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外交篇 11：我们共同的未来

夏堃堡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是1984年10月根据1983年联合国第38届大会通过的38/161项决议成立的独立于联合国的机构,由22个国家的23位政府要人、知名人士以及环境和发展领域的著名专家组成，挪威首相布伦特兰（GroHarlem Brundtland）担任主席。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审查世界环境和发展的关键问题，创造性地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现实行动建议，提高个人、团体、企业界、研究机构和各国政府对环境与发展问题的认识水平。

      该委员会在布伦特兰领导下用了900天时间,不辞劳苦，走遍了世界各地，同各国政府、科学家、企业家以及非政府组织和普通公民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和讨论，了解各国关于环境与发展问题的状况，对全球经济增长、技术、全球化，以及经济增长、资源耗竭和人口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影响等关键的环境与发展问题进行了深入和广泛的研究，同时也对为解决这些问题作出的国际努力的数量、质量和影响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写出了《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

      该委员会于1987年2月在日本东京召开了第八次委员会会议。中国著名生态学家马世骏是该委员会的委员。东京会议前，马世骏先生打电话给国家环保局曲格平局长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秘书处通知他，请中国政府派一名官员陪同他出席这次会议。他希望环保局派一名有国际活动经验，英语好，并熟悉环境与发展问题的官员担当此任，协助他工作。曲格平局长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告诉我这件事，并让我担当此任务。

      我和马先生见了面。马先生向我介绍了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情况，提供了有关的文件。他告诉我，这次会议主要是对他们已经起草好的题为《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进行最后讨论并定稿。他还向我介绍了委员会中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委员尚存在的一些不同观点。我和他就这些不同观点应如何表态交换了意见。据此，我起草了马先生参加这次会议的对案。经曲局长审批后，对案经外交部报国务院审批，得到了批准。

      这次会议在东京的王子饭店举行，布伦特兰夫人出席并主持了会议。会上，首先对《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草案进行了进一步讨论。马先生根据我们事先准备好的对案积极发言，对各有争议的问题都提出了我们的看法，主要强调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的原则，维护国家主权，包括国家对自然资源的永久主权、环境权和发展权的原则，尊重和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原则等。20多位委员围着长方形的会议桌就座，委员的后面是陪同人员的座位，我坐在马先生后面。马先生非常慎重，当他有什么疑问的时候就回过头来看看我，我就知道他需要我的提示了。会议用英语举行，有时候，马先生没听明白，或者不知道英语如何表达时，也会让我给他提示。我就这样配合和支持马先生的工作。
   

      照片30：布伦特兰夫人在东京会议上讲话（作者摄）

      会议进行到第四天的时候，从会场外进来了一个人，走到了布伦特兰夫人的边上，对她轻声说了几句话。布伦特兰脸上顿时显出了严肃和痛苦的表情，她在那里沉默了几分钟，然后抬起头来对大家说，我刚接到通知，挪威外交部长不幸因飞机出事遇难，我现在必须马上离开会议，回国处理这件事。说完了，她起身向大家告别，离开了会场。于是，会议在该委员会副主席原苏丹副首相、外交部长卡利德（Mansour Khalid）先生主持下继续进行。会议通过了委员会的报告，该报告取名为《我们共同的未来》。

      《我们共同的未来》是委员会的一项主要工作成果，是关于人类未来的重要文献。该报告指出，人类“需要一个新的发展模式，它不仅能使人类的进步在若干地方和若干年内，而且是在整个地球和遥远的将来持续下去。” 报告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并给它下了如下定义：“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

      会议还通过了《东京宣言》，宣言号召世界各国将可持续发展纳入各国目标，并提出八方面行动指南，包括振兴经济发展；改变发展质量；保护和改善资源库；保持最优化的人口数量；改变技术发展的方向，控制其危害；决策过程中协调环境和经济的关系；改革国际经济关系和加强国际合作。

      在会议期间，委员会秘书和行政主任林特纳(Warren H.Linder)单独约见我。他说，《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出版以后，要在每个洲挑选一个国家举行首发仪式，他们希望亚洲的首发仪式在中国举行，希望国家环保局能主办此仪式。我答应回国后报告政府，对他作出答复。

      回国后，国家环保局通过外交部给国务院打了一个报告，建议在中国举办《我们共同的未来》亚洲首发仪式。国务院批准了此报告。

      不久，我收到了林特纳的一个传真。他告诉我《我们共同的未来》欧洲首发仪式将于1987年5月11日至12日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并邀请我参加会议。

      我参加了会议，主要目的是学习首发式的组织工作。布伦特兰和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委员、匈牙利环境部和政府各部门的负责人和欧洲其他国家的代表参加了首发式。布伦特兰在会上介绍了《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的主要观点，特别强调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匈牙利环境部负责这次会议的组织工作。

      匈牙利环境部部长和国际司司长单独宴请我，探讨发展中匈两国在环境保护领域合作的可能性。
   

      照片31：匈牙利环境部长宴请作者

      会议期间，林特纳又约见我。他送给我一本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多达352页的《我们共同的未来》一书，同我商量了在中国进行首发式的具体安排。他希望我们能把《我们共同的未来》翻译成中文以在北京首发仪式上散发，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秘书处将提供翻译和出版这本书的财政支持。我向他承诺，我们将会做好这个工作。

