，但此前，我只知道梵蒂冈是罗马教廷所在地，不知道它是一个独立国家，更不知道它在国外还派有使节。因此有些犹疑，就结结巴巴地说：“他说他是梵蒂冈的”。杨大使说：“是的，他是梵蒂冈驻肯大使。” 听了大使的话，我连忙把那句话翻了过去。杨大使回答说：“中国政府也有同样的愿望。” 梵蒂冈大使又说：“作为第一步，我方建议首先在广州建立一个办事处。” 杨大使回答说：“我会把阁下的话报告中国政府。” 对方表示感谢，然后就告别了。后来，杨大使对我说，与梵蒂冈建立正常关系，梵蒂冈必须断绝同台湾的所谓“外交关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同时，梵蒂冈不得干涉中国内政，包括不得以宗教事务为名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杨大使说，这事不是在短时期内能办到的。回到使馆，他立即让有关馆员发报给国内，报告了有关情况。 照片15：肯尼亚《国家日报》1981年6月19日刊登的照片，作者陪同
杨大使出席菲律宾大使举行的菲国庆招待会,左一为卢旺达驻肯大使Ildephonce
当时使馆每周几乎都要放一次电影。片子大多是由信使从国内带来的。我留下后的第一个周末，使馆照例在通常用作餐厅和会场的多功能厅放起了电影，我和大使馆的馆员们一起观看。这是一个外国原版电影，对白完全是英文，也没有中文字幕，内容是《天方夜潭》故事。我很有兴趣地看完了这个电影。第二天是星期日，负责办公室工作的姚毓华问我：“昨天的电影大家都没怎么看懂，你看得怎么样？” 我说：“没问题。” 她就说：“今天晚上想再放一遍，你能否给大家翻译一下，或者讲讲主要内容？”我说：“可以”。这样， 晚上，我就又当了一次同声传译。事后，大家反映说：“这个翻译水平真高。”华人琴参赞对我说：“你翻得真好，谢谢你。” 还感叹道：“当时，把你们调出外交部，眼光短浅呀！”我在外交部时，华参赞是行政处处长，我认识他。在肯尼亚的任职结束后，被派到欧洲当大使了。
当时在使馆工作的干部，或临时因公出国人员，食宿交通由国家实报实销，国内工资照发外，每人每天有一美元的生活补贴。在我结束使馆工作时，华参赞对我说，“大使对你的工作非常满意，非常感谢你。” 他提出了生活补贴如何处理的问题。我工作了30天，可以领到30美元。我听说使馆小卖部出售一些免税商品。我试探着说：“我能否买一块手表。”华参赞说：“你的生活补贴还不够买一块手表，但我做主，就给你一块表了。”
这样，我带着这块瑞士出产的英纳格牌手表，高高兴兴地回到了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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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0-24 22: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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