      我回国后立即组织将此书翻译成了中文。为了赶时间，我们找了20人来翻译此报告，其中有国家环保局外办的同事王之佳、柯金良、张崇贤、梁思萃和张世钢、计划司的王德辉和环境科学研究院的张冀强等。我翻译了《前言》和《从一个地球到一个世界：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总观点》等部分，并对全书作了初步的校对。当时工作非常忙碌，我们都是在晚上加班加点完成的。由于时间紧迫，北京首发式前未能正式出版。

      《我们共同的未来》亚洲地区首发仪式于1987年7月1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会议取名为“世界环境与发展问题讨论会”。会议由中国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和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联合举办，我和国家环保局外事办公室的同事们负责了这次会议的组织工作。中国政府各部委的一些主要负责人出席了会议。会议代表入座后，我和我的同事们给与会代表散发了《我们共同的未来》的中文译本，并给部分懂英文的代表赠送了该书的英文原著。

      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部长叶如棠在开幕词中对《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给予了高度评价，说该报告是关于人类未来的一个重要文献，报告的主题是可持续发展，即在不危及后代人满足其环境资源需求的前提下，寻求满足我们当代人需要的发展途径。他说该报告的主题是正确的，提出的一些行动建议也是可行的，摆在各国政府和人民面前的任务是如何将这些建议变成具体行动。曲格平局长也在会上讲了话。

      布伦特兰因有其他重要公务，未能出席这次会议。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副主席卡利德向与会代表阐述了该委员会的观点，他说：“委员会希望通过你们的努力使广大中国人民了解《我们共同的未来》这份报告。当今我们要做的决策是人类历史上最为重要的。我们的目标是：消除贫困，保护地球环境，确保人类社会的平等与可持续发展。”卡利德还说：“最近召开的联合国环境规划理事会对《我们共同的未来》进行了讨论，并决定提交今秋召开的第42届联合国大会审议通过。在这之前，你们受尊敬的声音能影响中国在联合国大会中的立场。我们希望贵国的联合国代表能支持我们报告中提出的建议。”

      国务院副总理李鹏于当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代表团的全体成员，叶如棠和曲格平等领导陪同出席。卡利德向李鹏副总理赠送了《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李鹏赞扬了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为保护人类环境作出的努力，并对《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所提倡的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思想表示赞赏。会见以后，李鹏宴请了卡利德一行。在会见和宴请时，我担任翻译。

      会后，我到了世界知识出版社商量出版《我们共同的未来》一书事宜，该社编辑张光勤接待了我。我向他介绍了该书的重要性和出版该书的意义，他表示很有兴趣。请示领导后，他答复说他们同意出版此书。

      1987年年底，我不幸从自行车上摔下，右腿骨折，住进了医院。由于在治疗过程中连续出现医疗事故，在医院住了一年多。利用这个机会，我对《我们共同的未来》中译本的初稿进行了审定和修改。因为参加本书翻译的多达20人，水平参差不齐，前后风格和用词等都很不一致，译文中还有许多错误，例如，原文没有将可持续发展的定义翻译正确。我化了很多时间，逐字逐句进行修改。完成以后，我打电话给张光勤，张到医院将稿子取走了。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张光勤又来到医院看我，对我说：“我们总编辑看了《我们共同的未来》译稿以后说，原译文质量较差，经你修改审定以后，质量有了很大提高。”      

      我们翻译的《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文版由世界知识出版社于1989年12月出版。出版后受到热烈欢迎，几千册书很快销售一空。台湾地球日出版社于1992年4月据此译本出版了繁体字版。1997年吉林出版社又再版此书。

     

      我们的译文也不是一点问题也没有。在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我们共同的未来》一书中，我将sustainabledevelopment译成了“持续发展”。如此翻译，是因为我觉得“持续发展”是中文中的一个常用词，容易被读者接受。台湾地球日出版社的版本中改成了“永续发展”。后来，外交部资深外交官钟述孔发现了这个问题。他给当时主管环保工作的国务委员宋健写了一封信，说sustainabledevelopment译为“持续发展”不妥，应该译为“可持续发展”，并作了说明。宋健同志批示同意钟先生的意见。钟先生的信和宋健的批示发给了各有关部门，也到了我的办公桌上。看过以后，我觉得钟先生的意见很对。此后，“可持续发展”这个词在我国就被普遍采用了。1997年吉林出版社决定再版此书。我那时已经在内罗毕了。负责联系出版此书的我的老同事柯金良给我打电话，问我对新版本是否要作什么修改。我对他说，别的不用改了，但请将“持续发展”改为“可持续发展”。后来，我收到了吉林出版社出的《我们共同的未来》一书，翻开一看，全书都是用“可持续发展”一词了。

      《我们共同的未来》在促进全球的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根据该报告提出的建议，1989年联合国大会决定于1992年6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以讨论保护全球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和措施。

      我们翻译的《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文版在中国受到了热烈欢迎，许多在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领域工作的政府官员、专家、学者、教授和研究人员都读了这本书。我们翻译的可持续发展的定义被广泛引用。可持续发展成了我国的一项重要发展战略。